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一部包藏祸心的电影。

2022.8.18.文末有更新

这部片子三观不正，暗藏祸心，影片是美化日据时代的，骨子里也仍然是美国人的“高贵的野蛮人”那一套，令人恶心。美国人历来喜欢拍西部片或冲突片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把殖民冲突包装成文明间冲突，还可以有效“解构”原住民反抗的天然正义性，同时也可以给自己带来驱逐原住民的“合理性”因为是文明间冲突，所以不存在殖民压迫的可能；其次是将冲突与压迫归咎于个体（例如片里的警察），忽视整体性的罪恶。

这样一套说辞下来，仿佛原住民天生就该是野蛮落后的特征，仿佛原住民的文化一文不值，没有一丝改变的可能，将原住民的文化死死的绑在“野蛮”的耻辱柱上，活该被落后淘汰掉，只有自己才是文明人，而自己的文明是天然先进的文明，是唯一适应现代化的完美文明。

甚至那句“野蛮的骄傲”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我个人对这句话非常反感，它强烈的传达了日本是文明社会、原住民是野蛮社会这个信息。赛德克人出草的主要原因居然是血祭祖灵，还不完全是复仇。整部片子全都都透露出一种意味，鼓吹日本人带来了现代化，只是赛德克人不接受，不愿意改变自己文化罢了。你看，日本人又是兴教育（总得教会他们日文吧，不然怎么叫他们去当苦力），又是兴文明（看到我大日本帝国的人当然要喊一声"太君早安"啊），给你们搞水利（怎么可能从我大日本运粮食过来养你们？当然是要教会你们自力救济啊！）、建铁路（这桧木(运回日本)靠人搬太慢了，要不我们盖个铁路？），迎接现代生活，至于那些你们觉得 “欺压”的事，只是文明化的代价而已，你们这些原住民居然还造反！！

放屁！

侵占人家土地资源，抢夺他们的财物，奸污他们的妻女，奴役他们的人们，你好意思叫这是文明冲突？（他鬼子可以这么说，英国人统治香港岂不是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西部片”的恶心之处在哪里？例如巴万，当年的巴万可是优等生，他出草的原因是因为他父母被日本人无端杀害了!可电影里拍成什么？这就是这种片子的恶心之处。不仅诋毁你的文明，消减你反抗的正义性，最后还倒打一耙!

导演自己说过，这片子想要拍的不仅仅是抗日而已，而是更深层的上升到全人类的东西，所谓的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现代工业与原始传统。这不是什么抗日这么简单的立意，而是野蛮与文明的战争。

但如上所述，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这不是文明和野蛮的文化冲突，是压迫和反抗的冲突。影片把压迫和反抗的冲突歪曲成文明的冲突，作为现代人的编导的认知存在重大问题，可以说别有用心、奴性十足。

而且最恶心的一点是什么？刻意强调原住民对征服者的反抗和抗日没有任何关系。反抗的对象是任何征服的对象，不过恰好当时是日本人罢了，也就是说“外来者”，至于他们现在眼中的“外来者”，我想大家都明白指的是谁。

Ps，日本人的"理蕃”计划是怎么进行的

台湾森林有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的原始森林和遍布各地的樟木，由樟木制成的樟脑产品年达五百万斤，约占世界产量70%。已发现的矿产有金、铜、煤、铁、石油、石棉等，煤质以优良著称，年输出达一千多万吨。

对于这些资源，日本殖民者垂涎万丈，除了通过所谓"林野调查"把大片山林矿区攫为官有外，还要得寸进尺，千方百计，把他们驱逐出去，以便进行彻底的控制和掠夺。日本殖民在台湾站稳脚跟之后不久，就开始制定若干"理蕃”计划，企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手段，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加紧控制，奴役人民。

他们在许多不易驯服的部落住区的外围设置“隘勇线”，不许居民轻越线外一步，更不许与汉族人民有任何接触往来。隘勇线由隘路和隘寮构成。隘路内侧数百米的草木都要斩除净尽，以扩大视野，便于射击。隘寮都是建在隘路的冲耍地点上，用木石筑成，四周園以木栅、掩体或通有高压电流的铁丝网，附近埋有地雷，有的还配备有一门至数门的臼炮或山炮。隘寮之间用电话联络，每个隘寮有隘勇两名至四名防守，这些隘勇都是征募台胞和平埔人壮丁充任，以实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

