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和“布拉格之春”

        编者按：奥塔·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生于一九一九年九月 十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关进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长达五年的集中 营生活中，他一面坚持地下活动、参加秘密的工会组织，一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他才获释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国后，在高等政治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当教授， 并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自一九六一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希克在五十年代就认为捷克需要对从苏联移植来的那套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他的第 一本著作《经济·利益·政策》较全面地阐述了他这方面的看法。

       一九六二年希克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同年他发表文章论述如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 制度进行改革。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全国巨大反响。一九六三年捷成立改革委员会，希克任改 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九六五年希克和其他捷经济学家制定出了捷经济改革的方案。直到一 九六八年间，希克一直为积极筹备和推行捷克的经济改革而努力。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七年 他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两本经济理论著作。 一九六八年捷克掀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希克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九 六八年四月，捷克发表《行动纲领》和改组政府后，他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主管经济改革 工作。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当时希克正在南 斯拉夫访问，由于他坚决反对苏联的占领，被迫流亡国外。起初，他在瑞士巴西略大学当教 授，之后转到瑞士圣加伦高等商业大学任教，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他 的新著《第三条道路》和该书的补充《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据》。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九年又 分别出版了他的新著《共产主义政权体系》和《人道的经济民主制》等书。

        一九八一年三、四月间，奥塔·希克教授应邀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在同中国社会科学 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座谈的会上，他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曲折的经济改革，并以亲身的经历揭 露了苏联干涉、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种种霸权主义行径。现将其谈话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文 内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家。它受战争的破坏不很严重。战后的一 九四六——一九四八年，捷共同社会民主党以及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并实行了恢复 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这一时期，捷政府把大的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在这些企业中建立了 工人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企业。经过两年的恢复，到一九四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基本上达 到了战前的水平。

        一九四八年捷共粉碎了资产阶级政变后，单独地掌握政权，在经济上进一步对中小企业 实行了国有化。当时，为了使捷的经济有个很好的发展，党内许多人想根据捷的具体国情走 一条在捷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的这种探索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和残酷迫害。苏联在捷制造了“斯兰斯基事 件”。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以“叛国罪”被处决了。许多不同意实行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管 理模式的老共产党员也惨遭迫害。当时，党的主席名义上是哥特瓦尔德，但真正掌权的是诺 沃提尼。斯大林逝世不久，哥特瓦尔德也去世了。此后，党政大权就完全操在诺沃提尼手中。 他对苏执行投降主义的政策。从一九五一年起，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在经济管理方面全盘照 搬了苏联的模式，即实行有指令性计划的经济管理体制，完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苏联 经济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从一九五四年起捷的经济每况愈下。到一九五六 年，捷的对外贸易已不能保持平衡，积累日益减少，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经济效率明显下降。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已认识到，光有一个总产值指标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有效的发展，必须 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第一次经济改革 为了克服经济的混乱局面，一九五六年捷成立了由国家计委主席直 接领导，基本上由各部成员参加的改革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第一次经济改革。这 次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经济的增长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取消总产值指标，用 劳动生产率指标和其他一些指标来代替；二、在投资方面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以便使企 业能够掌握一部分利润提成来自由地投资；三、普遍实行奖励制度，从物质利益上加强对企 业和职工的刺激。

        这次改革一直进行到一九五八年。它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矛盾的改革。这主要表 观在：改革没有突破苏联经济管理模式的框框用的都是老的、保守的方法。比如，名义上， 用劳动生产率和其他一些指标来代替总产值指标，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指标仍然根据总产值 来计算，没有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指标同工资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很好地利用企业和职工的 经济动机，因此，企业实际上还是通过完成总产值指标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这就不能把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象地说，就是从前门把总产值指标抛了出去，从窗户又把劳动 生产率这样一些老指标塞了进来。所以，到一九六O年总产值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产品的品 种和质量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经济效率继续下降。

        这次改革不彻底而且互相矛盾，主要有下列原因：在国际上，—九五七年正在掀起对南 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能自由地考虑问题；在理论上，我 们仍然禁锢于斯大林的某些传统观点，思想还比较僵化和保守；在党内和政府内，教条主义 势力，即保守派占优势，他们把改革派提出的关于实行市场机制、权力下放等建议斥为修正 主义的观点。

        一九六O——一九六三年的经济形势 一九六O年捷开始实行新的五年计划。它的主 要标志是；在管理方面，重新实行集中化，即把改革时期划小了的工业部和企业，重新合并； 成大的专业部和大的企业，并把下放给企业的某些权限，如一定的投资权收回来；在计划指 标上，重新把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指标规定为中心的指标。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又出现 了类似经济危机的局面。一九六二年捷整个经济水平下降；按人口平均的总产值和实际工资 也都下降；外贸出现庞大的赤字。当时捷的经济情况同今天的波兰差不多：工人们不满、劳 动纪律松弛、许多工厂出现骚动。诺沃提尼认为，这种混乱局面是经济改革造成的。我们改 革派则认为，这主要是改革不彻底、许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造成的。改革失败的责任应归咎 于官僚主义的、保守的改革委员会和各工业部。广大群众和企业基层干部普遍赞成我们的 看法。

