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让他改下去:刘道玉和他的武汉大学教学改革

2012-05-15 09:09 　　来源: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手机看新闻 半岛网 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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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早上，记者在武汉大学见到刘道玉时 ，他正和老伴一起下去买菜。“你是《半岛都市报》的记者吧？”面容清癯的刘道玉侧着头，用右手附着右耳大声问道。他告诉记者，自己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 。他的老伴高伟则告诉记者，刘道玉右耳早已失聪，现在身体也不好，不能接受采访。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当时的刘道玉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自主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这位最年轻的校长在位8年期间，对武汉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

　　那时的武大，瞬忽间一峰插南斗，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那时的珞珈山，成了无数学子心中梦想的圣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名头越叫越响。

　　在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看来，当时武汉大学已经在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如果改革继续下去，便会波及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最终或将促成教育体制的改头换面 。倘若如此，中国高校或许能避免现在的怪相频出。

　　我们的“刘道”

　　武汉作协副主席田天谈起当年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时，依然称他为“我们的刘道”。“刘道”，是同学们对刘道玉的昵称，特别又亲切。

　　田天本名田贞见，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那时的武大，在刘道玉的改革之下，处处弥漫着自由和民主的气息。

　　进入生物系学习两年之后，田天感觉自己的兴趣并不在生物上 ，他始终割舍不下的是自己从小就喜欢的文学。

　　虽然身在生物系，但田天经常写一些小说和现代诗，四处投稿。“当时我们校报的主编是生物系的老师，所以他非常看重生物系的学生，我投稿给他，他就给发。”

　　田天后来想到了转系。“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我们生物系的领导告诉我说，这不可能。不但生物系不同意，中文系也不愿意接收我。”

　　走投无路的田天给当时的校长刘道玉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苦闷和希望。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学生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刘道玉在自传中如是描述自己的心情。

　　很快，田天转到中文系。随着田天这封信诞生的，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转专业制度。

　　武汉大学实行的是广义上的转专业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不仅允许学生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在当时，有不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要求转到空气清新的武大。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窦德灵以前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老师，他的实验室就在同为化学系老师的刘道玉隔壁，后者作为校长的民主作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全校都知道刘道的公开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打给他。”窦德灵提起老校长，依然亲切地叫他“刘道”。

　　窦徳灵记得一回事，有个学生凌晨4时在汉口火车站下车，没办法回学校，就给刘道玉打了电话。“刘道二话没说，马上让司机开着自己的专车去接学生。”

　　刘道玉则很少坐自己的专车，多数情况下都是走着回家。在路上，任何人都可以拦住刘道玉和他打招呼、聊天。“刘校长与学生的密切关系不敢说是前无古人，但可以说是后无来者。”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不无绝对地说。

　　武大：“解放区”

　　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武汉大学开全国高校风气之先，一系列新制度的推行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使得当时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大学生眼中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

　　胥青山就是此次改革的受益者。1983年，已经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毕业的他通过插班生的方式进入武汉大学读书 。“不麻烦，只要通过他们的审查就行，我有大学学历，而且工作也还不错，很顺利就进来了。”

　　彼时的武汉大学，因为思想极为解放而被称为“解放区”，没有其他学校的“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规定。

　　“刘道提出的一句口号就是‘尊重学生的志趣’，武大非常自由，学生们非常有激情，干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田天说。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校园里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刊物。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创办了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也被称为快乐学院。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各个系“不安分”的学生都聚集到学生会议室，高谈阔论，热闹非凡。他们讨论的内容新颖且广泛，从毕加索到原子弹，几乎无所不包。

　　不仅是学生，这股自由风潮还催生了许多极具个性的老师。

　　在胥青山的印象中，数学系的杜金元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老师之一。杜金元当年进入武大时考试成绩：英语0分，政治27分，但两门专业课全国第一。“后来是校长特批才进来的。”

