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编钟，响彻太空！《东方红》背后的故事

1956年春天，河南信阳遇到旱情。

适逢春耕，苏楼村的几个农民在外出找水时，想起了小刘庄西边的土岗上有块土地长年潮湿，庄稼长势一直较好，应该能打出一口水井，于是几个人开始打井。

没想到的是，从土堆下挖出了一些木板。

继续挥锄头，竟然挖到了墓葬的椁室。里面有画着花纹的木板，还有浸透着泥浆的青铜器。

挖到古墓的消息震动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闻讯而至。

轰动全国的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的发掘，就此拉开序幕。

经过考古发掘，这座古墓非同一般，是当时墓葬形制最大、藏品数量最多的战国楚墓。

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从墓中清理出903件/套文物。有青铜器、乐器、玉器、木漆器、陶器以及丝织品。

种类如此丰富的随葬品，就像一座地下博物馆。

这么高规格的墓葬形制，它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线索来自墓中的十三件编钟，在最大的那枚编钟上刻有铭文——

“惟荆篱屈抑晋人救戎于楚境”

据历史学家考释，这十二个字说的是鲁哀公四年，楚国灭戎蛮赤的一段故事。

墓主人的身份也随之揭晓，他就是《左传》中提到的楚国左司马，眅。

在楚灭戎蛮子赤的大战中，这位出身信阳的将军力主陈兵于楚晋边境，最终迫使晋国屈服，立下了赫赫战功。

死后葬在他生前驻守的城阳城。

墓主人身份之谜解开的同时，那十三件古代编钟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兴趣。

因为当地特有的青膏泥密封性极好，编钟出土时完好如初，铭文清晰毫无锈蚀。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研究所得到消息后派出王世襄、孟宪福、郭瑛三位专家组成调查组，前往信阳考察。

见到实物后，三位专家更为惊叹。

每件编钟毫无裂痕，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黑灰，钟器本身的金黄色泽宛如昨日。

十三件编钟为长方形钮，两铣下垂，尺寸及重量依次递减。

最大的通高30.2厘米重4.36公斤，最小的通高12.93厘米重0.4公斤。

敲击检测的结果也让人惊奇，千年前的声音穿越至今依然清亮透明，悦耳动听。

而且，十三件编钟的音阶仅与现代的国际音标相差2%，完全可以演奏现代乐曲。

为了测音，王世襄等专家敲了一曲《东方红》。

曲子的正五声音调准确，但要完整敲完曲子还差两个低音。

专家们敲击寻音，最终在钟枚上敲出了近似的低音。

就这样，编钟版《东方红》诞生了。

这段录音也一度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曲。

更神奇的是，13年后，1970年，这段录音被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并经由当时媒体的传播，传遍了千家万户。

一首乐曲，穿越千年。

从深埋地下象征着古老文明的编钟，到九天之上代表着科技与梦想的太空。

历史与未来，在那一刻，碰撞在了一起。

历史的交汇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故事仍要从信阳出土战国编钟的1957年讲起。

这一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由苏联研制。

当年应苏联天文委员会的邀请，中科院在北京、上海等12个城市组织观测组，对这颗卫星进行观测。

钱学、 赵九章等科学家向中央建议——

“搞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

在中央的支持下，中科院把研制卫星列为1958年的头号任务，代号“581”。

在钱学森和赵九章的带领下，581组的科研人员奋战两个多月，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搞出了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

在当年国庆节的中科院成果展览会上，毛主席、周总理都前去参观。

鲜为人知的是，展出的模型是科学家们点着蜡烛，趴在北京西郊的水泥地上，用老虎钳锉刀、铝皮和三合板设计制作出来的。

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目的不仅是一颗卫星的上天。

而是通过卫星培养一大批掌握航天技术的人才，带动民用、军用等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

当时的科技人员仅靠国家分配的大学生远远不够。

1958年初，中科院提出按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所以新兴技术为主的大学。

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校舍没有着落，中央领导就把军产批给科技大学做校址。

9月，中科大按时开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主讲的《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主讲的《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主讲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

