1960年，一封匿名讽刺信直达中南海，毛主席看后震怒：说了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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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旱灾仍在全中国蔓延，导致全国粮食大减产，另一边，苏联的债务也急需还清。

内忧外困下，农民吃不上饭，毛主席心中着急万分，他吃着警卫连从农村带来的糠菜窝头，又想起农民们过的苦日子，眼泪一下便流了出来。

为与全国老百姓们同甘共苦，毛主席不再吃肉，甚至许多天不吃粮食，为广大干部做出了积极表率，共渡难关。

可却有这么一个普通老师，他竟然亲自写了一封讽刺信送往中南海，信中他大肆批判毛主席的决策错误导致全国饥荒，还将其内容填成诗词《忆秦娥》。

看过信后，毛主席愤怒的捏紧了手掌。

可当主席从秘书口中得知来信者的来历时，又陷入沉默，最后只是轻叹了口气。

而这个胆大包天之人，他就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独子——陈掖贤。

陈掖贤的前半生是苦闷的，他有一个英雄的母亲——赵一曼。

1928年，赵一曼放弃优渥的生活选择参与抗战。彼时，她的肚子里正怀着她与陈达邦的孩子。

赵一曼与陈掖贤唯一一张合照

由于抗战工作环境恶劣，事务又繁忙，赵一曼难以顾得上孩子，陈掖贤险些出生在大马路上，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帮助，陈掖贤恐怕就早夭了。

赵一曼深感愧疚，认为自己忙于抗战，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童年，于是给陈掖贤起小名“宁儿”，希望儿子能够安宁幸福的长大，可惜陈掖贤没能得偿所愿。

1930年，正是风雨飘摇的年代，国难当头，赵一曼的身份又十分敏感，住处经常被敌人大搜捕。

陈掖贤出生后没过几天安生的日子，跟随母亲东躲西藏，受尽了苦头。赵一曼心疼孩子，可丈夫又在国外工作，只将将不到两岁的儿子送到大伯家。

年幼的陈掖贤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但他七岁时开始意识到，大伯不是自己的生父，家中三四个兄长之间的关系也与自己不同。

而他不知道的是，母亲赵一曼也在他七岁这年为国牺牲。

图为陈掖贤

生父并未对他有太多管教，陈掖贤的少年时光是一个人度过的，他也明白自己是寄人篱下讨生活，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所以性格内敛又忧郁。

养父家条件不错，中国解放前夕，陈掖贤就读上海文化大学一年级，这里发生了一件深深伤害他自尊的事情。

一天午后，他因为生病，留在学生寝室午休。没想到，室内闯进来一名“学长”想要强暴他！在他惊恐的反抗下，施暴者仓皇逃窜。

这件事情给陈掖贤留下极深的心理阴影，还加重了心中的自卑情绪。他意识到，自己不论在大伯家中还是在学校，都是弱者的身份，受到强者压迫。

其实早陈掖贤十二岁那年，他便和表哥约定：

可惜现实中的他多是空谈大志，儿时的梦想难以完成。

他这前半生，都没能得到他心中想要的“平等”。

“难道强者就应该欺负弱者吗？”陈掖贤十分不忿，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想要去寻找心中的“平等”。

在姑姑的帮助下，陈掖贤前往北京，在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他的学业非常优秀，按道理来说，他会如愿以偿，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成为一名外交官。

不过，他的人生总是毫无意外的出意外，由于多种原因，他只是被分配为本校的政治老师。

图为陈掖贤

当老师也行，陈掖贤并未抱怨。他备课认真，基础扎实，讲课得到同学和教研组的一致好评。而他讲课中也特别重视“平等”，从不会摆老师的架子，而是真正把学生当成同志。

他的信念不仅仅来自于“追求平等”的目标，也来自于他的母亲。

陈掖贤一直以自己的母亲为榜样，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叫赵一曼，而是从大伯口中得知母亲的真名李一超，但并不影响他想要追随母亲，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做一番贡献。

彼时，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火遍大街小巷，影片中革命英雄赵一曼历经日军种种酷刑却坚韧不屈的精神让陈掖贤感动万分。

电影《赵一曼》中赵一曼

而赵一曼留下的给儿子遗书更是让他潸然泪下，仿佛有切肤之痛，遗书中的话字字透着血泪。

赵一曼遗书真迹

陈掖贤对赵一曼的遗书感同身受，而黑龙江有关部门却找上门送了一份“大礼”，告知他：

“赵一曼是化名，赵一曼其实就是你的亲生母亲！”，接着，还要他去领取母亲的抚恤金。

陈掖贤脸上露出了不敢置信表情，后又迅速变为激动和哀伤。

激动的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是如此伟大的英烈；哀伤的却是，他没能再见母亲一面，他不肯领什么抚恤金。