这种隘寮，每约四公里，大约有八所至十二所，最多时全岛达一千八百九十八所，隘勇线最长时达四百多公里。尽管防守如此严密，隘寮还是经常会遭到土著民族的袭击和破坏。

日寇不许土著民族藏有任何种类的近代化武器，所有枪械和弹药包括他们赖以为生的猎枪都要在限期内如数上缴，否则即处以严厉的刑罚。对于经常以枪械、子弹及生活必需品(如盐、火柴之类)供应他们的汉族人民更加防范维严，不断加以逮捕或驱逐，有的还遭到刑杀。

日寇把他们在平原地区行之有效的警察统治制度整套搬到山区而加以强化。警察被赋以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大权于一身，而且还对土著民族拥有“便宜处分”生杀予夺之权。警察可以不依据法律规定，对他们任意拘捕、殴打、判刑、处死，乃至抢夺他们的财物，奸污他们的妻女，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广大土著民族备受种种无理的欺压和凌辱而无法生存下去。

土著民族原有的耕地，林地和猎场绝大部分都被日本殖民者用“林野清查”和强制征购的手段侵占掠夺，弄得没有立锥之地。数以万计的土著民族被迫抛弃世代生活过的土地而移居于日警指定的新移民区。许多人因失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所得工资仅为汉族工人的三分之一，日本工人的六分之一。连这一点点微薄的工资也要被日本警察以“义务贮金”的名义扣去了一大半，有时几个月才发给一次工资。有些日警单单在克扣工资中就捞到了好几万圆。

土著民族还被迫担负数不清的"义务劳役"，无偿地替日本殖民者修筑军用道路，建造官署、学校、宿舍和搬运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物资。1912年在“ 蕃地”修成的长达一千八百零四日里(约七千二百零二余公里)的道路中，就有一千六百八十六日里(约六千七百余公里)是用他们的“义务劳役"筑成的。土著民族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不得自由出售，一定要卖给日警专设的所谓“交易所”，价格由交易所人员片面决定。他们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盐、火柴之类的商品，又必须以高价向日警所设的“酒保”购买。

土著民族赤贫如洗，一身之外无长物，但还要缴纳许多苛重的捐税，如土地税、人口税、家畜税等等，甚至连农具、渔网、水井也要抽税。交不起税的就要彼关押或罚作苦工，土著儿童都要送到日寇所设的“公学校”或“国语(日语)教育所”去接受奴化教育。这些公学校和教育所的教员就由警察兼任，程度极低。

学童不时还被带往日本神社“参拜”，这些神社所祀的不是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北白川官能久亲王，就是满手沾满同胞鲜血的佐久间佐马太总督。

3.23补充一下为什么说“理蕃”不属于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为什么说导演包藏祸心，明知故犯。

例如，影片最后只用短短几句话就带过的一个更为恶毒的事件“第二次雾社事件”。第一雾社事件都已经镇压了，战士们和他们的家眷不是战死就是吊死在他们的神树下，影片的剧情都完了，不是吗？但是之前起事并且投降的赛德克人都住进了收容所。日本人先挑唆先前帮助他们围剿赛德克人的味方蕃，还让后者保留武器（枪械），让味方蕃有武力优势的情况下在1931年4月25日的深夜潜入收容所屠杀赛德克人。起事后的仅存者才298人。

还没完。

1931年5月，日本人把这些仅存的人都（强制）迁徙到别的地方，而赛德克人原有的地盘也都给了味方蕃。日本人还不断举行所谓的归顺典礼，强行押走壮丁（好几个都被刑囚到死）。这个手段跟日本人击溃台湾民主国的团练首领的方法差不多。说好跟你谈，但你人来了只给你吃刀子。都一堆下作的手法。（美国人也是这样对待印第安首领坐牛与疯马的）

莫那鲁道的反抗绝不是所谓的“输了躯体，赢得自由”，也不是孤立的。导演身为本地人绝不可能不知这些事情，要么他明知故犯，包藏祸心，暗地里替日本人洗地，要么就是他拍摄这种题材时根本就没有详细了解过相关资料，全靠自己想象，充斥着傲慢与偏见（如法国导演拍的《兵临城下》，陈凯歌的《白昼流星》）。无论那种态度为真，都是一种极其不尊重原住民的态度。（还同样可以看做是侮辱“文明”这个概念，明明是你资本主义的锅非得摔在“文明”的宽泛概念上）就算哪怕拍的好看也是另一种《最后的武士》，同样也很好看，也很激动人心，可内容照样是离谱的东西，充斥着拍摄者自以为是的偏见。

