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失去了披头士，然后他们就丢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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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28日，一场规模空前的摇滚音乐会在莫斯科拉开帷幕。历经多年压抑，50万年轻人整日欢歌热舞，让内心的情感猛烈释放。彼时，距苏联解体只有3个月而已。

披头士乐队在苏联年轻人的心里有着极其特别的意义，在一个长寿而顽固的强权国家里，他们正是透过铁幕上被披头士凿出的孔洞才得以自由呼吸：“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

披头士乐队1968年的歌曲《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直到2003年才由乐队成员保罗麦卡尼特在莫斯科红场唱响。此时，苏联已消逝，披头士已散落天涯，方刚青年已是大肚爷叔，但披头士世代的回忆，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玛尔塔在布拉格之春从演艺界出道，她妖媚的美貌，以及与之鲜明对照的沙哑嗓音和超群的唱功，让她迅速成为捷克的超级明星。

披头士在捷克：春泥掩埋的自由魂

1968年，《Hey Jude》的歌声也在东方掀起波澜。在披头士的影响下，苏联第一支摇滚乐队“时间机器”于这一年成立。捷克偶像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则在“布拉格之春”夭折之际，将《Hey Jude》演绎为抗议苏联入侵的自由之歌。

同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取消文化审查，令捷克社会享有空前的表达自由和文化活力。

玛尔塔·库碧索娃正是这一时期的偶像歌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玛尔塔，曾为获得高考资格在工厂辛苦劳动3年，苦工使她强化了对斯大林体制和特权阶层的反感。当终于获知高考无望后，她只得去参加小剧场歌手的面试，意外走上演艺之路，并于1966年24岁时成为风靡捷克乐坛的“金娃娃”三人组成员之一。“布拉格之春”令玛尔塔激动万分，她也成了杜布切克的支持者。

布拉格之春

1968年8月20日深夜，5000辆坦克驶入捷克斯洛伐克，碾进布拉格古雅的街道。杜布切克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亲苏派领导人，言论审查和秘密审讯重新开始。苦恼的玛尔塔收听到了刚刚发行的《Hey Jude》，她决定用捷克语翻唱该曲以激励同胞，并将其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唱片售出60万张，歌曲很快传遍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穿过冰冷的装甲与愤怒而沮丧的人群。

1969年10月，当局传讯玛尔塔，问歌词有没有影射批判苏军入侵。玛尔塔回答：“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玛尔塔遭到永久禁演，所有唱片被销毁，忠实的歌迷则把唱片偷偷掩埋在泥土里。玛尔塔只能靠糊纸袋、打字勉强维生，与流亡国外的丈夫离婚，并和一个官员之子再婚，诞下一女。

1979年，玛尔塔受托出任捷克反对派发言人，遭受数十次的逮捕和审讯，但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1989年，玛尔塔登上瓦茨拉夫广场的阳台，面对百万民众重新放声歌唱。

在这年一个大学生集会上，玛尔塔被要求重唱《Hey Jude》，可她完全不记得歌词了。“我们都记得”，学生们说。《Hey Jude》的唱片被从解冻的泥土中挖出，重新响遍布拉格的街巷。

披头士在苏联：透过铁幕的裂口放射自由的光芒

一定就是这个地方了。黄色潜水艇在蓝色大海中遨游的画面占据了整面墙，披头士天使们在大海上振翅高飞。一块写着“约翰·列侬大街”的路牌指向天空。门洞上方装饰着披头士四人组的浮雕头像。穿过门洞，走过一条灰暗的走廊，我来到一扇铁门之前，门上的牌匾这样写道：

以约翰·列侬之名

爱、和平与音乐之圣殿

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毛发茂盛的大胡子壮汉，简直就像《星球大战》里面的楚巴卡那样，大声向我打招呼并张开双臂欢迎我。“欢迎，欢迎，披头士万岁！”科尔雅·瓦辛给了我一个毛茸茸的拥抱。陀伊茨基坚持让我一定要来列宁格勒见一下瓦辛，“一个好人，而且是俄罗斯所有跟披头士有关的东西的活跃中心”。这位终极披头士乐迷没让我失望。

但是陀伊茨基没提前告诉我瓦辛是如此强有力的存在，简直就像一股毛茸茸的亲切旋风，俄语里面夹杂着不拘形式的英语，说到披头士就停不下来。而瓦辛的圣殿也让我震惊不已。就像是在官方几十年的敌意镇压后，这个人所迷恋的东西终于爆发出来，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洒满了这个魔幻洞窟。我想起另一个魔幻洞窟，列宁墓，里面只有一件展品，那位实现了苏联革命的人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对瓦辛来说，显然他的圣殿同样神秘而重要。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乐迷和黑市从西方广播电台里偷录下来的音乐刻到医用X光胶片上，“骨头唱片”蓬勃发展到拥有地下组织的盗版团伙。苏联法制报纸愤怒地批判“骨头唱片”是犯罪甚至杀人的温床。打击X光唱片的运动也开始了。数百万张假冒的X光唱片充斥街头，里面并没有音乐，而是尖利的噪声：“你喜欢摇滚乐？滚你妈的蛋，反革命渣滓！”

