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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剖面分析图（Landscape Section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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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一次题为“涨潮”（Rising Currents），应对气候变化的设计作品展。在参展的众多作品中，一副名为牡蛎养殖场（Oyster-Tecture）的作品（图1、2、3），吸引了广大参观者的眼球，这个由纽约一家新锐景观事务所（Scape）领衔，五个相关领域的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工程师和生态学家所组成团队共同完成的设想，以纽约曼哈顿的海岸线和港湾作为实践地段，通过恢复牡蛎的生境作为生态调节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由于暴风雨的突然袭击可能引发的海平面的上升等自然灾害，同时该方案还兼顾了水质净化以及休闲服务等功能。这幅长而详尽的景观剖面图，之所以在众多参赛作品中鹤立鸡群，是因为其与众不同解决方法以及于此相对应的过程展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它的精细程度和动态特征远不是传统的平面图和效果图可以媲美的。
长期以来，景观的平面图、透视图、效果图一直受到广泛重视，而对景观剖面图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手段的探讨却相对滞后。然而这些司空见惯，局限于景观表象的单一描述手段的表现图和效果图是远远无法完全反应景观的生成形式与动态过程，尤其无法反应地表景观与地下结构的关系以及景观的生成逻辑。而景观剖面图则不同，不管是用来描述生态系统还是用来归纳基地的现状特征，不管它是从景观学科自身发展而来，还是起源于其它学科，每一种剖面图技法都是揭示景观内在与外在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简单地说，景观剖面图是设计师用来研究和揭示地表和地下的生物及非生物（如植被、土壤、水文、地质等）生态过程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的图示工具。通过把城市组成部分的相关要素和特征从传统的调查报告和数据统计表中解放出来，将数据和剖面相对应地放在一张图上，从而让设计师能够很容易将抽象的数据和形象的图像联系在一起，对研究景观的过程与材料，揭示基地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建立跨学科相关专业的沟通平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一个深度的剖面，设计师可以将地表植物的类型与分布与地下的土壤水文，以及地下土质结构与地表地形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为设置不同的活动项目提供依据。
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景观剖面图是由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在1793绘制的南美洲最南端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剖面（立面部分尺度被放大），图中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地表、地下特征以及气候情况（图4）。
大规划师派特里克·盖迪斯1905年的谷地剖面（Valley Section），生动地反映了地点—事件—人的关系，第一次将人的活动同与此相对应的生境和区域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启了基于地域特征的生态规划的新篇章（图5）。在此之后，许多设计师和规划师步其后程，利用景观剖面对基地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找出合适的规划方法。例如，麦克哈格1969年出版的《设计结合自然》中就利用剖面作为分析手段，告诫设计师需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地域的景观系统，以便设计出与基地相“匹配”的环境友好型项目。图2清晰表达了不同的生态区域的自然情形（如地形地貌与植被的关系），通过展现海岸沙丘的动态变化，麦克哈格开启了应用景观剖面图来探讨动态的景观过程的方法。但遗憾的是，图中缺失了与这些区域相对应的人类的活动情形（图6），从这一点来说，相比于半个世纪前的盖迪斯的谷地剖面是某种意义上的后退。
