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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抉择:新经济政策下苏联工人的选择与困境

2023-04-29 00:28|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https://marxism.ssap.com.cn/catalog/427597 

https://istmat.org/node/24620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sulianzhiguanyuan/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3096.html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2.htm 

 

观前提醒:本视频包含大量有关苏联工人群体的反直觉内容,请谨慎观看。

 

在我们现在的印象中,苏联工人与苏共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苏共启发了工人群体的生产力,苏联工人则与苏共同进退。

 

但这实际上是个非常错误的印象,从现实情况看,苏共与工人群体之间的关系,从来都说不上融洽。

 

甚至,工人群体内部,也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02在我找到的四份文献中,都或多或少的展示了同一件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工人的政治权利与生活水平,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以图拉兵工厂为例,新经济政策颁布半年多后,图拉兵工厂就召开了93次全体工人大会,虽然论文没有提到大会的议程,但我们还是能从后续内容中,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是关于生产标准的制定,工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博弈,在这这些内容中展露无遗。有意思的是,很大家想象的团结一致搞生产不同,技术工人同样会为了高额报酬,生产带有缺陷的产品,因为制作缺陷产品得到的工钱少,但花费的工时更少。

 

其次是工资问题,与观察报告中苏联各地出现大量拖欠工资的情况不同,图拉兵工厂并未出现工资拖欠的情况。按照文章中的说法,1928年,图拉兵工厂的生产成本有一半是工资支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图拉兵工厂的工人,一直在尝试为自己涨薪。

 

最后是生产组织形式的讨论与规划,甚至是决定工厂部门的规划。

 

而在列宁格勒沃尔霍夫市的记录中,1925年有一份工业生产会议的报告,里面提到了参会工人与技术人员的比例。

 

从这个比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工人与高级技术人员之间存在极大的重合。并且,工人群体在重大项目中,也是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同样是在沃尔霍夫市,还有一份关于工人俱乐部的报告,里面记录了工人俱乐部向工人提供的诸多服务。

 

那么,这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所有的报告,似乎都在向我们揭示一个关键,似乎只有技术工人,才会被视为工人。那么问题来了,苏联的工人群体,大概的分布比例是怎样的?为什么整个工人群体在新经济政策开始7年后,会将怒火指向技术专家,这个在生产上与自己荣辱与共的群体。

 

幸运的是,我找人翻译的这篇论文,虽然只有三千个俄语单词,但细节相当丰富,在说明了工厂内部的工人比例后。还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03首先第一个细节,就是关于工资与额外工资的规定,在二战结束前,苏联的工资体系思想是倾向于脑力劳动者的,技术与科研相关工作的收入,要远高于行政职工与普通工人。

 

这一点在图拉兵工厂技术工人与国家的集体谈判中,一览无余。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尽管工资总额由国家制定,但企业有权通过工资基金、收入分成等方式提高工人的收入。

 

从论文来看,这部分额外收入的计算方式,是以超额工作时间来计算的。如果我们以最高标准来看,一级军械技师能够获得的最高额外收入,能达到工资收入的百分之75。换句话讲,工资接近翻倍。

 

但这并不是终点,在1925年,1926年的统计中,图拉兵工厂工人的整体收入,以每年翻倍的程度在增长。而增长最明显的群体,显然是技术工人。额外收入最高能达到工资收入的百分之155.

 

为了确定论文的准确性,我找到了一篇名为苏联工资制度的改革,的文章,是一篇1986年的文章。

 

再结合我从其他地方查阅的简单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论文本身的逻辑是没问题的。

 

技术工人或者说技术专家的工资收入,在整个苏联都能算是头一档的,至少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倍以上甚至更多。

 

04第二个细节,1924年,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权力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企业开始尝试大规模裁员了。图拉兵工厂的仲裁委员会,在1924年给出的裁员标准是

 

首先要解雇的工人是那些 “在车间里不需要的累赘和有足够农田的农民”。甚至还规定了三口之家都在岗的情形下解雇一名工人的规定。而且该指令对关于解雇女工情况的进行了详细说明。特别是,以下人员将被解雇:“1)有农田的女农民;2)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其丈夫在企业或机构工作;3)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其丈夫收入为五级工资”

 

而在实际执行中,表现出特有的倾向性。那些被认为是生产中累赘的人被解雇了。他们被定性为质检员(“六级质检员”)、高龄工作人员(“残疾人、太老和生产的累赘”)、敷衍塞责操作者(“对事业玩忽职守”)以及那些在可以减少岗位工作的人。还使用了 "政治上不可靠 "或 "富裕 "的被解雇候选人评定标准,这可能会带来最武断的解释。