到处都是披头士的东西：真人大小的四个披头士的照片，利物浦街头的路标，天花板上挂着黄色潜水艇的模型，剪贴簿、录像带、CD，还有宛如群星一样的披头士纽扣塞满了每个空间。在这一切的中心，是一张摆满了各种奇特东西的大圆桌。

当我试着仔细探索瓦辛的海量囤积时，这庞大而丰富的收藏征服了我：一件保罗的贝斯的微缩瓷制复制品、一把披头士茶壶、心形的杯子、一块“草莓地”的路标、一件列侬的雕塑、俄罗斯彩蛋——我在这无穷的品类中迷失了。碗里的水果、植物以及点燃的蜡烛象征着主人的嬉皮士修行生活，但是我的注意力又被其他东西拽了过去。一块路牌上面写着“利物浦2510公里”，另一块指向纽约的方向。一面彩色玻璃窗上，一颗红心在“你需要的只是爱”的拱形横幅下发光。无休无止的披头士音乐充溢在每一处。

端坐在一把巨大的皮面扶手椅上，这个披头士王国的君王，科尔雅·瓦辛巡视着他的领地。“披头士为我的人生带来了所有的奇遇，”他如此宣称，“我爱上了披头士。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我精神上的兄弟，我的父亲，我的向导。”看着这些成为他生活中心的收藏，他变得十分俄罗斯。

“我感觉我就像在一条阴暗的森林小路上，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能够去哪里。然后突然我的灵魂找到了一个方向——音乐的火光，在森林深处闪耀。我的灵魂引领着我，就像被放出的猎犬。跟着我的灵魂——引领我来到披头士。”瓦辛的神秘主义的倾诉滔滔不绝，直到最后这一段：“我就像来到了一片丰饶的草莓地。这就像是一种启示，我认识到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生活。”

根据这些如同呓语般的梦幻语句，很明显这个微笑着的大个子曾经在二十多年前接触到了什么足以改变生活的东西。我想要了解他的故事。

“那是在 1964年，春天，我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个来自英国的奇怪组合。我听到了一盘名为《与披头士》（With the Beatles）的磁带——《我爱的一切》（All My Loving），《我真的迷上了你》（You Really Got a Hold on Me），《不会太久》（It Won’t Be Long）。这些歌让我兴奋。这对我意义重大，就像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始！”

瓦辛的双手在他的珍宝堆上挥动。“我开始收集和他们有关的每一样小东西，我剪下了每一篇文章，翻找每一张图片。我拿别的东西来交换，甚至像乞丐一样讨要这些东西。‘彼得’的黑市商人逐渐知道了我。”他用这个革命前的昵称来称呼列宁格勒。“我那时还小，但我已经到处转悠，记着黑市商人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碰面，带着西方的唱片和杂志。”他的话语和那种劲头就像一个瘾君子，对瓦辛来说，的确就是这样。

“我妈以前一直说，‘科尔雅，你根本就不求上进。你不出门，你不去电影院，不去音乐会，你学校里的成绩一塌糊涂。你应该努力上进。’”他回忆着，面带微笑，“‘上进’是那时的事情了，而披头士让我进化。”

我想象着瓦辛的小时候，一个圆鼓鼓身材的局外人，急切地想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这个一切都被草率决定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苏联的文化一塌糊涂，”他说道，“但他们还是用这种粗糙愚钝的东西占据了整个国家，把所有人变成了奴隶。”我回忆起陀伊茨基也说过，那时没有什么能够激起他梦想的东西。

对于像瓦辛这样的小男孩，满心梦想，但不是生在特权家庭，没有途径能够获取从西方带回来的那些财富，国家的单一重压一定是令人窒息的。他让我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年代那种压抑下几百万年轻人的苦闷。但瓦辛找到了一条出路。“多亏披头士，我们了解了很多。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分成了两部分——官方宣传的坏世界和披头士的天堂。”他的脸上放出光彩，“草莓地和胡椒田（Pepperland）。”

瓦辛也发现了一个社群。“我结识了新朋友，而且逐渐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俱乐部——也许是苏联的第一个披头士俱乐部。我有了一定的地位，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小男生。当披头士来到我的生活后，我在社会上也有了某种一席之地。”我感觉我似乎在倾听一个皈依后重生的教徒的心声，此时瓦辛说道：“当我了解披头士之后，我开始信仰上帝。”

在那时这一定是个令人迷惑的组合：上帝和披头士。差不多那时候，1966年，约翰·列侬宣称披头士比耶稣更重要，激怒了整个美国的圣经区。对瓦辛来说不存在这样的对立，他们都在同一阵线。“我明白我的生活应当与音乐和上帝为伴。”

一只漂亮的虎斑猫在瓦辛的脚边蹭来蹭去，他弯下腰把它抱起来。

“这是‘嘿，裘德’（Hey Jude），”他介绍，“我叫她‘裘迪’”。他把这只猫紧紧抱住，低声唱道：“嘿，裘德，不要沮丧，找一首悲伤的歌把它唱得更快乐……”看着这个大个子抱着他的小猫，我看到了他是如何在这么多年来坚持着披头士的理念，为了在属于自己的特别环境里感到安宁和舒适。