当地土著民族本就勇悍善斗，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一刻也不能忍受日本殖民暴政的压迫。特别是居住高山地带的太雅人、布农人和大部分百宛人，往往利用他们所熟悉的险峻而复杂的地形和发无不中的枪法，对开来镇压的日本军警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抵抗，使其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在整个日本统治期间，土著民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反抗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及战斗之激烈，并不亚于汉族。

在七年武装抗日斗争时期，日寇就曾数次出动大批军警对土著民族进行所谓“膺惩"与“讨伐"，如1896年 对高雄阿斯本社和台中丘则卡斯社的“讨伐”，1898年对花莲港太鲁阁社的“讨伐”①，

1900年对台北大崧埃社的"讨伐"②，1901年对新竹麻射坦社的“讨伐"，1902年对新竹北势社、台北稍来社和高雄马拉宜社、瓦拉基社的“讨伐”以及多次使用武力将隘勇线推向前进等等，可是在土著各族同胞勇敢而又巧妙的伏击和突袭下，往往被杀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当时正值台胞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时期，日寇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只好暂时采取守势。在大规模武装游击战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以后，日寇即积极扩充隘勇名额，组织隘勇线前进队，把隘勇线迅速扩展到四五百公里，同时又大力开展对于土著情况的调查、地形的测绘和军用道路的修筑，接着就开始了对于北部大崭埃人、马利可宛人、北势人和太鲁阁人的大规模军事镇压行动。土著各族同胞敌忾同仇，奋勇据险顽抗，战况极为激烈。在1906年攻击大料坎前山社的战斗中，日警死伤四十三名；在1907年向枕头山推进中，经过三个月的激战，日警自桃园队队长以下战亡一一七名,负伤二三九名，在向角板山推进中，见返坂分遣所警部补以下死十七名；在向合吻头高地推进中，前后费时六十日，桃园，深坑两队日警死伤六十四名:在1909年向摩哈库山推进中，死伤警部以下一四十名。

从1903年开拓蕃地”到1909年“五年讨蕃计划"前夕的七年间，日本官吏、警察及其家属其死七百三十四名，伤六百六十八名，而军队的死伤数尚未计算在内。日寇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不仅达不到镇压土著同胞的目的，而且还出现了周围居民纷起响应的形势。

为了扭转上述危局，以残暴闻名的佐久间佐马太总督抛出了一个“五年讨蕃计划”，于1909年得到日本政府许可，1910年开始实行。这个“五年讨蕃”的总方针，用当时蕃务总长大津麟平的话说，就是“怀柔”与“威压"相结合，对“北蕃”以“威压”为主，“怀柔”为辅，对“南蕃”以“怀柔”为主，“威压”为辅，但必须灵活应用，临机应变。具体的做法是以收缴土著民族的枪械为中心，

对“北蕃"主要通过推进隘勇线,把线内“蕃族”所有枪械收缴净尽；对“南蕃”则组织五百人左右的部队前往收缴。在这个期向日寇所采取的所谓“威压”行动，规模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1、在1910年5月至11月攻击嵙嵌人的战斗中，口寇出动新竹、宜兰、桃园三厅军警四二六九名，分三路进犯，嵙嵌十九社全部投入反抗，邻近的马利可宛人、奇那济人和溪头奥人也大举声援，经过六个月的激战，日警警部以下死伤二六七名，军队将校以下死伤二二四名，附由于附近许多蕃务官吏都应召参战，防务空虚，有被袭的危险，不得不草草收兵。

2、在1911年4月至6月攻击“北势蕃”的战斗中，第一次出动新竹厅警察一千零一五名，结果死警部以下二十七名，伤警部补以下三十三名。第二次出动新竹，台中两厅警察二七七六名，结果新竹方而死三十八名，伤七十四名，台中方面死五十名，伤七十名。

3、在同年8月至10月攻击马利可宛人的战斗中，出动新竹厅长以下警察二二四二名,结果死警部以下七十九名，伤六十五名。

4、在1913年6月至9月攻击奇那济人的战斗中，新竹队出动警视以下一三七六名，桃园队一千四百零二名，结果警察及人伕死八十一名，伤一三四名，军队死将校以下十七名，伤十三名。

5、在1914年5 月至8月攻击太鲁阁人的战斗中，日寇分兵两路，出动警察二九六四名，如连职工人伕计入，共有七七一五名，外加陆军第二守备队和步兵第一联队，是“五年讨蕃”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由佐久间总督亲自指挥，企图从合欢山、塔基利、塔摩南各个方向把太鲁阁人和拔突兰人包围歼灭，由于”蕃族"同胞的迅速转移而不能得遇，警察队死伤五十二名，陆军死六十一名(内将校三名)，伤一百二十五名(内将校六名)。