当年那些聆听大师讲课的学生，日后组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力量。

1958年底，中科院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考察归来，代表团认识到卫星想上天，要先从火箭探空搞起。

在中央2亿拨款的支持下，北京火箭发动机试车基地；上海机电设计院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大连、长春的高能燃料研究所，先后建立。

随后的三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卫星研制工作暂停。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勉励航天工作者，“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

那几年，航天工作者没有气馁。他们把对卫星的热情投入到火箭和导弹的研究中。

1960年5月，毛主席在上海尖端技术展览上，看到了T-7M火箭。

当他得知这是在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完全靠我们自己设计研制的火箭时，连声叫好并询问能飞多高。

当得知能飞8千米时，毛主席鼓励航天工作者——

“8公里也了不起啊！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

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振奋精神的航天工作者都觉得，是时候向卫星发起挑战了。

他们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

1965年1月，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651。

由钱学森点将，挑选了十八位负责卫星计划的航天人才。

卫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特殊年代，为了卫星能顺利上天，必须简化任务突出重点。

在中科院的651会议上，确定了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

为了突出宣传意义，把原方案里卫星向地面发送摩尔斯标志码，改为播放《东方红》乐曲。

卫星的名字也被确定为——

东方红一号。

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家里只有收音机，收不到卫星发出的信号，大家想了一个办法。

让中央广播电台用大功率接收器接收，再向全国转播。

任务重大，事关“让全世界人民听到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声音”。

这声音是《东方红》的前8个小节，因为是第一颗卫星，播放乐曲的技术难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科研人员专门制作了乐音装置。

初次试验时，大家都呆住了，《东方红》乐曲变调了。

问题越重大，头脑就要越清醒。经过冷静分析，科研人员赶到上海，找到了国光口琴厂的乐音专家。

专家告诉他们，加上谐波，声音就能变得抑扬顿挫。

四个技术指标全部实现。

1970年4月1日，装载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4月2日，周总理召集科学家听取一线汇报。他趴在地毯上查看地图，和科学家一起测算卫星飞越世界各城市的时间，亲自将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写在预报方案中，要让第三世界国家看到中国的卫星。

1970年4月24日，下午3点50分，发射现场接到总理的电话——

“毛主席批准了今晚的发射。”

晚21时34分，发射指挥员下达一分钟准备的口令。

21时35分，指挥台操纵员按下发射按钮。

火箭发动机下，巨大的桔红色火焰冲出导流槽，火箭冲天而起。

地面遥测跟踪系统不断报告：“飞行正常”。

21时48分，发射现场传来喜讯。星箭顺利分离，卫星成功入轨。

发射人员的欢呼声响彻夜空。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卫星传送的《东方红》乐曲。

4月2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卫星经过祖国各地上空的时间表，正在广州参加东南亚“三国四方”会议的周总理，一走进会场就兴奋地向代表们宣布——

“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昨天，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1970年劳动节当天，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首都北京，毛主席、航天工作者以及广大群众齐聚天安门。

一起通过半导体，听到了这支来自太空穿越千年而来的《东方红》乐曲。

在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七年后，信阳编钟的故事又有了续集。

1977年3月，音乐学家黄翔鹏跟随调查组赴甘、陕、晋、豫四省调查，在为先秦编钟测音调时，他惊讶地发现大多数钟的右鼓部，有明显不同于正鼓部的音高。而且右鼓部铸造的鸟形图案风格也与整体完全不同。

再通过对编钟振动方式的测量，可以证明每口钟都能发两个音。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一钟双音”。

上古时代，人们认为乐音起源自凤鸟的鸣叫。信阳编钟上的鸟形图案不仅证明了古代铸钟工匠的高超技艺，也把“一钟双音”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

时至今日，开创中国航天史新纪元的“东方红一号”仍在轨运行。

而反映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信阳长台关楚墓编钟，则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河南信阳博物馆“淮上春秋”的展厅里，有一套按照“长台关编钟”发声原理复制的新编钟。

每当游客敲击，钟声绕梁沁心。

让人梦回春秋，看将军出征，看楚人坚毅。

一如我们这个永攀高峰的民族，绵延千年不绝，此刻风景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