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承诺疗法对孤独症儿童母亲情绪、认知、行为的改善

祖泽元，方美欣，吴思衡，刘静怡，刘电芝，2

（1.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123；2.苏州大学孤独症研究中心，苏州 215123）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可以获得情感上的回报[1]和幸福感[2]，然而养育一个孤独症孩子却充满了挑战。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最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大多数ASD 儿童主要表现为社交障碍、狭隘兴趣和重复刻板行为[3，4]，他们往往难以发展出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父母终身照顾和帮助，这会极大增加父母的压力和负担[5-7]。另外，ASD 儿童的父母常被他人歧视，遭到他人的拒绝、指责和回避[8]，并引起自我污名化和自我责备[9]。并且，受中国社会“望子成龙”的思想影响，部分ASD儿童的父母期待他们的孩子受到高等教育[10]，但孩子很难达成这种期待和目标，也会给父母带来痛苦。这种来自儿童问题行为、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使ASD儿童父母的处境更加艰难。

研究表明父母的压力会影响其社会关系[11]，并降低生活质量[12]，同时也会损害孩子的健康[13]和心理调试能力[14]。在ASD家庭中沉重的养育压力可能导致父母出现抑郁[15-17]等情绪问题，并可能造成父母不良的教养方式[18，19]，进一步影响ASD 儿童的症状及干预效果[20]。帮助ASD患儿父母接纳生活中的挑战，有目的地生活，能够有效帮助父母提高幸福感[21]，也能促进ASD儿童的康复和成长。因此，针对ASD儿童的父母进行干预研究刻不容缓。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是一种结合行为和认知的情境疗法，主要治疗目标在于培养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即帮助来访者更好地按照自己的价值方向坚持或改变自己的行为，不把精力浪费在回避痛苦等消极方面[22]。ACT 技术通过六大核心过程，即认知解离(cognitive defusion)、承诺行动(committed action)、接纳(acceptance)、关注当下(being present)、以己为景(self as context)和澄清价值(values)来提升来访者的心理灵活性。ACT 已经被证明对改善焦虑、抑郁和压力有显著作用[23-25]。

研究证实ACT 干预对于特殊儿童家庭中长期处于压力和挑战的父母具有积极作用，能有效提高心理灵活性[26，27]、改善情绪[28]、减少焦虑和压力[26，29]以及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26，30]。在ASD 领域，ACT 干预也被证实在提升ASD 儿童父母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作用显著。Poddar 等人招募5位ASD儿童父母参与为期10周的ACT干预，结果发现父母们的抑郁症状、焦虑和生活质量都有显著改善[31]。Marino 等人对20对ASD儿童的父母进行ACT干预，结果显示干预后父母能更好地理解儿童的问题行为，并提升育儿信心、育儿技能[32]。在我国，袁滨对ASD儿童的父母进行7 次一对一的咨询后发现，ACT 能有效降低ASD 儿童父母的经验回避和认知融合程度，而提高其心理灵活性[33]。

当前，国内将ACT技术应用于ASD儿童的抚养者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非常有限。另外，ACT 是含有6 种核心过程的整合技术，以往研究并未对ACT不同核心部分的效果进行分别探讨。为了让ACT在中国ASD 儿童的父母中有效推行，其效果、可能存在的应用问题和可接受度方面均需深入挖掘。本研究针对参与ACT干预的中国ASD儿童的父母，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定性方法，深入探索父母在干预中及之后的生活实践体验，了解ACT干预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哪些部分带来效果，以及效果如何在生活中延伸。以期为ACT 技术在中国ASD 家庭中应用和推广提供研究支持和经验总结。

本研究通过某高校平台的孤独症研究中心进行被试招募，参与标准：（1）孩子符合DSM-5 中关于ASD 的诊断标准，具有医院开具的ASD 诊断报告，不存在严重躯体疾病和其他精神障碍或发展障碍；（2）本人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参与孩子干预和教育较多的一方）。最终共招募到4位母亲参与干预，表1提供了4名访谈对象的详细信息。4位访谈对象均已婚，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具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全职在家，且家庭条件处于中等以上经济水平。