6、在1914年收缴东海岸和高雄等地"南蕃"枪械中,百宛人的朴太社和利其利其社首先发难，杀死阿里支厅长以下官吏警察多人，其他各杜也纷起响应，占据萃苦山脚，放火焚烧枋山支厅，反抗怒火延及百宛全体人民之中。

总之，这一个“五年讨蕃计划"，耗去军费一千六百余万圆，伤亡二千七百余人，不论在所谓讨伐"北蕃”方面，或在收缴“南蕃”武器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日本国内责难纷起，国会也拒绝继续拨款，不得不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

在"五年讨蕃计划"彻底破产以后的若千年内，土著民族反抗日寇殖民暴政的斗争仍然此伏彼起，绵绝不断。

1915年5月，花莲港卡西版纳、拉库拉库、坦卡各社民众百余人联合袭击卡西版纳驻在所，击毙日警十一名，继又袭击他落驻在所，击毙日警十二名，附近警察驻在所被迫纷纷撒退。台东新武路人和施武邵人也闻风响应，日寇被迫停止樟脑生产，并到处敷设铁丝网，以为防范。

1916年， 施武郡人联合丹大人围攻丹大驻在所，新竹谢切路人与日警搜索队发生了几十次战斗。1920年3月至11月，谢加跻人连续袭击了濮户、一体、背原，叶卡板四个分遣所，击毙击伤日警及其家属二三十名。同年7月，台中北势人和南势人的一部分联合袭击了白冷和稍来两个驻在所和东卯溪脑寮；击毙职员家属、脑丁十五名。萨拉冒人也于同年6月至9月间相继袭击了萨拉冒、扪冈两个驻在所和合流分遣所，杀伤日警十九名。北部土著民族几乎全部卷入了抗日斗争的怒潮之中，迫使日寇不得不出动飞机，搞什么“耐热飞行”，又到处发炮轰击，肆行恫吓。

从1915年“五年讨蕃"结束到1930年雾社起义爆发前夕，日寇大规模军事行动虽然大大减弱了，但被土著居民击毙的日本人仍有四百三十三名，负伤者有四百二十一名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土著同胞的反抗是何等的顽强而猛烈。

一部分汉族人民也参加、支授了土著人民的抗日斗争。据《理蕃志稿》记载，1914年8 月至12月间，台东、花莲港一带吗利散社、内本鹿社和布律布律社大举装击新武路、清水等驻在所和各地脑寮事件，是由当地汉人通事和枪械私贩者“教唆、煽动”起来的。1915年噍吧哞起义的消息也是通过汉人通事而广泛传布于土著人民中，当时“蕃地"盛传“本岛人”(汉族人民)与日本人大战，已占领台南、打狗，不久亦将开到六龟里，又传说清国大兵不日将开到“蕃地”，与日本大战云云，六龟里一带土著各社的抗日活动因而空前活跃起来。同书还列举了被日警拘留的内本鹿杜汉人通事十四人的名字，其中柯知、庄元、林乞食三人都被惨酷地枪杀。此外又有居住太鲁阁社多年、娶妇生子、为居民修制武器的汉人铁匠刘依三、张旺等七人，也被硬指为”浮浪者"而驱逐出去。同书又记载有汉族商人以枪械弹药秘密售与土著居民或与其交换鹿鞭、鹿茸、熊胆等事件多起。不少被强迫征调充当隘勇、力伕的汉人和平埔人与山居土著居民常有默契，他们都把草木枝叶缠绕自己头部以供辨认，在开火时也互不瞄准，只放空枪。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各族人民在反抗日本殖民暴政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抗日斗争也是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

自十九世纪末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即使在这个时代里，台湾各族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暴政的斗争仍然是此伏彼起，史不绝书。这就有力地说明了，日本的台湾殖民统治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完全建立在以牺牲台湾各族人民的自由幸福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在1945年4月17日发表的《马关条约》五十周年纪念宣言说：

“.....台澎同胞，为着求自由解放，为着伸张正义,为着保有民族正气，明知众寡不敌，继续奋斗，抗拒强暴。起初发动七年抗战，其次又是十次暴动，抗日反帝的怒潮今日依然笼罩着台澎诸岛。五十年间，牺牲六十五万人。虽然尚未成功，可是先烈的不朽精神仍不断鼓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英雄的台湾各族人民英勇壮烈，前仆后继，进行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其参加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牺牲之惨重说，不论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都是很少先例的。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让日本人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 x

