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市井文化：浅析明清时期“话本小说”对社会的写照与深远影响

以商人为主要创作题材的话本小说得以发展，很多普通市民终其一生都难以达到富豪商人的生活水平，借此作品展开无限联想，安抚贫瘠的精神生活。

广大百姓就成了通俗文学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为话本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渠道。

张岱的《陶庵梦艺》是著于明末清初的杂事记载，他在文中就描述：

“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起家，而其人则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

“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起家，而其人则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

也就是说商人已经和高官显户平起平坐，踏入“贵人”之列，这更助长了从商的风气。

在此风气的影响下，士人学子都开始“弃儒从商”，《涌幢小品》就描述了很多学子“屡试春宫不第，遂弃儒功垄断之行”。

像是当时有名的白话文小说《十二楼·萃雅楼》描写：

“明朝嘉靖年间的两个少年，金仲雨和刘敏叔。自幼相伴读书，只因把杂技分心，不肯专攻举业，读不成功。到了二十，都出学门，要做贸易之事”。

“明朝嘉靖年间的两个少年，金仲雨和刘敏叔。自幼相伴读书，只因把杂技分心，不肯专攻举业，读不成功。到了二十，都出学门，要做贸易之事”。

《云仙孝·又团圆》则说：

“不惟也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更兼遇两个荒年，竟弄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

“不惟也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更兼遇两个荒年，竟弄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已然被改变，经商之人从之前的最末行一跃成为大家争先投入的行业，这种社会变化从话本小说中最能体现。

《二刻拍案惊奇》更是直白描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

经商盛行已经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话本小说用浓重的笔墨对此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商人的生活习俗成为小说叙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明朝中期之后，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人类就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释放，传统礼仪观念和现实观念的碰撞，导致人们对于世俗物欲的需求提高，形成了社会奢靡之风。

《风俗纪》中载：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这句话是对当时社会最贴切的描述。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这句话是对当时社会最贴切的描述。

奢靡之风还蔓延至日常饮食中，“寻常宴会，动辄数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即使是一般的宴会，也要准备数十道菜，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应有尽有，什么罕见的吃食都要端上桌。

话本小说中对于吃食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恰如《红楼梦》中对于贾府奢靡饮食的细致描绘。

《鼓掌绝尘》中的描述则更为直白，极具讽刺意味。

“如今风俗，只重衣衫不重人品。比如一个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身上穿的几件华丽的衣服，走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即便是放出几个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

“如今风俗，只重衣衫不重人品。比如一个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身上穿的几件华丽的衣服，走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即便是放出几个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

当时结实耐用的葛布仅仅因为不够华丽，因此难以销售，一度“绝于市”。衣着可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奢靡风俗之变的自然表现。

普罗大众被裹挟其中，富者如此，贫者亦如此，历史是一个轮回，当时人们对于奢靡的追求和现如今社会中“奢侈品”的横行有异曲同工之处。

古代封建社会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尤其是在衣行住宿上面，这关乎封建李治中的尊卑有别，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下令：

“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用品，服色，首饰之类......各各坐以重罪”。

明初律法严苛，朱元璋本人就崇尚节俭，在法令颁布之初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了明朝中叶，尤其是嘉靖年间，奸臣严嵩本就是一大贪官，却得到皇帝重用，上行下效，民间自然也就不大遵循此法了。

“今男子服棉绮，女子着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也”。可见相关律法已经形同虚设。

奢靡之风的兴起是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拥有资产万千的商人乐于享受，话本小说加以描述后广泛传播，自然会形成一种社会群体默认的现象。

万历年间的盐商，资本不下于三千万，他们所经营的盐业每年的利润就高达九百万，绝大多数都会用来挥霍享受。

当时的扬州，奢靡之风更是盛行。“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扬州的盐商以徽商为主，徽商遍布全国各地，这种风气也会随着商人的流动传至四方。

原本的生活规制开始随着奢靡之风的盛行渐渐被瓦解，娱乐化的民俗活动就会明显增加，就拿各种节日庆典来说，原本各种节日会以祭祀神明为主，明清时期开始向“娱人”化发展。

想要维持奢靡的生活，就需要不断的财富积累，所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势必会带来“好利之风”的盛行。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这句话形容当时的社会状况再合适不过。无论是富商巨贾的日进斗金，还是小商小贩的蝇头小利，所有人都在为个人利益奔波。

甚至连当时的“世外高人”都会绞尽脑汁的求取利益。

在明清话本中，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如夺人田产，占人房屋，谋财害命等。虽然话本小说本身和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但也一定是根据社会的真实情况所改编的。

《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僧辈百端诳惑，刮地泥，杂他香药，号灵丹，治疾。”

明朝后期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婚姻自古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指的就是两家的门户高低一定要相匹配，但是渐渐演变成了“不论门第，惟论财富”......

在明清时期，话本小说中描写的多的还有当时盛行的“淫祀之风”。这里的“淫祀”指的是大肆祭拜官方指定神明之外的神灵。

明太祖曾明确指出：“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无得致祭”。

淫祀的本质是民间自发举行的一种神灵信仰活动，但是统治阶级认为这些活动不加以抑制的话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像是唐朝初年的陈硕真起义就是利用民众的信仰发起的。

成化年间，湖广巡抚就严令禁止过淫祀活动，所有不被祀典记载的神灵寺庙都被损毁，连同制造的工匠都被革禁。

不过民间的此类活动却屡禁不止，这和百姓自身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大家根本不关心神灵的神格，求神拜佛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由此变带来了民间信仰的多样化。

其次，明清的交接时期，政权更替引起的社会动荡，让百姓惶惶不安，精神处于一种溃散混乱的状态，急需抓取一些心理安慰，这也间接促使民间的淫祀之风盛行。

其中就有所谓的“八蜡”祭祀，而八腊指的是各类昆虫，其中就包含蝗虫。广东地区更是为了求嗣祭拜两块巨石称为“石公”和“石母”。娼妓行业需要祭祀白眉神，蹴鞠之家祭祀二郎神，盗贼祭祀“五道将军”等。

《警世通言》中陈有才去求子的陈州娘娘庙，就是徽州盐商为求嗣所建，“香火甚盛，祈祷不绝”。

广州的金华夫人庙更是有歌谣相传“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多，离离成果”。

而且某些祭祀的神灵传播范围很广，像是“五通神”，这是一个具有正邪两面的神灵，一面是治病救人，散财祈雨等正面的神格，另一面又是传播疾病，奸淫妇女的邪恶形象，因此在官方祀典中是明令禁止的。

但是在明清时期，五通神的信仰传播多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皆有信徒，包含吉林、北京、云南、广州、四川等地，尤其以安徽，福建等地最为盛行。

五通神的盛行主要是因为兼具财神的职能，必然会随着商业活动传播各地，其次就是民间功利性信仰增加，五通神身兼数职，多能满足民众的生活祈愿需求，又具有邪恶的一面，民众反而多有畏惧，不敢怠慢。

《苏州府志》云：“吴俗所奉妖神号曰五圣......，一切事必祷......祸则自咎，不诚竟死”。

结语：

明清时期的社会风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话本小说作为以民俗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同时也会反映出社会文化生活的动态变迁。

话本小说和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不同，它通俗易懂，是应大众口味而生的，它可以具有警示作用，又可讽刺当下的习俗，也可低俗幽默，取悦于读者，无论怎样，都脱离不了时代背景的变化。

参考文献：

《警世通言》

《苏州府志》

《光绪嘉兴府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