表1 访谈对象的详细信息

以团体线下课程的形式，对4 位ASD 儿童的母亲进行了围绕ACT的6个核心过程的干预。每周一次，共计5次，每次约120分钟。课后布置相应的作业要求每日打卡巩固，由一名研究人员在线上对4位参与者进行督促。该干预以ACT技术为核心，结合ASD 儿童父母的特点，将ACT 的6 个核心内容融入干预课程中，进行针对性干预，旨在帮助父母缓解负性情绪，提高心理灵活性，给予孩子更好的支持。干预具体内容见表2。

表2 ACT干预内容

在干预结束后即刻进行4 人的线下团体访谈，大约进行60 分钟，主要了解母亲们在干预中的感受。在干预结束后两个月再进行线上的一对一访谈，访谈约40分钟，主要了解4位母亲生活的变化。访谈前先签署知情同意书，整个访谈过程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录音。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收集数据，在访谈前根据研究目的拟定访谈提纲，提纲内容围绕ACT的六个核心过程：接纳、认知解离、关注当下、以己为景、价值观和承诺行动。对母亲们参加ACT干预及后续生活实践中的体验和感受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会根据参与者的回答进行追问。团体访谈与一对一访谈的内容如下：（1）回忆在整个ACT 课程中，给您留下了深刻体会的有哪些活动？（2）这些活动为什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体会呢？（3）在生活中，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应用这些技术呢？应用时的效果怎么样？（4）您认为哪个技术对您的生活帮助最大？说说为什么。

本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的方法进行资料处理。IPA 是一种扎根于资料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强调对参与者生活经验的研究，重在理解人如何感知经验[34]。在IPA 中，资料的分析采用循序渐进的主题分析，一般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多次阅读访谈内容，广泛标注其中有意义的部分；第二阶段选择能概括文本内容的主题并回到原文中核对是否符合参与者的意思；第三阶段是研究者在第二阶段列出主题的基础上，思考不同主题彼此间的关系，找出具有共同意义的主题；第四阶段汇总主题，制作出结构化主题一览表，并附上说明每个主题的引语，最终合成最高级的主题。

通过反复细读访谈结果，本研究的效果最终体现在3个主题上，即情绪管理、接纳不完美的现实以及关注自我和家人。具体分析如下。

本研究发现，ACT 干预有助于母亲们维持一种良好的心态，调整负面情绪，增强积极情绪。首先ACT 中认知解离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个体从自己的情绪、想法、困难中抽离出来，保持距离看待，可以帮助母亲们控制负面情绪。比如，母亲1 提到：“假如说我今天心情糟透了，或者说我想骂我儿子了，我就会说我有个想法：我想要发火了！就可以拖延一下时间，这个火呢，比如说本来是五级的，会降到一到两级，就是说可以把这个火扑灭掉。”

其中采用了认知解离中“我有一个想法”的技术，该技术操作简单，能够快速帮助母亲和负性想法、情绪分离，因此只简单的句式改变就能使愤怒情绪大大降低。这种简单快速的方法在生活中更加实用，受到母亲们的青睐。在育儿过程中，每个母亲体会到的负面情绪也是不同的，除愤怒之外，还有焦虑。比如，母亲3 提到：“如果孩子哪一方面没有达到我期待的一个程度，遇到问题了，放到以前我就会很焦虑，就会说：‘怎么这样呢？’现在我就会分离开看待，他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哪一步还没达到。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看到问题就觉得很焦虑。”

可见，认知解离技术对于处理焦虑情绪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通过认知解离将问题和孩子分离开看待，能够从认知上减轻负面情绪的影响，并快速将注意转移到寻求行动方案上来。另外，认知解离技术也可以达到发泄情绪的效果。如母亲1提到：

“我把愤怒想象成了一条喷火的龙，它的火开始看的时候是大大的，然后它慢慢变小，最后压缩成一个圆球，把它收集在腹部了。把这种情绪以物的形式来想象，周旋一下慢慢变小，就会把这个心情慢慢地平复一点。”

“我觉得情绪要来的话也不一定非得要委屈自己，一定要把它平静，不让自己宣泄，其实这样对自己的内心也不太好，就是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呢，你可以缓冲一下，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把这种情绪给宣泄出来，这样又不太伤害别人。”

这位母亲在想象中将自己的愤怒具象化为一条喷火的龙，当看见并正视这条龙时，随着火焰逐渐变小，愤怒也随之减弱。采用认知解离技术将情绪具象化，能够对情绪进行更好地观察和接纳，避免了对情绪的压抑，也避免对外发泄情绪带来的伤害。

