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既做文人，又当中医丨宋代为何会兴起“儒而知医”现象？

　　苏轼

　　苏轼先生诗词书画无一不精，论词，他是开豪放之先河的大家；论诗，其数量可与乾隆相较；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书法，宋代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中他居首位。纵使是文坛巨匠辈出的宋代，也无人能掩盖其锋芒。

　　可以说，苏轼是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那么苏轼与中医究竟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让我们透过苏轼，去了解为何宋代会有“儒而知医”的现象出现，以及儒而知医的宋代文人在中医药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苏轼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据民国时期许仕廉先生统计，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才三十左右，因此历代文人都极为重视养生之术，苏轼也是如此，其养生思想至今仍为我们所沿用。而苏轼与中医的缘分还不止于此，后人还根据他的养生之法写成了《苏沈良方》。在他任职期间，他还大力发展了地方医疗慈善事业，为百姓谋福祉，可见苏轼与中医之间的深厚缘分。

　　1、深谙养生之道的苏轼

　　苏轼与中医的不解之缘主要体现在对古代中医养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王如锡的《东坡养生集》就将其养生方法和养生思想系统收录起来，不仅高度赞扬了东坡先生所创的胎息法，对他在精神调养取得的成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轼所创立的胎息法，在《苏沈良方》有着详细的记载，相传是一种呼吸吐纳术，每夜子时，调息、运念，并按摩特定特定部位，“然后以左手熟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中医认为，涌泉穴是保健穴，经常按摩此穴位可以起到保健自身的作用，而脐下腰脊间是人体督脉任脉循经所过之处，常年按摩此两条经脉，有益寿延年、保全自身的功用。可见苏东坡先生对于中医经脉学认识之深刻。

　　相较于胎息法，苏东坡在精神调养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令人瞩目。从性格上看，苏东坡先生本性乐观豁达随缘幽默，从他的诗词文风中就可以看出来。仕途不顺，屡遭贬谪却能安慰“此心安处是吾乡”；在炎热不堪、瘴气弥漫的岭南却能惬意说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条件艰苦偏远的澹州，也能积极面对，“吾本澹耳氏，错生巴蜀州”。这样的人，正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形与神俱”的长寿之人。

　　苏轼的精神调养无非两字可以概括：安与和。苏轼自己就曾以舟行海上来喻“安”，什么是安？脚踏实地即为安；以寒暑、昼夜、日月变化来喻“和”，所谓和，即指顺应天时、顺应自然。安贫乐道未必不好，粗茶淡饭最是养人，只有我们与命运讲和，命运才不会越发捉弄你。

　　2、苏轼在中医上取得的具体成就：《苏沈良方》

　　苏轼的养生思想虽然被后世人所熟知，然而实际上他并未著有什么医书。北宋年间，后人将他的养生思想和沈括的《良方》相结合写了一本医家随笔-----《苏沈良方》。据胡道静、李淑慧两位学者考证发现，全书235篇篇目中，苏轼所作有57篇，其中多与养生之术有关，其养生方法和思想颇有可取之处，至今被后世养生家所推崇，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苏轼本人对道家的丹药研究颇深，好追求延年益寿、益气服食之法，但是对于药物医理，也不是一窍不通。

从他对欧阳公所用暴下方中可见一斑：欧阳文忠公常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贴甚效。’公曰∶‘吾辈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方中车前子渗湿止泻，而米汤可健脾益气，两者并用，共奏健脾渗湿止泻之功，对于暴下病有着奇效。

　　3、创建医疗福利机构：安乐坊

　　宋代的经济发达，百姓的人均收入居于当时世界前列，而宋朝的政府也很注重百姓的生命健康，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福利制度，并在地方上兴建了大量具有慈善性质的医馆，满足了百姓“有饭吃，看病难”的需求。而这种慈善医馆的兴建，与苏轼先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元裕五年，杭州大旱，所谓大灾之下必有瘟疫，杭州当时爆发了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在“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着甚众”之余，又向民间集羡钱2000络铜钱，合并私人出资50两，兴建了安乐坊。

　　疫病之后，苏轼并没有关闭安乐坊，反而聘用僧人管理，同时置田筹资以维护安乐坊的日常运营，所以即使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也没有关闭，反而蒸蒸日上。

