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

在1800到1850年间，英格兰的人口翻了一倍，同时，大量农民变作工人：于1801年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到该世纪中叶只剩百分之五十。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令城市急剧膨胀。移民又使城市更拥挤（尤其是该世纪中期的大饥荒造成的爱尔兰难民潮）。于是，原本只具备十八世纪人口承载力的城市，不得不面对新居民所带来的住房压力。

此前，富人和穷人不分区：富人住大道，穷人住后面的小巷。现在，富人从市中心迁到新辟的市郊，而很多穷人的住房被拆，或改作商业用途，或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火车轨道和站头让路。房东有补偿可拿，但租户没有：打发有几个租户的房东，总比补偿一群中产阶级业主来得便宜。于是，先拆的总是穷人的家。

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的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伦敦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他的研究中所附的“贫困地图”（1898）。

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的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伦敦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他的研究中所附的“贫困地图”（1898）。

城市的改头换面总是被称为“改善”。1826年，当变化刚刚开始，就有一本书鼓吹“身处辉煌时代，历史学家有义务记载肮脏街巷、阴森院落和悲苦蜗居，是如何转变成……康庄大道……宫殿寓所和典雅民宅。”[1]

然而，如果房子和整个街区都消失了，里头的居民会怎样？没有人操心。这些人住不起新建的漂亮街道上的房子，只能般到其他已经很拥挤的居民区，使那里的居住情况变得更恶劣，甚至更昂贵。许多人就连那种地方也住不起，于是不断搬迁，无家可依。

伦敦画家笔下描绘的伦敦住房拥挤景象，来自威廉·布兰查德·杰罗尔德（William Blanchard Jerrold）所著的《伦敦朝圣》（London, a Pilgrimage，1872），配古斯塔夫·多雷所绘的插图。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3）的初版插图，这部小说深入探究了人们居无定所的生活现实。

这种事在“改善家”眼里不成问题，因为，把贫民窟的居民看作醉鬼、小偷，比把他们视为努力工作的穷苦人来得容易。比如，位于伦敦克勒肯威尔（Clerkenwell）的菲尔德巷，据闻“挤满销赃者，公然贩卖偷盗所得”。[2] 警方对贫民窟疏于照看，借口深入那种地方太过凶险，可狄更斯却是比较清醒的，这位夜猫子作家经常夜游贫民区，了解伦敦的另一面。他向朋友写道，“我……今晚想散个步，一场令人愉悦的、伦敦式的、贫民窟后巷式的散步，就像骑士探寻冒险那样”。作家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的弟弟称，八岁时，安东尼曾漫步克勒肯威尔贫民区，听到大人们谈论那里的“险恶”。[3]

1838年，狄更斯描写了伦敦南部名为雅各布岛的贫民区。他写道，“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板走廊，透过木板上的窟窿看得见下面的淤泥；从被打破的和补过的窗子……房间又小又脏，通风极差，所以空气充满恶臭，即使用于藏垢纳污也未免太不卫生；……墙壁污秽不堪，屋基腐朽下沉”。[4] 这段描述出自小说《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的第五十章，但作为记者及改善住房运动的号召人，亨利·梅休对贫民窟的描写几乎如出一辙：“房屋前是一条大阴沟，沟里盖着一层油腻腻的垃圾……阴沟两边是一堆堆难以名说的秽物……空气和墓地里一个味道。”[5]

查尔斯·狄更斯1850年廉价版《雾都孤儿》的序言手稿，他在手稿中声称，小说里描写的贫困脏乱的景象是有现实依据的。

很多贫民房屋都挤在窄巷里，那些巷子原本是通往马厩的小道。这些屋子围绕死巷的大院建成，只有一面通风。有时，在大院后面、本是屋宅后院的地方，房子甚至搭建得更多，那种屋子根本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在《荒凉山庄》里，十三岁的孤儿查理和她更年幼的弟妹住在一间屋子里，她自豪地说，“天一黑，下面院子里的灯就点着了，把这儿照得很亮——的确很亮”（第十五章）。[6] 因为有了房子“的确很亮”这样的描写，他们的屋子就不算是贫民窟，而是普通工人的正常住所。

查理和很多贫民窟的居民一样，干着繁重的苦活。她的屋子只住着她们弟妹三人，但一家五六口挤在一间屋子的情形也很普遍，甚至还会收容“留宿客”来补贴房钱。地下室最便宜——潮湿阴暗还算好的，遇上特别恶劣的地方，地上会渗出粪池的污水。

卫生问题是一大痼疾，大部分的贫民窟几乎不存在排水系统，厕所基本上也没有。一整座大院的几百号人往往只有一个厕所（户外的茅房），最多两个，而所有用水都靠一个露天水龙头也是常事。

1849年，《泰晤士报》刊登一封来信，极为难得地让贫民窟居民发出自己的呼声。

先生——求求您，保护我们，为我们发力。我们住在不是人住的地方，其他伦敦人就知道这些，有钱人和大人物就关心这些。我们住的地方很挤很脏。没个像样的厕所，没垃圾桶，没下水，没水，整个地方都没法排水。圣索霍大广场的下水道公司，都是有钱有权的大老爷，一点也不管我们的诉苦。窨井臭味很大，一闻就想吐，我们都在受苦，病的人很多。要是来场霍乱，就只能靠上帝保佑了。

这段描述的是圣吉尔斯——从那里可步行抵达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且此信写于此区“改良修善”之后。实际上为了给“改善”工程腾地方，院里唯一的厕所还被拆了。

《泰晤士报》找到这封信的出处，这间屋子塞满活人和快死的人：一个得了霍乱的女人、两个发烧的男孩，还有其他家属。在《荒凉山庄》里，无家可归的清道童工乔死于类似的热病，狄更斯借小说对当权者发出直接的控诉：“死了，陛下。死了，王公贵卿。…… 死了，生来就带着上帝那种慈悲心肠的男女们。在我们周围，每天都有这样死去的人。”[7]

一则关于菲尔德巷住宅的插图和报导，尽管不乏同情，却还是重复对该地区及住民的成见，摘自《穷人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1847）。

文章翻译：黃毅翔

文章版权持有者：© Judith Flanders。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朱迪斯·弗兰德斯是主攻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他最近的作品是出版于2012年的《维多利亚城市：日常生活在狄更斯时期的伦敦》（The Victorian City: Everyday Life in Dickens’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