本研究发现，ACT 课程不但能通过正念训练达到关注当下的作用，还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放松，增加积极情绪，甚至能帮助入睡。比如，母亲2 提到：“我现在一般睡觉前会做一次身体扫描，这能让人的精神层面放松很多，就很容易入睡，扫描完了以后就觉得挺舒服的，我感觉我之前有点睡眠问题，那么正好做这个。”

此次ACT 课程教授采用正念关注当下来解决爆发式的情绪，即在愤怒即将爆发时，可以通过“注意”扫描身体的方式，将注意力回归自身，从而降低愤怒。然而有母亲反映，这种方式的效果并不显著。比如，母亲1提到：“我要发脾气的时候，或者说我压抑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点的时候，我当下去冥想（扫描身体），我感觉可能收不住，或者说可能还不如数个123456789来的快一点。”

从访谈结果来看，认知解离和正念在情绪处理上有不同的作用：对于爆发式的负面情绪，认知解离的帮助更大，而正念的效果更多地体现在保持平静和放松上。母亲们也会按照自己的需求或喜好，将干预中学到的技术在生活里做一些简单的改动，使之更符合自己的需求，更好地起到平静和放松的作用。比如，母亲1 提到：“我有时候扫描身体三四遍之后，就定格在一个地方，然后就会在脑袋中浮现一天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嘛，会通通的想一遍。一般会着重偏向某一件事，想完了之后就觉得脑袋里放空了，就会像那种想要睡觉的感觉。”

对于干预中教授的内容，母亲们并不是完全按照固定的流程进行，而是将不同的内容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融合，并根据自己的习惯加入一些内容。如上述母亲1，她除了通过正念关注当下，还会采用正念扫描身体，回顾一天内发生的事情。母亲1 还进一步补充到：“我每天结束后都会找三五分钟，用那个身体扫描（正念），从头到脚，有时候我会做十分钟。然后睁开眼睛就觉得脑袋特别放松，眼睛就是很明亮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母亲们在生活中运用正念比较灵活，不拘泥于干预中的规范程序，而正念简短有效的特点使她们在生活中频繁地使用该技术，起到良好效果。

ACT干预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让来访者接纳自己，接纳周围环境。在以己为景的练习中，母亲1通过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中，与过去的自己进行对话，逐渐地从伤感中走出，接纳了现在的生活状态。她是这样描述的：“其实当我看到自己时（想象中的自己），我的内心是蛮伤感的，有很想哭的一种冲动，觉得现实的生活，和刚从大学毕业时候的憧憬有点偏离。就是当下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好，内心也比较委屈。但是通过这个练习，你试着去了解它，去接受它，然后把当下的一些头绪慢慢理清，尝试着让自己走出那种心境。”

在母亲1 的想象中，出现的是刚从大学毕业的自己，那时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期待和向往，可如今由于种种生活上的变故，并没能活成理想中的自己，不由得有些伤感。然而通过主动与想象中的自己进行对话，可以更好地接纳生活中的不如意。该活动帮助来访者反思自己的经历，进而达成和解和接纳。在整个干预结束后，母亲们也报告通过这次学习，可以更好地接纳自己和现在的生活了。比如，母亲1 还提到：“我本来是一个负罪感很强的人，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就是说感觉好像我对孩子的那种歉意会慢慢地变轻一点。以前我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就是觉得没有给孩子良好的条件，就感觉有愧于他，不能让他和其他健康的小孩一样成长。现在我觉得他也挺幸福的，我也没有对他要求太高，看淡一点，轻松愉快地接受，过好每一天，然后能进步就进步，慢慢计划着一步一步来。”

母亲1在得知孩子患有孤独症后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总觉得孩子的疾病与自己脱不了关系。而ACT干预可以帮助母亲们更加理性地看待现实的阻碍，确立自己的目标，帮助他们更好地接纳自己。除了更好地接纳自己，母亲们还报告了他们也可以更好地接纳孩子的问题。比如，母亲3 提到：“我有段时间心情特别地不好，总觉得有时候孩子表现得不好，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但我觉得他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做好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通过这个认知解离，就可以分开看待孩子和这个问题。”

在大多数ASD 儿童母亲眼里，孩子患有孤独症的这个问题往往和孩子是绑定在一起的，就好像给孩子贴上了有问题的标签，这种不断地回忆和思考负性事件会使自己陷于无法自拔的负面情绪中。然而通过将问题与孩子拆开来看这一过程，撕下这种消极的标签，甚至能发现自己孩子不同于他人孩子的优点，可以帮助母亲们更加积极地应对孩子的行为问题。