 

而在整段内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解雇工厂的质检员。尤其是配上这一段,一起观看味道更佳。

 

这两个细节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得到一个结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即使是在国有工厂中,也同样遵循着市场规律。

 

而根据裁员准则,我们不难推测,平均技术水平最低的农村工人,是被解雇群体的主要成分。

 

有足够农田的农民,听起来似乎这些农民工人并不会因为失业而失去生活来源。以中国人的视角看,苏联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要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农民。

 

然而,现实情况可能截然相反。在十九世纪末,列宁对俄罗斯农村有过一个调查,其调查结果非常惊悚。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与畜力,拥有1至5俄亩的俄罗斯农民,很可能会会将土地与牲畜出租给富农,然后通过给富农打工或者进城工作,来换取足够的货币以缴纳税收。

 

换句话说,被开除的那些农村工人,按照苏共的理论标准,他们名义上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实际上他们连无产阶级都当不了。

 

当然,在工业快速复兴的年代,即使被开除出福利最高一档的国有军工企业,这些农村工人也是可以进入到其他企业,或者是建筑工地中讨生活的。

 

然而1924年,对于低技术或无技术劳动者而言,并没有多么善良。从这一年开始的观察报告中,我们可以不难发现,低工资、失业、罢工之类的问题开始愈发严重。

 

这时,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在1924年6月的观察报告里,低工资这一栏中,图拉省的军工厂是被作为典型而列出的。

 

但这显然与之前图拉兵工厂那篇论文中的信息相冲突,那么我想到这时候,问题就已经很明显的,苏联工人群体以技术水平为基准线,内部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分裂。

 

05技术工人与低技术、无技术工人之间,由于收入问题开始出现明显分化。而此时的苏联,显然也没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技术培训。这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技术工人可以大胆的辞职。但体力劳动工人,却因为涌入城市的失业者与无地农民,而对失业战战兢兢。

 

https://istmat.org/node/24611 

社会矛盾的第一颗种子,就这么埋下来了。为了避免某些杠精以及误会,我得在这强调一点,即使以最苛刻的角度看,这些低技术工人与农村工人,同样是苏共得以获得政权的关键之一。

 

而矛盾的第二颗种子,也在技术工人与低技术、无技术工人的冲突中默默出现,并且开始推波助澜。那就是官僚主义。

 

在列宁撰写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一文中,明确提出: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很显然,工会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遵守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要从接受过教育的人群中挑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苏共在各地设置了工农速成学校以及三级党校制度,来确保组织能够得到足够的新鲜血液。

 

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为此苏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启用旧沙俄时期的留用人员。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当借用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的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

 

从苏共自己的调查资料来看,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43]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

 

192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个托拉斯管委会的875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37%(325人),无党派占63%(550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23%(203人),职员占21%(183人),农民占24%(209人),其他280人,占32%。

 

很显然,在经济领域,沙俄时期的经济领袖此时依然占据上风。

 

06只是,此时的苏联社会构成存在一个明显的bug,即技术专家与厂长等团体,其存在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列宁本人。加上此时新经济政策刚刚展开,并且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工人与技术专家集团的矛盾并不明显。

 

这一点在观察报告中展现的非常隐晦,1924年的报告中,工人们的怨气基本都泛泛的指向了工厂领导层。

 

然而随着列宁的去世,以及工业生产的乱象开始直接影响到工人们的收入,到1926年,工人们就开始将矛头,对准苏共以及由苏共(准确来说是布哈林集团)赋予合法性的技术专家群体了。

 

同时,工人敌视对象的改变与细化,与经济领域管理层中,共产党员的数量增加的趋势一致,所以我觉得其中应该有很大的关联。

 

官僚主义在苏联经济领域产生了巨大的震荡,首先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工厂成本中,管理成本的不断增长,其具体表现为管理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效率却在快速下降,以及用工厂的生产基金去垫付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工人而言,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最大的破坏,在于它可能导致大批工人下岗。苏联的工业体系中,除钢铁厂之类没办法计件的行业外,其他行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基层工人普遍采取的是计件制。

 

这意味着从材料到机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工厂停转,这些工人的收入就会遭受严重的影响。然而,由于农业市场的一片混乱,以及官僚主义带来的管理不善。

 

劣质原材料与机械磨损引发故障,在苏联的工业体系中已经是见怪不怪了,都不用仔细寻找,在每个月的观察报告中都能找到类似的条目。

 

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基层工人,在面对低工资的情况下,还得竭尽全力避免因技术、原材料问题而导致工厂停产。而原材料的筛选,机器的维护,工厂的正常运转,这本应该是厂长与技术工人与技术专家的职责。

