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

与后代之衍变略有不同，《诗经》每首形式风格未尽一致，却大体皆有叙事的中心，也可说借诗记事，借诗作乐行礼，还提不到为作诗而作诗。但《诗经》之早期内容局限于颂谟、述史、神话，后来则在叙事中加进了情性吟咏以至于“言之不足则长言之”了，也越来越贴近民间的现实生活。由颂、雅到风，似乎有一个文化形态上的由雅而俗、由正而变的微妙变动。

“诗言志”。朱自清和闻一多都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也可以说是藏在心里。）闻一多又指出，这三个意义代表诗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最初的诗产生在有文字之前，依靠记忆以口耳相传，为了便于记诵，所以有韵和整齐的句法，因而，在《诗经》中又称“诗”为“诵”。“最古的诗实相当于后世的歌诀，如《百家姓》《四言杂字》之类。”

第二个阶段是文字产生以后，用文字记载代替或帮助记忆。“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韵文发生既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诗与史的区别，只在有韵和无韵上，其功能仍是记事。

第三个阶段，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逐渐复杂，更适宜于记载之用的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诗便与歌结合起来。“诗歌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的第三个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性质。”（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

因为诗与歌合流，刺激“情缘事”“事缘情”，再进一步，便有抒情意象的含蓄、弥漫，终于衍化为以“意境”“神韵”为旨趣的古典诗歌主流——抒情诗，成为此后两千年间中国文学的正统类型。同时，其中又出现“载道”与“非载道”两种态度的对立，都多少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体用不二”同“用离于体”的矛盾，强调人际和谐有序与强调个人独立自由两种人文主义的矛盾。当然， 如果从诗的文化功能来看这一矛盾，两千年间，毕竟是配合政教、礼治的“温柔敦厚”观念占了主导。“情”包括种种人情、性情、感情的表现，仍不过是士大夫文人寻求文化心理平衡的渊薮，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真是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再说远一点，《诗经》在历史上被特别青睐，被反复加以阐释（包括种种解说和曲解），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诗经》所开辟的文化道路，对于中国文化也许不是偶然的。

孔子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 《论语·阳货》）他这里说到诗的功能，末一句并不重要，而调节社会、泄导人情却是首要目的。确实， 从《诗经》开始，虽然不乏自然朴实的表现力，诗歌毕竟是表现人生的体验和情感，表达主体性和经验性的东西，它有助于“风雅”氛围中的人借此完成人格，实现道德追求，同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教化作用。作为一种吸引了无数人聪明才智的文化导向，它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重视的不是天人的对立、冲突，而是天人渗透、协调。有人称之为“圆式思维”，思想发散出去，还要收拢回来，所谓“无往不复观”，体现于崇本抑末而非穷究事理，情感感受而非认识模拟。

因此，回头看《诗经》，中间虽有不少关于男女恋爱的内容， “亦只见其自守于人生规律以内之哀怨与想慕，虽极执着、极诚笃，却不见有一种狂热情绪之奔放。中间亦有种种社会下层以及各方面人生失意之呼吁，虽或极悲痛、极愤激，但始终是忠厚恻怛，不致陷于粗厉与冷酷。所以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又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又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些全能指陈出在古诗中间透露出来的中国古人心中的一种境界，一种极真挚诚笃而不偏陷的境界。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亦是指着这种境界，这种人类情思之自然中正合乎规律而不致放肆邪僻的境界而说的”（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由此推论《诗经》是伦理的。

细井徇《诗经名物图解》

《诗经》毕竟还是诗，后世视之为政治书、道德经，未免牵强比附，把它当作社会阶级斗争的研究材料看，也很难普遍衡量。我们只能说，《诗经》作为艺术表达及情感思维表达的方式，通过赋（铺陈叙述）、比（取他物而以明之）、兴（以形象发端，有象征意味）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诗文词曲书画以及工艺美术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也是文化性格上的最早规范，为儒家思想所重视。再者，它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交的、生产的。 如果说维系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是礼乐制度，那么诗正承担着阐发礼乐意义的基本功能。“发乎情止乎礼义”，所以孔子认为“《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又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鄘风·相鼠》是《诗经》中的名篇：“…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有人解释这首诗是对贵族统治者的斥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礼”，正是周代的礼乐制度。（诸如吉礼讲祭祀，敬事邦国鬼神；凶礼讲优患，多属丧葬凶荒；宾礼讲会同，多属朝聘过从；军礼讲兴师动众，征讨不服；嘉礼为宴饮婚冠，吉庆活动。）西汉人的理解（《史记》《礼记》《新序》《韩诗外传》）也大多如此。

当然，三百篇并不都是教化之言，有许多篇什称得上“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但也正因为如此，后儒才认为《诗经》是一种成功的、“感人心者”的教化。而在周代，它们之发生，也正在于它们是礼乐中的有机部分。诗，其实也就是歌，是有词有曲的礼仪性音乐，在庙堂或乡曲中吟唱。据考， 风、雅、颂皆是指不同风格的乐调、乐歌，以后乐调失传，只剩下了歌词。我们或可想象，诗被之管弦，先是作为延续下来的原始礼仪被传唱，又逐渐成为礼乐文化训练的内容，从音乐范围扩大到语言的范围，由一种艺术形式渗透到生活和教育传习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情感和思维）产生了长久影响。

转自东郊国书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