“誓不臣倭” √

①在这次战役中，日本出动花莲港守备队全部兵力二中队、平埔番丁六百名,基隆方面步兵二大队，台北方面步兵、工兵各一小队，加上葛城号军舰一艘，2月攻击至5月，死伤甚众，被迫收兵。

②在这次战役中， 日本出动守备队一中队，协同警察进犯，但因伤亡惨重而败走。

2022.4.2.更新

时隔一年多，我发现我有必要再更新一下，回答某些评论及其观点。

1、日本入侵前，汉人也在残酷欺压当地土人。日人只不过是代替汉人对土人进行了现代化

持这种观点的人，我只想说。我在一开始就已经点明了日人是来“殖民统治”的。领土的吞并不叫殖民主义！什么叫殖民？殖民主义必然催化种族歧视！（前面提到的剥削我就不说了）这意味着在政治上日人和当地人根本是不平等的！我在文章里反复强调日本人的掠夺，非得有人跟我杠“番膏”或是“出草”。（老实说，我觉得是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鱼目混珠）

为何?因为番膏这件事是台巴子唯一会说是“汉人”的罪恶，只有这件事会把我们带上。搞番膏的一直都是台巴子们心心念念的正统“本省人”哦。

我也不知道我祖先一直带着大陆，从没有去过台湾，怎么会背上屠杀原住民的罪孽?

就好像欧洲人说起自己的罪行就会说是“人类的不幸”，每当看到中国古代的过错就会轻蔑道“低劣的中国人”。合着你有罪，一起当，我有罪就得反思?

“番膏”或是“出草”的根源在于民间因生存需要会与高山原住民争地，常导致冲突，因此往往造成极为血腥的冲突并激化双方矛盾。所谓“番膏治病”或者“血祭祖灵”都只是借口！

别说异族了，两个村争点水都能大规模械斗，这种事在古代是很寻常。强势群体会不断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被淘汰的不仅仅是异族，同族弱势群体也是。而弱势的族群想要生存，只能往深山发展。

所以官府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尽量隔绝两者接触，并且不对高山原住民施以管治；后期在国际竞争压力下需要由官府更有力掌控土地和资源，因此对高山原住民实行更主动的征服、纳入管治策略。而平埔原住民则与汉人民间交流往来密切。

更别说大陆搞猎头的少数民族也有，我党有像日本人这样“现代化”吗？

日本人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清朝只是要求原住民部落归顺、出让土地并鼓励汉化，日本则是仅从资源角度看待原住民问题，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对部落进行“文明化”改造，对所有人口严密编户管理、派驻警察监视、系统性同化教育、禁绝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要求服劳役，一切为森林、樟脑等资源开发效率服务，呈现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特点，并在二战爆发后进行全面“皇民化”。

这算什么文明冲突?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和印第安完全就是两个维度的文明，美国不仅对印第安人制定了现代化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计划，也能井然的执行任务，双方的差距可谓是降维打击，美国还会有意识地使用生化武器（日本用的毒气）这种比枪支大炮更现代化的武器来灭绝印第安人。

美国从立国的统治基础，到整个法律宪法的制订颁发，都完全没有把印第安人放在范畴内，目前整个美国已经几乎没有印第安文明的遗迹了，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种族灭绝。

再补充一个例子，省得再有人杠。

嘉庆年间由于汉人土地再次趋于紧张，居民郭百年谎称与界外水里社和埔里社邵族原住民达成协议取得其土地，骗台湾知府发给垦照，对两社原住民土地进行武力开垦，在埔里社遭遇抵抗，遂骗离社内壮丁，屠杀全社老幼妇孺并筑寨占领。最终台湾总兵考虑到此例一开必将有更多汉人效仿涌入原住民地区，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因此吊销其垦照，驱逐所有垦户，杖责郭百年，并在该地路口立碑严禁再入原住民领地，违者斩。

2.导演是否别有用心？

在这里我想先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雾社最早是亲日的，是“模范番地”。这也是一些人杠我的原因，说莫那亲日又反日，根本不像我说的那样是民族解放。

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既然雾社是“模范番地”那为何会掀起这么大规模的起义，就像巴万，明明是优等生，为何跟着出草？

