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学里的“友谊”

    《古今小说》中有多则友谊故事，奠定了中国文学文本对于“友伦”的基本概念。如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说的是春秋时期，贫士左伯桃往楚国谋前程，路遇另一儒人羊角哀，相谈甚欢，抵足而眠，并决定相携一同去往楚国。不想天气恶劣，路又不平顺，伯桃受冻不过，舍命将身上衣服和干粮给了羊角哀，后羊角哀果然飞黄腾达，厚葬旧友。故事到此，虽是同袍真情，却看似平常。谁知后来，左伯桃阴灵竟被荆轲和高渐离欺负，羊角哀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都失败了，最后决定生死共处，自刎前去助战。小说末尾感慨，“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真正的友谊，是我愿意为你的前程献身，与此同时，你也绝不能贪生怕死。

    又如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更为奇异。汉明帝时期有一个秀才张劭出门应举，投店时救了隔壁一个患了时症的秀才范式，两人结为兄弟，却都误了应试的日期。范式非常感动，想要登堂拜母（“汝母即吾母”），两人相约在第二年重阳，张劭在家设鸡黍宴。到了第二年，张劭等到半夜，范式都没有来，只来了一阵风，原来，范式忙于家务忘了日期，为了守信，他想着“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于是自刎而死，魂驾阴风，特来赴鸡黍之约。“鸡黍之交”为八拜之交之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友谊典故，其实也影响到了后世小说如《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

    《王六郎》选自《聊斋志异》卷一。故事说的是许姓以渔为业，以酒为好，打渔饮酒时，顺便把酒洒在河边以祭祀水中亡灵，感动了水鬼王六郎，因王六郎本身也是“沉醉而死”。为了报答情分，王六郎暗中帮助许姓打到更多的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王六郎突然对许姓说，他的业报已满，将要重新投身人间，所以两人离别在即。次日，本应有一女子渡河，溺水而死，代替王六郎。但王六郎看到她怀中婴儿，不忍心伤害两个人的性命，放弃了这次机会。于是王六郎与许姓一如既往，饮酒捕鱼。王六郎的好心肠感动了玉帝，他又将赴任异地新神，两人又要告别。王六郎走后，许姓不忘旧情，一诺千金，不顾家人反对，置办行装去往几百里外的招远。在路上，许姓遇到许多帮助他的人，都是王六郎托梦拜托的。当夜，许姓梦到六郎衣冠楚楚来到，与过去大不相同。六郎情深义重，化作清风盘旋，送别旧友，款款情深，难舍难分。作家笔下所创造的王六郎形象生动深情，令人难忘，堪称是一个理想友人的化身，充满了人格魅力和影响力。篇末的“异史氏曰”以“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贵贱之间无真情的世相。

    有趣的是，这些令人难忘的友谊故事都发生在男性之间，且都以死亡作为检验标准。不管是“你的前程就是我的前程”，还是“报恩”，或是“守约”，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其他男性结盟的古代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让我们确认关于中国式男性“友谊”的常识，即“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没有“同年同月同日死”，至少也要“灵輀若候故人来，黄泉一笑重相见”。

    西方文学的情况是怎样呢？在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中，多数友谊故事同样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直要到十三四世纪，女修道院中才出现了友谊书写）。如今被社交媒体广泛引用的友谊理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友爱”一节，或是最早撰写有关友谊文章的基督徒之一圣奥古斯丁，还是蒙田的《关于友谊》，讨论的都是男性友谊。可见古今中外我们对于友谊的推崇和歌颂，始终是很热心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很多都不相信女性的友谊，我们却在当代反复引用他们的话，以为这些美好的词汇是通用的、属于每个人的（如“友谊是亲密、忠诚和爱的纽带”；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灵魂住在两个身体内”）。实际上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六百年，几乎所有提到“友谊”的文献都只跟男性有关。文学上所谓女性友谊故事，是一个相当现代的观念。这也在另一方面提醒着我们，可能女性教育与友谊书写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首先要学会读写，才能记录我们的故事。我们首先要学习知识，才能鉴别好的情谊、鉴别有质量的感情。  

    （《文汇报》2.3 张怡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