        这一时期，我们这些年轻的、致力于改革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从一九五 六年匈牙利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并且根据捷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比较深入地 研究了一些经济问题，特别是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我们感到，过去认为是千真万确的理论， 现在却同现实生活发生了矛盾。我们认识到，经济改革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要想进行彻 底的经济改革，改变国内经济混乱的局面，就必须抵制国外的压力，在党内进行大量的思想 说服工作来统一认识。当时，我们写了许多理论性的文章，为进行新的经济改革制造舆论， 比如，一九六二年我撰写了批判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某些错误观点的文 章。尽管教条主义者同我们进行激烈辩论，指责我们“右倾”，但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和群 众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对经济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第二次经济改革 诺沃提尼对如何解决捷的经济困难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出于当时 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态度，转而支持进行新的经济改革。这样，全 国很快便形成了经济改革的高潮。一九六三年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委员会又成立起来了。它的 权力比较大，直接受中央领导，同各个部平行。我被委任为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次成立 的改革委员会不仅吸收了进步的经济学家，还吸收了基层的经济干部。

        经济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用方向性的计划代替指令性的计划， 使企业在生产和投资方面享有更大的决定权；二、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三、企业收入，包 括职工的收入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成果联系起来。此外，改革方案还规定：企业利润总 额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由国家计划统一规定，但在比例限度内如何具体使用则由企业自行掌 握；对于某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和产品仍然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实施上述经济措施的同时，改 革方案还提出，改变过去单纯从政治可靠性的角度选拔干部的做法，在调整企业领导人时， 应当考虑干部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根据过去在国有化企业中建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的经 验，改革方案还提出了企业工人自治的思想，规定在扩大企业领导人权力的同时，相应地扩 大工会的权力。这个改革方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除有关人事安排和工人自治的建议外， 基本上为捷共主席团所采纳，后经中央全会通过，提交给国民议会。

        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的经济改革遇到了障碍。—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 诺沃提尼认为，赫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经济改革，解散了计委和各工业部，触及了 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如果自己把经济改革继续下去，势必会重蹈赫的 复辙。因此，他又转而反对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全党已经宣布进行改革、改革方案业 已公布，并且全国上下进行了讨论，所以，诺沃提尼不敢立即公开撤销改革方案、解散改革 委员会，而只能采取巧妙的、隐蔽的办法来限制改革。当时，诺沃提尼以经济改革要慎重为 借口，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决定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推迟到一九六六年实行，二、先在 十几个企业进行试点；三、经济改革工作改由国家计委领导。这表明，诺沃提尼不想进行改 革了。我们觉得，在保持原来的计划、财政、物资供应和价格体制的条件下，搞某些局部性 的改革还不如不改革的好。至于中央决定改革由计委来领导，这显然是为了保留原有的管理 体制，而这正是我们想改掉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到，诺沃提尼采取的这些措施不是把权力下 放，而是把权力重新集中。我们从中认识到，经济改革已无法进行，它迫使我们不得不从经济 改革转向政治斗争，去排除阻挠经济改革的各种政治障碍。

        捷共十三大以后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捷共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由于诺沃提尼反 对经济改革的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党内许多基层干部的不满，所以参加大会的多数代表都 要求我陈述改革派对于经济改革的意见。我冲破了诺沃提尼的压力，按预先准备好的稿子发 了言，批评诺沃提尼的政策。这次发言反映了广大基层组织要求经济改革的强烈愿望，得到 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对诺的政治示威。当时勃列日涅夫参加了捷共十三大，他坐在 大会主席团席上，对我的发言十分冷淡和不满。

        这次代表大会后，要求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先进的民主管理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全 国形成了反对诺沃提尼的斗争。在一九六七年召开的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批评了捷克 斯洛伐克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诺沃提尼采取了高压政策，解散了作家协会，把一些著名 作家开除出党，禁止他们发表文章。他还动用军警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全国的政洽 斗争更加激化了，党内各派势力的斗争也进一步尖锐化和明朗化。捷共主席团对我也采取了 措施：不许我召集改革委员会开会；不让我公开讲话，但未把我开除出党。