干预期间为母亲们提供了一个将注意离开孩子，回归自身的机会。比如，母亲2提到：“我们这些家长们，喜怒哀乐都是围着小孩转的，这个训练营（ACT干预）能够暂时提供一个环境，让我们抽离了，离开了小孩，进行成人跟成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好在这个环境下放松一下我们自己，无论是倾诉也好，或者做各种心理的活动也好。”

更重要的是母亲们能把该技术运用到生活中，将课堂中学习的正念技术帮助自己在日常中将注意从孩子身上抽离出来，更多地关注自己。比如，母亲2 提到：“正念训练很好操作，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注意力分散一点（从孩子身上），关注到自己身上。眼睛闭一会儿，然后从头到下扫描一下，就感觉挺放松的。然后呢，就是暂时地把自己从这个‘鸡娃’的世界抽离一会儿。空闲的时候，比如等车、排队什么的，我就会做一下。”

除去运用课程讲授的正念技术外，母亲们也会更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生活品质。比如，母亲4 提到：“这个课程让我更多地在意一下自己，现在我开始减肥了，控制饮食。现在每周一半的晚饭我自己会花时间，做一点蔬菜汤之类的。”

母亲2 还提到：“因为参加了干预嘛，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点这种意识，要更关注自己一点，首先我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嘛，我现在高血压以后，我就特别要维持这个情绪的稳定，所以就会做身体扫描，经常能够回过头来感觉一下自己身体有什么状况。”

另外，经过干预，母亲们也增加了对家人的关注。4 位母亲都表示在干预结束后，她们会有意识地关心家人。比如，母亲1 提到：“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天是要给我远在他乡的父母视频的，就一周视频两次。以前都是他们打过来，然后我再接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去关心他们，现在我能够做到主动给他们打电话了。”

此次访谈中我们发现，在干预前这四位母亲在生活中很少关注自己和家人，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孩子的生活和干预中去了。这无疑会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可能因此出现更多生理或心理上的疾病，更会影响家人之间的关系。家庭是一个系统，当一个点发生改变，整个家庭系统也会随之改变。

然而当让母亲们澄清价值，询问母亲们有没有短期内明确的目标时（自己的目标，而非孩子的目标），母亲1和母亲3仍表示没有。比如当被问道有没有自己的目标时，母亲3 回答：“我个人没有什么目标。我的目标还是在孩子身上，孩子好了，能慢慢融入这个社会了，我的目标就算完成了。”

母亲1 回答：“其实我对自己没有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孩子。就比如说我儿子，我计划他今年的识字量能到二年级下册，现在已经在一年级下册的基础上了。然后下个目标就是让他学会游泳和乒乓球。”

母亲们长期以来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忽视了自己，这可能是她们短期内无法重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目标的原因。关注自己的目标，可以使母亲从孩子的身上抽离出来，关注自己的发展，这是后续研究需持续关注的问题。

由于IPA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其严谨性往往会受到质疑。因而自我反思是研究过程的关键阶段，研究人员必须意识到假设和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区分它们与访谈对象的客观描述。三角校正法被用来表示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来测量同一研究对象，以检验测量工具的效度[35]。沈晖对三角校正法进行了总结，具体来说三角校正法有理论的三角校正、方法的三角校正、研究者的三角校正和资料的三角校正[36]。本研究选取了方法的三角校正以及研究者的三角校正对访谈结果进行了检验。

本研究应用两种方法（量表与访谈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三角校正，具体方法如下：每次课前让母亲们填写一个负面情绪评估量表，评估的情绪类型包括愤怒、焦虑、负罪感、压力和羞愧等。该量表为李克特5点计分（分数越高，负面情绪越强烈），用以评估母亲们的情绪变化。表3显示了母亲们情绪变化的结果（四位母亲每次得分总和）。本研究访谈显示母亲们主要涉及愤怒、焦虑和负罪感三种负面情绪。从表3可以明显看出这三种负面情绪随着课程的进行有着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也验证了访谈结果的有效性。

表3 负面情绪得分变化表

本研究由三位研究者（一位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两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共同参与了访谈过程，由一名研究者主持访谈过程，另外两位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进行补充询问。资料收集完成后，三位研究者共同对资料进行分析，对那些未能达成共识的部分，通过不断地讨论加以澄清解决，尽可能地避免了研究者的先入之见。