活不下去了！就像莫那鲁道说的那样，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就无法活下去。

电影里，莫那的妻子在雾社事件时哭喊“孩子们，你们在做些什么？！”，另一个首领的“归化 ”女儿哭着质问自己的父亲为何要出草。我想这就是导演的态度了。

不做安安饿殍，犹效奋臂螳螂

在那些让人随叫随到的频繁义务劳动时候不为同胞哭泣，在那些因此耽误耕作及狩猎时机导致饥饿时不哭泣。（仅针对电影画面，不针对现实）

那比荷.瓦力斯的遭遇呢？

他父母姐妹一家六口人被日警锁在屋内，日警放火烧屋，除比荷·瓦利斯一人逃出来之外，全家都被烧死。

那莫那·鲁道之妹莫那·特娃丝的遭遇呢？

日当局曾制订了一个如此“安抚”计划，即以年轻独身的巡查与当地酋长之女结婚，在雾社，就有四名执行警察业务者娶山地姑娘为妻。其中一名巡查于1909年与雾社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马黑波社的莫那·鲁达欧之妹莫那·特娃丝结婚，这对于当时雾社警备线的设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16年，莫那·特娃丝的丈夫调到花莲任职，开始时夫妇一起到花莲，但不久，特娃丝就被丈夫遗弃，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后来鲁道前往花莲才将妹妹接回马黑波社。

不仅仅是个例，还有的巡查娶了山地姑娘，回日本后就将妻子遗弃在当地。有的巡查行为极不检点，利用职权玩弄山地姑娘。有人曾讲到了这样的情况：“(巡查)经常乘番人出猎之际令番妇出役(陪酒)，并经常将年轻的番妇留置，数日内均不许回归，其倒行逆施有如是，遭遇此种情形时，任何人都将愤慨不已，岂止番人而已。”

而且雾社是日本人自称的“模范番地”，但凡有人来此“视察”，日警就强迫高山族妇女盛装陪客人饮酒，跳舞娱宾，这时候山民们就在远处密切监视。因此，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经济压榨、人身奴役、政治压迫下，雾社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结果，正如当时某刊物所言：“雾社事件乃是民族解放的问题，也是一种劳工问题，更是殖民地统治下的问题所导致的一种事件”。

整部片子充满了美式资本主义（西部片）的人性观，就是在自己作恶时把人性中自私、傲慢、残忍、恃强凌弱、不负责任的部分挑出来，说上一句「非我也，性也！」，「我也不想这样，但这是人性啊，没办法」，仿佛这样就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了；（为了文明开化）

当他人有那么点苗头侵犯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又要把人性中良善的、温驯的、共情的、无私奉献的部分挑出来，大声嚷嚷「难道你们这些人就没有基本的人性吗？」（渲染雾社事件中日本人的悲惨）

不信的话可以对比下同样莫那家园被毁和雾社事件中日本人的遭遇。同样是家园被毁，导演是怎么表现的?电影刻意强调马赫坡社的全民皆兵，渲染战争氛围，减弱观众对于莫那家园被毁的带入感，但到了雾社事件就不一样了。看着很提气，原住民遭遇反抗了，可电影里表现的是什么？是平民被杀，原住民屠戮无辜，跟个野蛮人一样。

3.关于第二次雾社事件

评论中有人认为我不该提第二次，因为电影主题是第一次雾社事件。可结尾不是导演自己提起的吗？还是以字幕的形式，他加上当时的史料不就完了吗？为什么没有呢？

日方当局并非不知道塔乌查社人和雾社人之间的仇怨，但他们收缴了其他亲日部族的武器，却迟迟不收缴塔乌查社人手中的枪支。他们还派出了53名巡查在塔乌查社担任警备工作，但是当塔乌查社的二百多人开始行动时，这些巡查竟无一人阻拦。在雾社各收容所中，都有数名警察警戒看守，执行保护“保护番”的责任，在西巴乌社，当塔乌查人来袭击时，警察曾以机关枪扫射，但奇怪的是，并无一名塔乌查社人被击毙。25日下午，当塔乌查社的人归来时，在塔乌查担任警戒任务的巡查早已等候在番社内，他们命塔乌查人将武器弹药全数交出。同时，警察又搜出逃入山中的“保护番”，再次将他们拘禁在收容所内“保护”起来。事后，日警方对塔乌查社袭击“保护番”之事不再追究，只是命他们自慎而已。

事件当天与日人较为友好之赛德克人(如花冈二郎之妻初子与阿威赫拔哈)，都曾被日本警察邀请留宿或暗示不要返回收容所，可见负责看守之日本警察大多知情。

顺便一提，日本总督太田后来还亲自到万大慰劳这些人，对他们表示“感谢”。

总而言之，这个导演拍的电影总让我想起西方的一句话“虽然他们现在一无所有，但他们获得了自由。”

