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办案要用证据来说话

　　游伟

　　公安部日前召开工作会议，强调侦查办案 “要由 ‘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使广大民警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

　　其实，严格依法、文明执法，要把案件办成铁案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直是司法机关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的。而在我看来，所谓将案件办成 “铁案”，其实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让案件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关键是公安司法机关要有正确的诉讼理念，要重证据，不过分依赖和轻信口供，并依照法定权限和正当程序，进行案件的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和依法裁判。

　　办案一定要让证据来说话。尤其是在侦查活动中，更应当强化刑事追诉行为的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这是因为，涉案嫌疑人的权利是最容易在侦查审讯阶段受到侵害的。存在于侦查人员思想中的 “口供中心主义”观念，很容易使侦查人员在犯罪嫌疑人处于 “孤立无援”和较为封闭的监管环境下，产生 “倚强凌弱”、强取口供的行为冲动。而非法取证，也大多发生在案件处于公安的秘密侦讯场合。

　　正因为如此，为了防止出现违背法律、侵犯人权的状态，新刑事诉讼法对案件侦查过程的第三方介入――比如辩护律师介入，合法性监督――比如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地控制――比如不得带离看守所等都做出了强化规定；在证据方面，不仅明确了犯罪证明标准，更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表明，证明犯罪不仅需要有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可靠证据，并且这些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如果证据材料为“真”，但采用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得，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在庭审阶段，对案件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审查及其不受干扰的独立判断，将直接决定着案件事实的认定，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

　　人们通常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目的是为了 “破案”、 “抓人”，将犯罪者绳之以法。这样的思维颇有 “群众基础”，也得到地方领导的肯定。但事实上，犯罪行为能否在公开、正当的程序下追诉，司法行为的 “合法”状态究竟如何，却是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公共权力能否受到依法、有效制约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普通公民在这个国家中的实际 “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面对公权时到底有多大的 “安全感”。

　　可见，公安机关采用合法、文明的方式去证实犯罪，可能比实际上处罚了几个 “事实上”的罪犯更为重要，也更值得人们关切。而“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法律，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等一系列重要制度进行改革和修订，都体现了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法治理想的司法化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及时提出 “侦查办案要由‘抓人破案’向 ‘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并且要求在证据规格和标准的把握上，将 “破案”与 “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无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符合刑事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的。

　　（作者系上海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