本研究表明母亲们普遍掌握了使用认知解离技术来调节情绪的方法。认知解离会将自我从思想、意象和记忆中分离，并旨在帮助来访者摆脱陷入的负面情绪、想法的困境[22]。其中，通过“我有一个想法”转换语言的表述方式让人意识到，不同的语言表达可以对个体的心理以及行为产生影响[37]，这种方式简单快速地与自己的想法分离，很快便被母亲们接受，融入到她们已有的思维模式中。另外，母亲们也掌握了将情绪具象化进行处理的方式，例如“喷火的龙”，这种认知解离的方式鼓励对情绪的观察和对话，接纳和处理情绪[38]。

此外，本研究发现通过正念关注当下在保持平静和放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母亲们一般在睡前和空闲时间采用正念技术回到当下帮助自己放松，进入平静的状态。这和以往研究一致，即正念有助于保持积极情绪[39，40]。但也有研究采用量表测量发现ACT训练后ASD儿童的父母的正念水平不升反降[41]，因而对ACT正念训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42]。这可能是由于量化数据带来的局限，即量表得分未达到显著程度，并不是家长正念水平没有进步。本研究认为，正念技术不在于规范性地操作，而是在生活中以自己的方式反复练习，真正让正念的习惯融入生活，这往往会在量化研究中被忽视。

另外本研究发现，母亲们提出对于忽然爆发的负面情绪，认知解离比通过正念关注当下的效果更好。根据阿诺德的评定—兴奋理论，情绪产生的过程是刺激情境—评估—情绪，认知先于情绪发生作用。母亲们在情绪爆发时更多聚焦于认知想法，而正念更注重生理体验，生理体验发生于情绪后期，导致处理负面情绪时母亲们无法及时使用正念方法，因此在剧烈情绪爆发处理方面母亲们更多采用认知解离。总的来说，认知解离和通过正念关注当下，可以从不同方面对情绪进行调节。认知解离适合解决快速的情绪爆发问题，正念可以帮助自己脱离日常繁忧事情、关注当下，保持平静与放松状态。在经过干预学习后，母亲们将这两种方法都融入了日常的情绪处理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在访谈中发现，与以往的研究一致，ASD儿童的母亲可能会将孩子患有ASD 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于自己，认为是自身基因的问题或养育过程中的失误导致孩子患病[43]。然而，不恰当的归因不利于孩子的发展以及父母的生活品质[44]。ACT的核心不在于回避负面经验，而是主动地接纳它们。在干预后，母亲们更注重当下积极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进步、自己为孩子的付出等等），活在当下，更有助于个体提升自己的心理灵活性[42]，实现对自己的接纳。

在ACT 干预结束后，母亲们也表示她们可以更好地接纳孩子的各种行为问题。ASD孩子的破坏性行为（比如不服从、对立、攻击行为与逃避等）以及情绪常常失控与崩溃往往会引起父母的压力和焦虑[45]，这些都可能引起ASD 儿童的父母对孩子的疏离。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亲子接纳程度往往不受孩子症状的严重程度[46，47]以及诊断时间的长短等客观因素的影响[48，49]，而是与父母们的情感支持水平[50]以及回避策略的使用[51]有关，这可能就是ACT 干预能有效帮助ASD 儿童父母实现亲子接纳的原因。亲子接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Renzo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与ASD 儿童的游戏与互动中，那些对现状接纳程度越高的父母更有可能与孩子相处融洽[52]，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亲子接纳有助于亲子关系的提升以及ASD儿童症状的改善[47，53]。本研究发现，ACT可以通过帮助母亲们重建认知，更加理性地看待孩子的行为问题，主动分析每次孩子出现问题背后的原因，更好地实现亲子接纳。

对于孩子病因的困惑、失控的情绪以及孩子的破坏性行为是ASD儿童的父母无法回避的问题，而ACT干预可以有效地帮助父母们接纳孩子患病这一事实，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心理压力[54，55]。此外，往前看，努力帮助孩子，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从而达到释然，也有助于减轻自身的焦虑与压力。