“披头士就像是一种忠诚测试，”他继续说道，“当任何人提到他们的任何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价值如何。那些官僚，老师，甚至父母在我们看来都变成了傻瓜。我为这个我生活的国家而羞愧。”瓦辛沉浸在回忆里，“我为我的父母羞愧，在我的房间里我总是夜以继日、最大音量地听披头士。他们总是叫我扭低音量。”他就像是任何一个少年，面对这个世界进行着他的小小反叛。但对于苏联少年来说有一点不一样，十几岁时的叛逆可能会以你的教育、你的工作、你的未来为代价。

“我真的害怕。在苏联，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这么告诉我。他曾经经历过的无止境的苦难让我对在六七十年代做披头士乐迷必须面对的艰苦事实有了新的认识。“别人警告我‘别做出头鸟’。而当我真的出头来组织演唱会，或者安排黑市买卖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危险。我在警察那里遇到了麻烦。”

像每个苏联公民那样，科尔雅·瓦辛在从学校毕业后，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他被一家国营瓷器工厂雇用，工作是装饰碗盘。但是警察一路追查过来，询问他组织非正式演唱会的事情。“人事处的一位女士过来找我问话，‘发生了什么事？警察打来电话。他们说你和某些非官方的活动有关，你让我们这个模范工厂蒙羞。’我那时躲过一劫，但是我的朋友被关进了监狱。警察指控他通过我们的演出赚钱。”

瓦辛的生活变成了与警察的无休无止的追逐战。“我被逮捕了好多次，罪名是‘危害社会秩序’。他们说任何听披头士音乐的人都在传播西方思想。他们说我没有权利安排演唱会、印刷门票，或者说安排演出场地。”他指着墙上的一张大胡子男人的照片，在周围的披头士纪念品中显得格格不入。“我的英雄，伟大的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说过，‘在俄国，自由意味着逃离’，那就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我总是在他们抓我去讯问的时候装傻——我就是那样来保护自己的。这样我就有希望逃出那间挤满穿制服的人的办公室，回到家里继续披头士。如果我说出我对他们的真实想法，我可能会被惩戒，甚至被关进监狱。”

瓦辛从椅子里费力地站起来，从一个书架上拽出一本又大又厚的书，沉重的分量让他看上去颤颤巍巍。配上他蓬乱的头发和宛如先知般的大胡子，让我想起了摩西和他的石板。他打开书一页页翻阅着，像是重新挖开这段沉积深厚的时光。“这是我的六十年代纪念册。”他低声念叨，书页泛起了旧报纸的味道。那里收集着六十年代初利物浦的音乐刊物《默西节奏》上关于披头士的报道，已经没人记得的披头士当年在大大小小的夜总会里演出的节目单，褪色的照片，反复翻印直到一片模糊的报纸文章。那里还有瓦辛当年的画作，优美地展示出了他曾经的激情与苦闷。在一幅画里，一把大锁把一扇绿色的门紧紧锁住，一个人的影子投在那扇门上。

“那是我，”瓦辛说，“被铁幕锁住的我。”门上挂着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回来！”。他翻到了下一页。现在这扇门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披头士的名字透过裂口放射着光芒。另一幅画上，一幅装裱在画框里的美丽的田园风景画被吊在绞架上，滴着血，这幅画的标题是“苦难的俄罗斯”。

翻过几页后，瓦辛指着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这是莱斯利的片子里的。”确实如此，那是我多年前在卡文俱乐部拍的片子里的一张照片。我很难想象这东西是怎么穿过铁幕到他手里的，但是瓦辛挥挥手。“在披头士之后，铁幕就像一道有洞的栅栏。那是我们的秘密。我们就透过那些洞来呼吸。”他比我更了解1962年8月的那天，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大量我都已经忘记很久的细节。

他给我看了一张苏联的薄膜唱片，上面印着披头士四人组的头像。然后他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他盯着一张陈旧的剪报，上面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甲壳虫屎》，整篇文章散发着恶心的气息。配着一幅粗俗的漫画，画着像猴子一样佝偻的四个人。瓦辛抬起头说道：“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明白了苏联是一个差劲的国家。我决定要移民到‘自由领土’去。在 1964年我对自己说，‘我将在我的房间里和披头士一起生活，我的生活里将不再有苏联。’我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宣言。全苏联肯定有几百万的孩子曾经体会过瓦辛那样的对社会的绝望。“祖国的异乡人”，这是陀伊茨基对他们的称呼。但很少有人能够撤退到他们自己公寓里的一座圣殿。但是这整整一代人对一个建立在假设上的世界的背叛，假设这个世界里的人民分享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和希望，这样的背叛慢慢地凝聚成了一场未经宣布的革命的推动力。

如今，《Hey Jude》已经传唱给了下一个世代，交由他们续写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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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

[英]莱斯利·伍德海德 著

石晰颋 译

出版时间 2015.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听道讲坛 」专注于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新思想的发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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