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日本的“耻感文化”

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影响——服从意识。神道教是日本本土最古老的宗教，也为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助推力量。日本神道教视自然界万物为神祗，属于泛多神论的宗教，认为“凡不平凡者皆为神”。所以“神”不仅有善良者、优秀者、有功者，凶恶者、奇怪者、可怖者皆可为“神”。民众对于“神”的感情，不仅有敬仰，更有畏惧。因此，民众心理有了“神高于我们的阶层，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必须服从神”观念。统治阶级也利用了神道教的教义和影响，向民众传播服从意识。

于是，通过上述自然地理环境、儒家文化和神道教教义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日本人的集体意识、阶级意识和服从意识，使得日本人在狭小的阶层范围以集体利益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普通百姓开始接受了分阶层的思想，接受统治阶级为自己所处的阶层规则，并监督同一阶层和下一阶层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规则。这三种意识共同作用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耻感文化”。

三、“耻感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

（一）“耻感文化”是日本两次崛起的助推器

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西方国家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来完成，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却只用了短短20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国土一片废墟、国民经济崩溃的谷底，到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国，也仅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耻”是日本人重要的精神动力。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个人需要得到同伴或是他人的认可，否则就会自杀，抑或是努力洗刷掉不被认可的耻辱，而日本这个国家亦是如此，它时刻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的范围中，要让世界来承认和认可它，并为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实现了从落后的封建国家到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转变，但日本仍摆脱不了它的自卑的心理，它需要他国的关注和认可，否则就觉得受辱。或许这和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关，它怕被世界忽略，被世人遗忘，所以它要想世人或世界证明它的存在，并且因为它的存在，可以改变世界的格局。在二战后日本国力的迅速崛起，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耻感文化”助长了二战中日军的反人道行为

一方面，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下，道德的约束对他们的影响很小，而是强调将集体行为规范作为行动的主导。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对他们将做的或做出的很多灭绝人性的行为会感到内疚，但是这是上级发出的命令，他们仍然会果断地执行。

另一方面，日本军人是否感到受了作战对方的辱，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他们对作战对方的行为。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举了日本对俄国在旅顺作战胜利和日本对美国在菲律宾作战胜利的例子。在旅顺日本战胜了俄国，并认为俄国没有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 而日军在占领菲律宾期间的残暴行径和肆意破坏是世界周知的，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都将美国的政策视为对日本的侮辱和蔑视。因此，对俄国和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在“耻感文化”影响下对应的行为。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创了国民性研究的先河与典范，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关于国民性的深入研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中国为例，“一带一路”重要战略计划的实施，就需要对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国家的国民性进行研究，从而保证战略的顺利、有效、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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