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荆轲刺秦王的行为？

荆轲：杀手乎？侠客乎？

《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的意见是：“荆轲不是杀手，而是一个侠客。”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

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局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根据史料的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起初推辞过，但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在很多人的眼里，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但在史学家眼中的荆轲并非如此简单，文学史家和史学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大相同的。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最后一搏。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史学家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为知己者死’，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抗暴之心。”

但是，也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对荆轲的评价不应拔得太高”。北大历史系教授、秦汉史专家张传玺说：“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一种‘义’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的确勇敢，但他的‘义’毕竟是个人的小‘义’，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义’。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同样认为不宜把荆轲拔高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有着更为有趣的见解。他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他说：“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根据这个观点，陈成军合理地解释了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陈成军进一步说：“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荆轲自己作了刺客，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是死不得其所。”

荆轲刺秦为哪般？

荆轲究竟为什么会去刺杀秦王呢？据《史记》所载，燕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但是，陈成军就不相信这一说法，他说：“荆轲的刀上淬了毒药，这就是要刺杀嬴政，后来解释说本想生劫秦王，那不过是英雄失败以后讲的大话而已。”当然，史家各有各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国继续攻打其他小国战争脚步的企图。无论是退兵之计也好，或仅仅是缓兵之计也罢，这应当是荆轲为解燕国之困，更是为所有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无论是否可以把荆轲拔高到一个英雄的高度，史为今鉴，至少我们今人可以从中感受到几千年来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

涉及到对“荆轲刺秦王”事件本身的评价，专家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张传玺说：“这个话题多年来一直被当作英雄话题，但实际上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当时六国普遍政治黑暗，六国的君王不是无所作为就是亡国之君，所以我们今天评价那一段历史，认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他结束了割据分裂的深重灾难，他的统一为后来中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是一个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历史人物。所以荆轲刺秦是不顾大局的行为。不必要否定荆轲，但也不必要夸大他的精神。”陈成军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历史的进程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即使荆轲杀死了嬴政，还会有下一个秦王来继续统一的事业，所以他这种行刺的举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当然，他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文学史家和史学家肯定和赞扬荆轲的伟丈夫气概，认为刺秦是正义之举。张大可说：“荆轲是一个反暴的英雄人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并不是说荆轲就是要维护割据的反面人物。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对人民构成了伤害，人民赞成统一，但不一定赞成秦国这种残暴的统一方式，虽然秦不采取武装暴力的方式也不行，但荆轲的作为还是正义的，我们应该把荆轲刺秦和荆轲之死看成统一大业中人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韩兆琦也说：“我们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但同时也要肯定荆轲的精神，荆轲是个抗暴的英雄和勇士，他刺秦不为报私仇，也不为太子丹个人，而是为了所有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就像在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中，拿破仑推进文明的进程，但反抗拿破仑的人同样也是民族英雄。文革时期，因为批儒评法，颂扬秦始皇这个大法家，人们就批判荆轲，其实这是不对的。秦顺应历史潮流，但荆轲并不因此就算反动，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xwdn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悲壮动人、传诵千古的历史故事。事情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前六年。当时，秦统一全国的趋势已定：韩已被消灭，楚、魏、赵也名存实亡，燕、齐亦危在旦夕。地处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当初，燕王喜为了结好于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人质。而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232年逃回燕国。为了抵抗强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了报“见陵”之仇，太子丹想派勇士去劫持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如不成，则刺杀秦王赢政，使其国内大乱，然后联合诸侯共同破秦。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败以后，秦大举攻燕，于公元前222年灭燕。

历代文士对荆轲刺秦王有这样的评价：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荆柯刺秦王是否真的是在逞匹夫之勇呢？

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

如上所述，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所以，肯定荆轲的人也更多。

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

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

莽夫。。。

这很难说啊，我认为不好。

要想正确的评价当然是从各个方面综合辩证客观的评价，好坏谈到，历史角度，中国统一的角度，燕国的角度，七国形式的角度，社会进步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