本研究发现ASD 儿童的母亲对儿童的过度关注会导致忽略自己，这可能是由于她们需要带孩子参与多种类型的干预，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56]。让ASD儿童参与干预的好处是公认的，但ASD干预的复杂性使得父母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辞掉工作，全力负责孩子的干预，这就可能使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孩子身上，忽视了生活中的其他部分。ACT技术能帮助父母将注意力从孩子身上转移一部分，给到自己和其他家人，有助于家庭关系融洽。家庭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人-人互动关爱增加，整个家庭和谐了，纷扰噪音减少或者消失了，才能为孩子更多赋能。

本研究发现，线下干预本身的设置，能够帮助父母从“带孩子”中解脱，母亲们都表达了课程设置给予了他们一段自由的、离开孩子的时间，这是她们非常渴望的。这和以往研究提出的社会和家庭支持的重要性一致[57，58]。这个发现也表明，针对ASD 儿童父母，线下干预具有其必要性，虽然线上干预可能给予更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的机会，但是日常绑定儿童的母亲可能身心疲惫，没有喘息机会。线下课程学习提供了一个完全脱离孩子的空间和时间，这对于ASD儿童的母亲从对孩子的过度关注中脱离，回到自身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干预中的正念练习技术能够给母亲提供一个脱离孩子，将注意回归自身的机会。而干预中的学习，如爱自己、爱家人、关系解读等内容，也能让母亲们观念改变，在干预后的两个月里，母亲们开始表现出关注自身健康以及主动关心父母等积极行为。

然而，抚养ASD 儿童非常耗费精力，母亲们可能没有时间来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社交活动[59]，长时间地沉浸在培养孩子中可能让母亲们失去了自己生活中的目标和方向[60]。部分母亲在干预结束后仍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设立自己的目标，这或许因为受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母亲们全身心投入到孩子身上，将孩子的进步与喜怒哀乐捆绑在一起，忘记了自己，不能从自己的发展和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比常人少了许多快乐的途径，因而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目标追求，导致ASD孩子的母亲这一群体在澄清价值这一过程有着特殊的困难。

在访谈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母亲们在生活中并非机械地应用ACT技术，他们会将ACT的六个核心过程融合使用。当提及生活中的使用时，他们很少使用专业的术语，并且可能忘记了干预中的具体操作，但母亲们仍然把握了ACT 的核心，即在养育过程中接纳自己和对于孩子的负性想法，减少负面情绪以及冲动，并能采取与其养育价值观一致的有效养育行为。这证实了ACT 技术在生活应用中的弹性，即ACT不需要完全按照结构化的程序进行[61]。在进行干预活动时，6个核心需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串联，从关注当下的正念技术、处理情绪的认知解离，帮助母亲们学会简单易行的技术方法，进一步了解自己可以从情绪、问题、想法、困境中抽离，以己为景，有了更高的视角得以接纳孩子的问题，接纳自己能力的有限，接纳面临的困境，并最终确立价值落实于行动。但生活中ACT的6个核心过程并非简单拼接，每一个过程实际上与其他的几个核心过程是存在重叠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它们的操作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当母亲们在生活中开始熟悉ACT 的应用时，自然就会进行“整合”，使用ACT的过程逐渐变得“流畅”起来。在每一次的使用中，可能包含了多个过程，这就是熟练后的“融合”[62]。本研究结果表现出母亲们对干预内容的良好吸收，在生活中不仅学会应用简单的技术操作，还有观念的转变，最终通过自己的重新消化领悟、融会贯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调整方式。

首先，本次研究中4位被试的同质性比较高，都是主要照顾者——母亲，均具备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经济基础，这可能不能代表较大部分的孤独症家庭。未来研究可以尝试给各种类型的ASD 家庭提供ACT 服务，扩展ACT 技术的应用范围，探索ACT技术在不同类型ASD家庭中的效果。另外，受制于被试数量的原因，本研究并没有进行干预前后测统计差异的检验，未来可以更多地采取质与量相结合的方法，量化地探究ACT对于ASD儿童父母发挥作用的机制。除此之外，有研究显示父亲也会受到ASD 儿童的影响，产生行为和情感上的问题[57，63]，而本研究中的参与者均为作为儿童主要抚养者的母亲，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ACT技术对于ASD儿童父亲的干预作用。最后，当前ASD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需要得到心理支持的父母们越来越多，像这种小团体的线下干预显然无法满足需求，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推出便于大规模推广的ACT 线上干预，使更多ASD家庭能够得到有效的帮助。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