陈掖贤有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母亲死后，我就要继承母亲遗志，代替母亲继续斗争，为民族解放大业努力！”

陈掖贤的前半生虽然有些苦闷，却走得一帆风顺，成年后新中国解放，他能读上书，最后还能成为一名高校教师。这份职业显然在当时的中国相当稀缺。

那么为何陈掖贤会逐渐偏激，后来更是一纸讽刺信写给了毛主席呢？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那句“性格即命运”。

性格有原生家庭的成分，陈掖贤自幼缺乏母爱又寄人篱下，自然有些自卑，学生时代被侵犯，更是加重其自哀的心理。

另一方面，有后天养成的原因。就比如，和陈掖贤接触过的人，都会评价道：

“这人实在是邋遢！”

其实，以陈掖贤的能力，本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可他的仪容仪表实在不佳，每日蓬头垢面，胡子拉碴。

要知道，外交官代表着国家的脸面，这样的个人仪表又如何能合适？

而且学校的领导也非常照顾陈掖贤，考虑到他是烈士之后，便在教工宿舍极端紧张的情况下，硬是给陈掖贤挤出一个单间宿舍，让陈掖贤毕业即有地方停留，能一心钻研教学。

可一段时间后，学校却发现了陈掖贤的性格缺陷——毫无个人生活能力！

陈掖贤的个人卫生简直是不忍直视，宿舍地上满是烟头和水渍，，床褥脏乱无边，上面竟然还散乱着一个没有套被面的棉絮，而下面铺着的却是一张凉席！

至于陈掖贤掌握经济开支的能力更是灾难！

作为大学老师，陈掖贤每月能拿到70元左右工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可是相当高的薪资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可陈掖贤每月拿到钱就随便花销，经常去食堂大吃“甲类菜”或者去大学门口买些昂贵的下酒菜、香烟和龙虱。

往往前半个月就把工资挥霍的一干二净，后半月吃不起饭了，就开始向同事借钱，向工会贷款。

因为时常没钱吃饭，陈掖贤教课质量也严重下降，每天人都昏昏沉沉的。不得已之下，学校领导想了个办法，派一名同事和陈掖贤住在一起，这样平时可以帮陈掖贤打扫卫生，还能帮他规划钱财。

舍友把陈掖贤的钱分四份，分别买粮票，每周到时间了再给陈掖贤。可惜这个办法没效果，陈掖贤经常找其他同事借口粮票买多了，换成现金又大手大脚花销。

还经常找舍友提前支取零花钱，只为买些昂贵的酒或香烟。为此，分管陈掖贤工作的舍友没少和他争吵。

除此之外，陈掖贤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团糟。他在授课过程中暗恋上了一个化学系的女学生，名字叫张友莲。等到张友莲毕业，两人在同事的撮合下见面，没过多久便结婚了。

可结婚后，两人聚少离多，一方面是学校没有多余的家属宿舍分配，另一方面是陈掖贤要经常去农村劳动。

因为两人的结合属于那个年代的“闪婚”，对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了解，再加上陈掖贤的经济开支管理的一塌糊涂、生活作风稀碎，夫妻两人吵翻了天。

1959年底，陈掖贤的女儿出生了，可孩子的出生并未给这一切带来改变。

按理说，两人一个月有一百多元工资，完全能让一家三口过得不错，可实际情况却是每月“月光”。

愈发激烈的夫妻争吵让陈掖贤情绪日渐消沉阴郁。最后，在孩子出生没几个月后，两人竟是选择离婚。

离婚后张友莲大受打击，得了精神疾病后住进医院，陈掖贤只好从本就不够花的工资中拿一部分给前妻治病。

至于陈掖贤自己的吃饭问题，更是有一顿没一顿，到了月底饿的两眼发直，情绪自然消极到了极点。

这也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陈掖贤学识高，工资也不低，可他缺乏个人生活的能力，使得他的工作、事业乃至生存都出现严重危机！

那么陈掖贤又是为何给毛主席寄那封讽刺信呢？这还要从1960年发生在陈掖贤身上的两件事说起。

1960年，恰逢朝阳区委组织政治教师去农村公社劳动，陈掖贤便是其中之一。白天去种小麦，晚上就住在农民家中。

其实这帮下乡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强度并不大，但陈掖贤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吃不饱！

