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身份认同的仪式感：从元朝“射草狗”礼仪，管窥元朝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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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有慎终追远、崇敬祖先的传统。对人文始祖的祭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特质之一。

而元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策略，以更好地建立新朝权威，巩固大一统的统治局面。

元代地域广大，朝廷多派遣使者至各地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现存的元代诗歌中即有大量描写祭祀活动的奉祀之作。

其中，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礼俗是“射草狗”，它产生于当时元朝的礼仪制度之下，展现了特定的时代风貌。

射草狗仪式，背后反映的是元朝统治阶层对族群身份的认同。

射草狗仪式在元代以前不存在，在元代以后也消失了，后世蒙古族也没有类似的礼俗。

将多种元素融为一体的射草狗仪式，是彼时的元朝独有的祭祀礼仪。

射草狗仪式没有单一的原型，而是元朝糅合多种因素而创造的。这些因素中不仅有蒙古本俗，更有契丹、女真、西夏等北方民族礼俗，乃至宗教因素。

射草狗仪式与射箭仪式有相通之处。射箭则在北方民族中有多种类型，辽朝“瑟瑟仪”射柳，是逢早祈雨的仪式，有演武和节庆的性质。

这些仪式皆以射箭的形式来达到祈福厌镶的目的，所射对象包括人、动物、草木，在元代射草狗仪式都有体现。

“射草狗”的过程、仪节、规制都是仪式要素的重要构成。射草狗仪式包括如下要素：

第一是“射”的对象。草狗或者草人属于替身巫术，蒙古传统巫术中有一种治病之法，用草或纸扎为人形，作为病人的替身，现代犹存。

元朝十月射天狗、十二月射草狗的仪式中，都有射草人的环节。草人与西夏杀鬼招魂仪式中的一样，代表敌人。

草狗，实际上是作为活狗的替身。杀狗祭祀，在北方民族礼俗中占据重要位置。元朝射草狗仪式过程中，用的是秆草，将之扎束成狗之形。

北方民族广泛流行着杀狗祭祀礼俗，蒙古、突厥系共通的杀狗祭祀礼俗，足以说明元朝射草狗的驱灾祈镶目的。

射草狗的射箭仪式完毕后，用羊、酒祭祀。羊是蒙古祭祀中最为普遍的牲品，但蒙古礼俗中最尊贵的牲品是马，“其大祭则用马”。

最后，则是解衣脱灾的仪节，由萨满巫现祝赞。皇室等人解衣交给蒙古巫观祝赞，祝赞完毕后将衣服“脱灾”。

射草狗作为一个整体仪式，在元代以前并无先例，而是元朝合多种元素创造出来的一种宫廷祭祀礼仪。

其中的射箭、草人、草狗、解衣脱灾等元素，能够在蒙古、辽、金、西夏等民族文化中找到踪迹，也显示出宗教因素的影响。

元朝帝后亲自参加射草狗这一脱灾仪式，起到凝聚蒙古族群的目的。

但是在元朝灭亡后，统治阶层剧烈变动，射草狗礼俗不仅在中原消弥，在草原上也失去了根基。

显然，元朝的射草狗仪式并不是人人都有参与的资格。

包括“帝后及太子、嫔妃”与“达官世家之贵重者”，而且

这反映出元朝在仪式与身份的匹配性上具有明确的阶层限制。参加射草狗仪式的氏族并非随意挑选，他们在族群认同层面是具有代表性的。

蒙古的崛起，揭开了草原上族群认同的新一页。即使是在蒙古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圈层式”结构：蒙古部族集团居于核心地位，其他集团在被征服过程中逐渐向核心贴合。

“圈层”体现出诸氏族与蒙古皇族的亲疏远近，置于历史发展的维度中，也反映出蒙元时期各阶段族群认同的构建过程。

《史集·部族志》将草原上的众多部族归为四类：乌古斯诸部、各有君长的突厥诸部、“过去就被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现今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

第一类，包括别速、忙古、珊竹三个氏族，属于尼伦蒙古诸部，与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颜部血缘最近，是“过去就被称为蒙古”的诸部。

据《史集》记载，别速人负责施行“札撒迷失”礼仪，为成吉思汗氏族重申成规和习俗。射草狗仪式提及别速，大概也与这一习惯有关。这些部族可能与皇族存在亲缘关系。

第二类，主要是札刺尔和塔达，与蒙古无血缘关系。他们被蒙古征服后，14 世纪初已成为“现今称为蒙古”的诸部，他们在蒙古崛起前声名已盛。

第三类是雪泥，混合了突、蒙古成分的部族。这个部族有可能比蒙古还要古老，只是“现今称为蒙古”。

《蒙古秘史》中提及，雪泥部可能是由突厥、蒙古成分混合而成的，其族群身份的认定应该与雪泥人在元朝的地位沉浮有关。

第四类是乃蛮，乃蛮是成吉思汗兴起时草原西部的强大部落，在元朝后期才逐渐以蒙古为身份认同。参与射草狗仪式的这四类氏族，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圈层式结构。

第一类是原本就属于蒙古的氏族，第二类是在大蒙古国建立后逐渐进入蒙古共同体的氏族。第三类是混合了蒙古、突厥成分的氏族，第四类是元中后期才进入蒙古共同体的突厥氏族。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建立起蒙古的文化、身份和族群认同。

礼仪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元朝礼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当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文化功用。近年有研究者提出“元代礼失百年”之说，是将“礼”狭义地定义为儒家礼仪了。

实际上，元朝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因俗而治，必然不能局限于儒家礼仪，而是融合多元文化的创新结果。

比如，射草狗仪式中的射箭、草人、草狗、解衣脱灾等因素，能够在蒙古、辽、金、西夏等民族文化中找到踪迹。

射草狗号称“国俗旧礼”，实际上却是元朝为适应新时代而创造的新仪式。多元因素的糅合，体现了元朝朝廷的文化特色。

这个仪式参加者既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而是代表了统治阶层中的蒙古族群，糅合多元因素，适于容纳广义的蒙古人。

射草狗仪式是元中后期建构蒙古共同体的一种手段，从族群认同的角度而言，射草狗礼仪可以说涵盖了元后期蒙古族群的多圈层结构。

所以，元朝统治者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特定的仪式，找到族群身份的认同感，并能够延续族群的文化脉络。

元朝的统治者并非一味被动接受某种礼仪文化，而是有意识地从多元文化中择用一些因素，创造新礼仪。

元朝的礼仪祭祀活动是对传统礼仪的改造，展现出空前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反映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

这些制度不仅没有改变汉制在礼仪的主体地位，而且拓展了国家礼仪的维度，具有因时制宜的积极意义。

这种对国家礼制的新发展，促进了当时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同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也对后世的文化传承和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元史》

《元朝秘史》

《元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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