4.4号更新

4、关于高砂义勇队

也许有人会拿高砂义勇队里泰雅人踊跃报名来举例，解构雾社事件的正当性。

当时名义上是志愿，其实是按部落分配名额的，由各辖区的警察官吏派出所负责动员。“高砂义勇队”一共被募集了8次，每次500名上下，8次共计4000名左右。

在日据时代，日本人是一等公民，汉人是二等，原住民就是三等。这种矮人两截的心态让原住民想要努力出头，而当兵是唯一的能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方法，因此许多年轻人就志愿从军，而且在战场上比日本人更拼命。

而且雾社事件之后，十五岁以上“起义”的泰雅族男人几乎全被杀光，许多泰雅族后代被强制迁到雾社附近的清流（川中岛） 。清流地区约有三十三位青年参加义勇队，他们曾在幼儿时目睹兄长被日本人飞机大炮镇压的境遇， “基于对日本人的恐惧及‘在劫难逃’的心情，干脆逢迎及讨好日警，对日本更为尽忠。”

同时殖民政府先是日常教育栽培“效忠皇国”的观念；利用电影等文化洗脑，鼓动年轻族群参与战争；又允诺应征去菲律宾是做后勤工作，并承诺给予高薪（当时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元日币 ，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占领菲律宾后更可分得土地。（同时告诉泰雅人不仅可以获得以上待遇，还可以帮助家人摆脱雾社事件后被歧视的地位）

就这样半哄半骗，将无知的年轻人变成了战争奴隶。利益加洗脑，才是日本控制原住民战士的秘诀。

这些原住民生时被日本人当作奴隶，死后依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囚徒。他们的日文名字至今仍停放在靖国神社的牌位上，冤魂难昭。

5.亚细亚的孤儿？

这才是我最反感的一点。

例如，花冈一郎死的时候，同伴感叹他的一生过的很悲剧，始终在纠结自己究竟是“赛德克”还是“日本人”。实际上这是片方在暗示，台湾殖民时期的纠结是“大和”与“台湾”文化的纠结，当今的台湾文化是大和魂和台湾文明的产物，至于中国，抱歉我们真不熟。

但这有一个尴尬的地方，那就是台湾的汉人呢？他们可不是原住民。

所以导演引出了一个人物——杂货店金老板，这个角色可以算是参与了全程却又没有推进任何剧情发展。最让人滑稽的事，雾社事件时，金老板被泰雅人追杀，莫那鲁道发现并阻止了，呵斥他的手下说：

“这次的目标没有汉人。”

“有说过吗？”

“你给我清醒一点！”

真滑稽！

td们想借“雾社事件”重塑台湾的“民族概念”，宣扬属于“台湾民族”自己的台湾岛。割裂台湾历史上整体的反日倾向，导致给人一种“雾社事件”没有汉人参与的感官。于是只能加入这个角色表明“我们（汉人和原住民）是一体的”、“不要针对我们”

（这让我想起来一个笑话，美国人:“移民带来暴力、犯罪和毒品。”印第安人:“I know.”）

事实上，整场事件中只有两名汉人被杀，一名是一女孩身穿和服被误杀，一名是平日里为虎作伥者。

片方无时不刻不在暗示反抗日本的是“台湾人的台湾”，而不是“中国人的台湾”，颇具斯巴达克斯勇士的意味（色雷斯人反抗罗马人）。虽然在抗日，但是在文化上构建台湾人群意识，所以可以说，片方对于台湾民族构建的笔法虽然隐晦，但是始终十分充足。

至于对于日本的“人性美”的赞颂，那可就有意思了，简直比比皆是：

1、小岛原治，这位不用我多说了吧？片中简直成了日本人的良心（不过历史上就是他煽动了第二次雾社事件），道泽头目甚至以“他是好日本人不是坏日本人”拒绝出草。（事实上，这段台词颇有深意）

“你是道泽总头目，你不将日本人赶走，让自己来治理！却只求让好的日本人来统治”“对，日本人都不是朋友”

”不要再过来了“头目阻拦众人

“我对你们不好吗？我对你们不好吗？这就是你们对我的报答吗？小岛准备切腹，之后军事威胁众人，渲染日本的军力（越写越觉得导演是在描述当今国际关系）

2、在雾社事件开始的时候，花冈一郎的妻子和日本女人们躲了起来，因为赛德赫巴莱在起事之前没有来得及让她换掉和服。日本女人们在危机中要她换下和服保命，间接的刻画了“日本善良人”的形象。