        一九六七年，由于保守派同改革派的斗争、最高领导层中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斯洛伐克 地区同布拉格中央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党内出现了危机。在中央委员会中，反对 诺沃提尼的人越来越多。反对者主要有三部分人：一、以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地区书记杜 布切克为代表的反对派。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和地区的矛盾，他们一致反对诺沃提尼；二、党 内真正的改革派。我们虽然人数很少，但都是坚决反对诺沃提尼的，并同斯洛伐克的委员们 结成反诺统一战线；三、保守派中同诺沃提尼争夺权力的一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捷共召开中央全会。在此之前，中央主席团分裂了。在现有的十名 委员中，有五名反对诺沃提尼。他们商定由其中的一名委员来接替诺沃提尼的职务。我们认 为此人不合适，做了一些说服工作，但未能奏效。在后来的说服工作中，我犯了一个错误， 找了一个同莫斯科保持着直接联系的人交谈。他得知党内许多人正在酝酿赶诺下台的消息 后，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于是，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即十二月初，勃列日涅夫对捷进 行了闪电式的秘密访问。其目的是想同捷共主席团商讨，找出一个对他们更合适的办法来解 决这次危机，以便能保持捷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苏捷的主从关系。最后双方商定：诺沃 提尼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统，其第一书记职务则换人接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捷共召开了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表决的结果， 多数委员赞成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但是，由谁来接替此职，则各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 这样，人选问题的讨论持续了近十天，始终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暂时休 会，让委员们去过圣诞节和新年。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和开会期间，诺沃提尼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秘密活 动。他凭仗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指派警察对反对派严加监视，并想动用军队逮捕反对派的 主要领导人。因此，这时整个布拉格的气氛十分紧张。不过从全国的形势来看，由于改革派 的力量越来越大，军队中也有人赞成实行新的路线，不同意公开进行镇压。

        元旦后，中央全会复会。经过各派协商，杜布切克作为妥协的结果被选为第一书记。杜 布切克本人比较软弱。改革派认为，如能对他进行更多的工作，可以争取他支持改革；保守 派则想把杜布切克拉过去，恢复老一套做法。

        杜布切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上台后，基本上接受了诺沃提尼的老班子，但在公众场合下， 也多次讲话支持改革，支持取消新闻检查，允许在报刊和电台公开讨论国家大事。于是，要 求改革、争取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文章和言论大量发表出来。“布拉格之春”就这样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始末 一九六八年三月底至四月初，捷共召开中央全会。全会对人事进行了重要的变动，讨论和拟定了一个“行动纲领”。诺沃提尼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被撤销了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在总统选举中，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辞去了总统职务， 由斯沃博达来接替。在全会上，斯姆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改革派的代表被选人捷共主席团。 当时，许多基层组织的代表建议让我参加主席团，但由于莫斯科的反对和亲苏派的阻挠。我 只在会后的政府改组中担任了副总理，总理由切尔尼克担任。

        四月初，全会公布了“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要走自己特殊的社会主 义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苏联坚决反对这个“行动 纲领”，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搞的。党内的保守派也预感到，如果这个“行动纲领”付诸实施， 他们将失去职务和权力。他们秘密进行串联，常常出入苏联使馆，向莫斯科递送情报，大肆 宣传捷出现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势力。这时，莫斯科对杜布切克施加政治压力，指责 捷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反对捷共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同意在捷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 要求杜布切克恢复新闻检查、镇压反革命。与此同时，苏联同其他华约国一起频繁地调动军 队，进行军事演习，为武装入侵进行紧张的军事部署。

        杜布切克对于苏联的批评十分恼火。他拒绝出席后来召开的华沙会议。我不清楚，是否 就在这次会上，苏联作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但是，面对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杜布切克的软弱性表现出来了。他不适时宜地把党代会推迟到九月份召开。这一决定显然给 苏以可乘之机，使他们能把更多的部队调入捷境和它的邻国。

众所周知，苏联不断干涉我国的内政，在我们党内安插代理人。在东欧，苏联的将军们 象殖民主义者一样非常蛮横。他们可以随时把这些国家的部长叫去向他们汇报情况，而表面 上却装出平等、友好的样子。在这次入侵之前，苏联又故伎重演，企图麻痹我们。入侵前的 几个月中，苏联先后派遣了许多军政大员“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一方面宣传苏捷友好，鼓 动亲苏情绪；另一方面进行政治和军事摸底。七月份苏捷领导人在边境小城切尔纳举行会谈不 欢而散之后，苏又提出在布拉迪斯拉发再次举行会谈。当时，我曾提醒杜布切克：苏联可能 出兵，但他不信，认为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大党怎么会出兵反对他?十四天之后，勃列日涅 夫来到布拉迪斯拉发。他同杜布切克又是亲吻、又是拥抱、又是拍照，并且通过电视、广播 大肆宣传。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苏联党内对捷的看法也有分歧，他们的态度也 许软化了。当时，连斯姆科夫斯基也说，我们同苏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很好地、心平 气和地交换意见了。但是，我们被迷惑了，上当了。在演出这场闹剧后不久，苏联和华约的 军队便突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就这样结束了。

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强迫我们签订一个条约，接受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 他们原来想象得比较简单：通过军事占领、改组党的机构，成立新政府，让亲苏派的人当第 一书记，重新恢复旧秩序。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军的入侵进行 了顽强的反抗。鉴于当时的情况，苏联同意杜布切克暂时继续担任领导。后来胡萨克上台， 他重新把保守派吸收到捷共主席团，在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恢复了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管 理模式，整个经济改革也就此夭折了。

(张文武译 高中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