上世纪80－90年代，当环境保护主义者还在热衷于探讨由于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的影响，所引发的社会对环境问题关注时，城市设计师们已经开始了对城市发展更绩效模式的探索。新都市主义的代表人物Andrés Duany 和 Elizabeth Plater- Zyberk发明了一种包含六个区域的城市剖面图（图7、8），又叫（T-zones）。他们试图在新的城镇规划中用这种紧凑的模式取代“摊大饼”式的以汽车为主导的土地扩张模式。这种六区段模式是以行人可达性的街道、综合的用地和居住的多样性、公共交通为主导，作为一种新的街区结构，同时六区段的比例关系可以根据所在区域的自然、社会情况做出调整。t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协调从区域到社区各种尺度的规划。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景观生态学和系统观念的推广，人们对城市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主义的“功能生成形式”（Form follows function）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是景观/生态城市主义的“流动产生形式”(Flow generates form)。这里的“流动”不仅指高速度的交通工具所主导的物质流和能量流，还包括人类和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流。
为形象地展现城市发展是一个流动的动态过程（Flow and flux）。库哈斯1982年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方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绘图与表现形式——图解方案（Diagrammatic Plan）。借助于对自然动态过程的深入领会：“自然——无论是‘人工自然’的主题或者探索花园，还是‘真正’的自然——都被认为是一种图解，那些由树木组成的组团或者屏风以及各式各样的花园都是不同的舞台场景”，从而将图解（Diagram）从过去用来解释方案变成了方案本身。与此同时，设计方案也从过去时间指向一点的总体规划变成动态的过程图解方案。景观/城市设计师也因此丰富了自己的营销和表现方案的手段（图9）。
在景观公园设计方面，詹姆斯·科纳的纽约Fresh Kills规划方案中的坡地种植策略同样成功地应用上述图解式的分析与表现手法。这个被称作“生命景观”的方案，通过一系列景观剖面图，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个以植物自然演替为基础，让自然做功的过程：先引入抗性强、生命力旺盛的野草，再通过因地制宜的管理降解土壤中的有毒物质，并逐步引入木本植物，进而达到完善景观生态体系的建立，护坡和改善环境等功能，为今后娱乐项目的设立做场地准备(图10)。
依据用途不同，景观剖面大体上可以分为结构剖面和序列剖面两种：
结构剖面（Structural sections） 景观的结构剖面用来表述建造某种景观所需的精确的尺寸、以及标注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剖面涉及景观建造实际过程中的空间变化和过程现象。与表示变化与动态特征的序列剖面不同，这种结构剖面强调的是量度和空间在设想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精准性。
例如“涨潮”展览会中的另一幅名为“新城市地表”作品，通过将纽约曼哈顿地下各种城基础设施“流”（供水、排水、电信、能源和交通）与城市街道精确合理的重新布置，并通过改善城市的不透水地面来有效地应对由于气候变化，如涨潮所带来的城市洪涝灾害(图11)。
景观结构剖面还可以用来揭示地表的植物分布与地下的土壤类型和水文的相互关系。生态学家应用这种方法来阐述研究基地的现状，而在景观设计中，这种方法不仅局限于反应基地现有状况方面，更多是运用于构筑人工自然的城市景观中。例如作为建立景观合适的生长条件的生成工具，这类景观剖面可以从某一个设计所需要的植物种类出发，进而探讨维护这些植物生存繁衍所需要的土壤结构、排水、灌溉，以及其它微生物方面的要求。
在位于美国达拉斯老布什总统中心景观设计项目中，纽约的Michael Van Valkenburgh事务所运用人工合成的土壤作为可持续且充满生机的场地生态体系的载体，通过复制土壤的特性促进地下的食物链的形成，这些食物链可以加速土壤养分的循环，对植物根系的发育起到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乡土植物的生长，同时抑制杂草的生长(图12)。该剖面图还同时展示了场地地表径流的收集、过滤和回补地下水源的过程。
序列剖面（Sequential sections） 通过一系列剖面来表现某种景观随时空的发展过程及各种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剖面通常被用来表示可视的空间变化或体验。例如在纽约垃圾填埋场工程“生命景观”设计中，詹姆斯.科纳的Field Operations事务所就应用这种方法来展示植物自然演替和群落生成的过程（图13）。而波士顿的STOSS LU事务所，在Mount Tabor水库项目中则进一步将Field Operations的表现技法发扬光大，在表现植物自然演替过程中，加入了与各个时期相对应的项目及硬质景观的设置，例如沟渠、围栏和木栈道等等(图14)。
序列剖面也能够用来引导观赏者穿越空间而不是时间，如下图(图15)所示，每一剖面表现基地上特定位置的空间形态，所有剖面的组合构成基地整体动态关系图，这种更加注重体验的剖面表现方法与常用的平面图不同的是它能够让观赏者更直观地体验基地三维空间的变化和所获得的信息。另外，序列剖面还能够让设计者根据需要选择一种信息或者一种空间变化进行揭示和表现。这样的剖面为设计者探索设计创新、揭示设计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和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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