　　杜金元上课所用的工具很经典：一本已经磨得发黄且发卷的课本 、一把小粉笔头。胥青山告诉记者，杜金元每次开始上课的时候就会说：“把你们的眼睛眯起来，好好听我讲。”接着，就开始在教室里来回走动讲课。“他上课从来不在黑板上板书，都是靠嘴说，很多解题步骤和算出来的数就像背出来一样。”

　　一堂课下来，只听杜金元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下边的人听得如痴如醉，大呼“解渴”。

　　这样的自由之风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以最活跃的中文系为例，77级的高伐林，读书期间在《诗刊》、《人民日报》、《长江文艺》、《中国青年》等刊物，发表作品近80篇，曾经获得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1980 年全国青年诗人新诗奖”，在校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78级方方于1982年发表于《长江文艺》的《大蓬车上》，曾获湖北创作奖，后被拍成电视剧，她现在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当时有一段话，前面几句记不清了，但最后一句是‘玩在武大’。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娱乐，而是在创作。”田天说，现在的大学生早已失去了他们当年所拥有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过早成熟了。

　　对于钱理群教授提出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说法，田天深有同感，“刘道的改革使得武大成为那个时候自由风潮的引领者，如果放到现在，还真不知道这些改革能不能激起那么大的波澜，起码在学生中间很难说。”

　　夭折的“去行政化”

　　谈及最近曝光的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中出现花钱买职称的新闻，胥青山并不意外。

　　在他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原因都会指向教育行政化。

　　而当年刘道玉改革中的一些细节，或许能为现在人们号召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在窦德灵的记忆中，刘道玉最常接触两类人，一是学生，二是教授。“他对教授们极为尊重，尤其是一些很有声望的老教授。”

　　当年，刘道玉为了法学系韩德培教授的级别和工资问题，亲赴教育部为之申请，最后得到批准，一度传为佳话。在韩德培的努力下 ，武汉大学的法学得到重建，并迅速发展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

　　“那时的武大，教授治校的局面已经大体形成了，校长如此尊重教授，下边教务之类的行政部门自然不敢造次。”田天还告诉记者，当时行政干部的选拔也非常民主。他回忆道，有一次，校长把他们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叫了过去，跟他们聊了很久，多数内容是关于中文系一位老师，“我们也有些云里雾里，就是如实回答，那位老师对学生挺好的。”没多久，该老师就被任命为教务处副处长。“我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叫我们谈话是为了考察这位老师。你想想，连普通学生的感受都要问到，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刘道玉把教学制度作为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改革阻力。

　　“人才培养是一个大学的立校之本，一旦教学制度松动了，伴随着教学而来的很多配套制度就要慢慢地改变，包括领导体制、后勤制度、教职工分配制度等都会随之改变，最后一定会引起教育行政化局面的变化。”胥青山遗憾地表示，可惜没有等到这些变化的到来，刘道玉的改革就戛然而止。

　　刘道玉并非没有试图直接去行政化。

　　在刘道玉所进行的改革中，最大胆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这在全国是第一例。但在刘道玉离职不久，辅导员们就悄然上岗，导师制除了在刘道玉所在的化学院保留下来，几乎完全被废除了。

　　谈及教育去行政化改革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有过一段颇为实在的论述：

　　“我们国家本身就是通过行政化一级一级往下管理，大学作为机构，不可能躲进世外桃源，脱离行政机构体系就没办法管理了。中国的大学和国外不一样，国外很多私立大学，中国大学很多是国立公办，肯定要接受政府管理，只能在行政管理体系当中，否则不能生存。可以做到的是，在大学内部行政化不要强化。比如学校里，校长也好，处长也好，不应该比教授高。学校的主人是教师教授，主体是学生。我实际上希望别人喊我教授，更亲切。去行政化应该是逐步在学校内部管理上，不要像其他机构那样强化行政管理体制，但对外还是要接受行政化管理，不然就游离于整个体制外，这是不可能的。”

　　文/图 记者 周超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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