3、即使是压迫者，日本警官在最后关头也是掩护妇女撤退，自己拔刀断后，”再怎么说，我也是武士的后裔啊！“一个有情有义的负面角色。

以上三个角度同时将日本人从统一的“压迫者”分成了好日本人和坏日本人，暗示如果好日本人统治台湾一切都能好得多。同时还把雾社事件的过错只归咎于吉村一人，反观赛德克巴莱们呢？

“血祭祖灵了！” （事件开始）

“别杀我啊！我们可是朋友”。“我知道啊！朋友，但这可是血祭祖灵啊！”（过程，我个人最讨厌这句话）

“我们一定会成为守护祖先猎场的好猎手的！”（事件结束，原住民双手沾满鲜血互相高兴的赞扬道）

md，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宗教狂热分子，凸(艹皿艹 )

什么亚细亚的孤儿？我呸！

台巴子们！别忘了你们祖先吴思汉、钟浩东等热血青年是如何经过数不清的颠沛劳顿，冲破日本军警的种种刁难和封锁，潜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日的。

哪怕是是在伪满，台湾爱国青年也是坚决否认自己是日本人的！

殖民者这种（分化）笼络是很难生效的。比如一次中、日学生争论谁是“满系”和“日系”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台湾青年吕芳魁突然站起来，庄严地声明说：“我不是满系也不是日系，而是华系，是中华人民的子孙！”为了报效祖国，他两次跑去解放区。第一次在山海关被捕，第二次逃入关内后辗转各地，最后才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改名李子秀。不幸牺牲(解放后于张家口市烈士陵园立碑纪念)。李烈士是三期生，该期逃入关内参加抗战者前后共十一人，像他这样投奔祖国者虽无精确统计，估计约在60—70人之间。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大陆的台胞更是积极参加抗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之日，也就是台湾光复之时，为了集结力量，台胞纷纷组织团体。计有：“台湾国民党”、“台湾青年党”、“民主总联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复土血魂团”，另外还有义勇队、少年团、医疗队、战地服务队等等。1938年10月10日，为更积极地参加祖国抗战，在大陆的台胞组织了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在大陆的台胞不仅拥护抗战，且于实际行动上，亲赴战场，协助国民革命军抗战，医疗救护伤患，以及策动日军中的台籍同胞倒戈反正。八年抗战，台湾光复，在祖国的战场上，台胞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抹煞的。在这些抗日台湾同胞中，有许多人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著名的台湾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台湾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冯玉祥的密友宋斐如。他们有的在国民政府中身居要职，如第35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陆军第2军军长邹洪上将。有的默默地战斗在抗日前线，如血洒缅甸的林正亨上尉，还有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率部起义的杨坤荣等人。他们谱写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补充

赛德克人最后关头的真正态度。

莫那·鲁道的长子塔道·莫那临危受命，带领族人拼死抵抗，一直坚持到12月初，粮弹已绝，面临绝境。当时，早已嫁往荷歌社的塔道·莫那的妹妹马红·莫那已经投降，被日军带致到招降队伍中，兄妹第一次见面，马红劝哥哥投降，为塔达欧拒绝，他留下一句“达者永生”，就消失在丛林里。日本人不甘心，令马红再往山中搜寻哥哥，劝他投降。第二次见面是在已成废墟的马黑波社的残址上，兄妹对饮，塔道·莫那拿着枪对着天空乱射一通，据秦雅族的习惯，将子弹留下而死，将是莫大的耻辱。之后，塔道对马红说：“我必再度生返马黑波社来！”然后头都没回就走了，马红没有劝阻，她也离开了马黑波社废墟，不久就听到身后传来的一声枪响。

至于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两兄弟，他们是在荷歌社附近的森林里自杀身亡的，与他们一起自杀的还有十几名起义山民。与花冈一郎死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花冈二郎则让怀孕的妻子逃回娘家，自己与起义的山民集体自杀。

片中那样唧唧歪歪纠结自己身份？放屁，人家态度一直很明确，赛德克人——誓不臣倭。在最后关头都是宁可自杀，不愿投降。

题外话

这群“白皮”恨不得生生世世躺在地上吸别人的血，当其他人反抗的时候跳出来大义凛然的说“你怎么能反抗呢，你不反抗的话我就不会打你了。”，

但某些被吸血的人也跳出来说“你是不是傻，不反抗多好，瞧我跟着他们混，吃点他们的呕吐物我也能好好的活着。”我就不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