每天，陈掖贤可以吃两顿饭，但每顿只能去公共食堂领一个窝头，在那个困难的时期，窝头干巴巴的，没有菜也没有油。

陈掖贤吃不饱，只能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心中一直反思着吃饭的事。

他是教政治的老师，教学生们“人人平等”的道理，可他明明领着高于农民的工资，却不知节俭，大手大脚消费。

乡里农民们有如此大的劳动强度，却没法吃饱，对比之下他羞愧难当，这种情绪让他在工作中愈发沉默寡言。

现在，他也体会到吃不饱的苦，而这种饥饿的感受，直到他几个月后回学校也依旧如此。

因为张友莲医院治病开支大，哪怕陈掖贤想节省，到了月底还是要挨饿。

而陈掖贤的生父陈达邦看不下去了，觉得陈掖贤的生活实在太苦，便好心想请陈掖贤吃顿丰盛的。

可陈达邦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成了压垮陈掖贤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正在政府工作的陈达邦领着陈掖贤，去政府的食堂花一张“七角钱餐券”吃一顿美味的红烧狮子头。

要知道，当时的猪肉并不便宜，凭票买起码也要八角一斤，显然这么一顿饭，称得上便宜又美味。

陈掖贤吃完，心中却产生了极大的不适应。特别是，当他看到街上来往行人面有菜色，又想起乡里的农民脸色蜡黄，甚至饿得皮包骨头。

“我有什么脸面享受这样的食物……我享受了特权，没和百姓们同甘共苦……”

接下来的几日，陈掖贤内心充斥着挣扎，那颗“红烧狮子头”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他脑海，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走在路上不敢正面看人，躺在宿舍里一动不动。

学校领导发现了他的异样，安慰道：

可是这些话并没有让陈掖贤放下任何心理负担。陈掖贤开始变得畏畏缩缩，心中情绪不知如何释放。

直到有一日，陈掖贤听到老家饿死人的消息后，终于彻底崩溃了，他翻出了母亲的遗书，想起他曾经想要和母亲一样继续革命的誓言，愧疚的难以自拔。

终于，陈掖贤忍受不住了，他写下一首题为《六零年国屋顶露天舞厅》，夹杂中许多他对当前政策的不满，他要写给国家领导人！

那这封信又是如何送到毛主席手中呢？这要说起他的姑姑，是任弼时的妻子，在中南海有渠道，所以便请姑姑代为转交。

毛主席初收信件，十分诧异，因为各地方送来的信在信封上都有署名，可这封信就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毛主席询问秘书，秘书也不知情，只是摇了摇头，说这是直接送过来说给您看的。

带着好奇毛主席拆开了信件，可看到信中的词后却震怒了！这首《六零年国屋顶露天舞厅》用的是他《娄山关·忆秦娥》的次韵！而内容更是极端又尖锐：

要知道，毛主席的忆秦娥可是为了表达红军长征中不怕困难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而这首诗将“大跃进”中一些地方领导为政绩而大搞的浮夸风导致的民不聊生写在其中，满是批判和讽刺意味，话头却直指毛主席。

毛主席皱着眉头继续看下去，看到了署名为陈掖贤，厉声问秘书此人是谁。

而在毛主席得知陈掖贤是赵一曼之子后，却陷入了沉默，他自然是认得赵一曼的，却没想到陈掖贤会写这么一首诗。

秘书将陈掖贤的经历一一道来，如陈掖贤幼时和谁度过，现今又在当政治老师。毛主席在听到陈掖贤没有接受赵一曼的抚恤金，并高声说有些事不能用钱衡量时，脸上缓和了许多。

听了一会儿，毛主席放下了信，脸色中变得柔和，再也看不出怒气，只是朝着秘书缓声道：“算了，不追究了”。

秘书有些惊讶，要知道毛主席自然知道民间疾苦，也自身作则带头为民分忧，这首诗词中许多话是忽略实际，相当冒犯的，没想到毛主席的心胸竟是如此开阔，不由得心生敬佩。于是秘书没有再追究陈掖贤这封信。

陈掖贤并非只是写了这么一封信，后来又写了一首《咏荆轲》表达自己对荆轲的看法，认为荆轲不是小丑，是真正为民请命的人，不过论证的过程相当极端，看似帮弱抑强，实则“劫富济贫”。

毛主席看后戏称道：“这人啊，走正道不得了，走邪道也是不得了！”不过，毛主席依旧没有追究陈掖贤的冒犯。

陈掖贤自1961年患上了精神疾病，时常前往医院治疗，他的性格缺陷依旧没能改正，花销毫无规划，情绪也愈发阴郁和极端。

1982年8月15日，55岁的陈掖贤在宿舍自杀去世。

陈掖贤的经历则让人感慨，他拥有一个不错的“起跑点”，可性格上的缺陷让缺乏生活能力，也缺乏如毛主席那样正确看待问题，排解情绪、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

所幸，毛主席并未追究。毛主席待人接物、处理矛盾向来讲究实事求是，为其他政府干部树立了模范。

当面对突如其来的冒犯，毛主席也凭着广阔的胸怀将其接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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