 

一旦工厂停产,他们要么失去一段时间的收入,要么因为生产线关闭而失业。

 

然而,工厂中的工人相对而言还属于情况比较好的,他们至少还有工会,哪怕是一个极度削弱版的工会。

 

那些季节性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最惨的。所谓季节性工人,就是在农闲时期进城工作贴补家用的人群。

 

这里有一个点要注意,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有些地方的农闲时间可能超过半年。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地区的工厂停转,当地的季节性工人很可能会因此失去收入来源,但他们连反驳或抗争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默默的走去劳动介绍所,等待介绍所内挂出新的工作需求。

 

矛盾的两颗种子,就这样在失业工人的哀嚎声中不断生长,并由此结出了一个苏共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07这颗苦果就是苏共政权的合法性下降,苏联是一个在工人、失地农民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在结束内战后,颁布的最重要的全国性经济政策,却是让那些曾经要被打倒的人,重新掌握苏联的经济主动权。

 

这在经济层面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刚刚赢得革命胜利,全党全工人上下,都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准备埋头搞建设的时候。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却像一盆冷水,让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

 

从党员总数统计表上,我们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对苏共的影响有多大。尽管这里面有列宁搞清党,排除党内的腐败分子的因素在。

 

当然,如果苏联能将经济问题处理好,那么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苏共最不需要担心的问题。然而,苏共在列宁死后,明显就控制不住政策走向了。

 

这让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其具体表现就是托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异见派别,开始在农村与城市中重新活跃。

 

当时间来到1927年,随着富农逐步收紧粮食供应,城市内部的粮食价格节节走高。对于城市中的低技术、体力劳动以及季节性工人来说,这无疑象征着末日降临。

 

要注意的是,收紧粮食供应的同时,大部分轻工业所需的农业原材料也肯定会收到影响。

 

然后我要说一件我没找到证据,但很有可能发生的社会细节。就是重工业在这一时期,情况肯定要远好于轻工业。因为重工业的原材料基本来自矿山与进口,苏俄时期虽然向资本开放了矿山等原材料产地的租赁,但情况终究与被富农完全控制的农业要强一点。

 

同时,重工业的技术工人、专家的比例肯定比轻工业的要高,就像之前举得图拉兵工厂的例子。

 

因此显而易见的,由于技术人员的高工资,以及相对轻工业来说更强势的工会,重工业从业者的生活条件,在粮食紧张的年代很可能高于轻工业。

 

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在粮食危机的那段时间中,工人群体对技术专家群体的敌视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顺着以上思路,我们不难看出斯大林在加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中,各项政策的针对性。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最直观效果,就是吸纳了大批低技术或无技术的劳动力。这一点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中,有非常详细的阐释。

 

农业集体化是为了确保国家拥有粮食的分配权,进而满足工业需求。但要注意啊,农业集体化弄成那个样子,确实有人祸的因素在,但是是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下爆发的,找时间得单独做好几期视频才能勉强理顺逻辑。

 

派出新提拔的干部,以及吸纳原有左翼反对派的成员进入到各个领域,取代原有的技术专家,是为了确保工业与农业的生产秩序控制在苏共手中。

 

但,斯大林的社会政策,注意我说的是社会政策。在加速工业化前期,斯大林毫无疑问通过公开发言,指责技术专家中有外国间谍等方法,引导了工人阶级的怒火。通过与工人阶级的合作,肃清了国内异见群体,进而极大提升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这是斯大林被认为是一个民粹领导人的原因之一。

 

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工人阶级的怒火与热情,在肃清技术专家群体之后,完全迸发出来了。这时候,苏联社会的快速进步只要出现一点问题,工人阶级的怒火就会再次指向苏共本身。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加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实施三年后发生了什么,苏联全境的大饥荒让工业化进程被打断,城市工人阶级再次陷入到饥饿的威胁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在1933年,苏联开启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显然,工人阶级此时因为饥荒威胁、换汤不换药的工业秩序改革,以及西方升起的巨大阴影而重新陷入到狂乱之中,无法为工业做出更大贡献。

 

显然,此时到了改变路线的时候了。

 

接下来照例聊聊天,首先视频鸽了这么久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国内有关苏联工厂的内部细节实在是太少了,我不得不自费找商翻,以抽奖的心态翻译了一篇与图拉兵工厂有关的俄语论文。

 

运气不错,里面记载了许多工厂运作的细节,于是这期视频才能顺利产出。

 

幸运的是,在这篇论文的指导下,我找到了好几个俄语关键词以及对应的资料,下一期视频应该不会拖更···了吧。

 

嘛总之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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