　　元裕六年八月，应苏轼之请，宋哲宗发布了《杭州管病坊僧人赐紫衣等诏》，并对安乐坊的在疫情期间以及对于地方医疗制度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三年期满之后，当时的两浙转运司为苏轼及医馆的僧人请功:“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勾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祀部碟各一道。”宋徽宗从之，不仅赐下了紫衣以示褒奖，还亲自为其赐名“安济坊”，并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安乐坊

　　医者不贱，受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

　　在宋代以前，碍于时代的局限，医家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虽然祖国传统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医师一直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斥其为贱业。宋代文风兴盛，文化成就傲视中国历代王朝，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又恢复了独尊地位，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受到儒家济世救人的思想灌输长大的宋人，对于医家不再排斥，反而推崇“儒而知医”的行为。

　　1、打破对医家的偏见

　　宋朝建立之后，由于重文轻武的思想氛围，使得儒家再一次恢复了独尊地位，深受儒家济世仁人等思想熏陶的宋代社会，人文关怀氛围浓厚，致使历任宋朝皇帝都对医学很是重视，视其为“仁术”，利用皇帝特权极力推广医术，例如颁布诏令提高业医者地位。

　　据相关统计，单是北宋时期颁布的有关医药行业的诏令就达200多条，其中包括提高医业和业医者地位、建立地方医疗卫生系统等，诏令的颁布逐渐提高了业医者的地位，士人阶层不再如汉唐时期那般对医家充满偏见，如宋朝著名文人叶梦得就认为：“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

　　2、地方医政的缺失

　　在宋代，“儒而知医”除了是因为医家的地位提高之外，还与地方医政的缺失有关。之所以提倡“儒医”，是因为当时的医政人才的良莠不齐，最优秀的医师都聚集在汴京、开封两个都城，虽然在地方的也设置了相当规模的医学院以及医馆，但是医政人才相当缺乏，尤其是偏远地区，府城设置的医政职位甚至都填不满。

　　能够留在都城任职的官吏毕竟少数，为了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健康着想，在外任职的宋代儒士都不得不学习医术、发展地方的医政。既是迎合上意，博取政绩；同时也是为了家人，用程颐先生的话说就是“事亲者不可不知医”。

　　宋代儒而知医的表现：精通医理，著作等身

　　宋代是一个文化科技成就都极为突出的朝代，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这样文风兴盛的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继承先人的学说理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体系；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则推动了私家典籍的繁盛，于是宋代的文人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医家著作，推动了宋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1、格物致知，穷尽医理

　　宋代的儒学不同于汉唐的训话注疏的学习方法，反而提倡“格物致知”的学习方法，所谓“格物致知”即指“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知识”。这种学习方法也被带到了医学知识的学习上，促使中医事业迎来了全面大发展。

　　以北宋哲学家张载为例，他认为儒医是一家，一事通而百事通，并提出“‘仁者寿’，安静而久长，寿之象也”的观点，认为儒家学习仁术也是一种益寿延年的方法。除此之外，他还曾为当时的著名教育家邵雍诊病，《邵氏闻见录》记载:“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

　　可见张载的医术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能灵活运用了。他还根据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认识到了虚实辩证的重要性：“至虚有实候，而大实有赢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祸福之异。”在格物致知的精神鼓舞之下，宋代的医家和儒士穷尽医理，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儒而知医”的儒士，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既为儒士也是医家，著作等身

　　宋代是医家典籍辈出的时代，不仅官方多次组织医家和知医文臣整理医著、编修方书，留下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这样的传世巨作。私底下，知医文臣、儒士也根据他们的学习心得，写出了不少具有临床价值的医书。

　　陆游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里难得的寿星，除了在诗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为了精进医术，遍读《周易》、《本草》、《黄帝内经》等典籍，晚年时他在读书耕作之余，还行医乡里，亲自采药、种药、合药，并收集民间的医方，加以辨别，编著成了《陆氏续集验方》。

　　陆游

　　总结

　　通过对苏轼与中医之间不解之缘的了解，对苏东坡先生的认识更为丰满和真实，他不仅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成就很高的养生家。透过对以苏轼为文人代表的了解，也能了解宋代为何会“儒而知医”现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宋代打破了前朝对于医家的偏见，结合实际需求，出现了“儒医”。作为当时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将儒学和医学有机结合起来，不仅继承和发展前代的中医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医药文化，还弘扬了“医乃仁术”，促进医德的传播和扩散。

　　参考文献：

　　1.《宋代“儒而知医”社会现象探析》

　　2.《宋代民间士人“尚医”现象初探》

　　3.《宋明理学敬静观对儒医发展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