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苏联的援助，作用究竟有多大？数据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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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

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

1、3亿美元贷款来龙去脉

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在2月6日至7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请求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希望从1949年起的3年内就得到这笔款，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

当刘少奇于6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就告诉刘少奇，联共(布)中央决定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

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签订了贷款协定，但中方一时无法提出全部货单，要求苏联专家来华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商确定，事情便拖了下来。

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双方以政府名义再次签订了贷款协定。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

其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

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生产极为落后。

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希望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为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并根据1951年2月和9月的协定，分别提供了4亿和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中国仍然不得不将部分国家预算用于战争，如1951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用来购买工业设备的仅8亿卢布。

尽管如此，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

而且，中国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所以，这笔贷款对于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援建156项工程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

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

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年至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

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

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

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

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

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

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

3、“政治性质”的贸易

1950年1月5日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各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

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

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2.838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

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报告：

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

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

此后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

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就是其中一例。

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

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西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

而且随着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禁运，中国要进口橡胶也是有困难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于是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

不知是中方有意拖延还是保证苏方要求的数量确有实际困难，总之，直到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才签订了橡胶协定。

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说：

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

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

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

协定规定：

为了保证朝鲜前线的运输和供应，周恩来签订这样的协定确有些勉为其难。

于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即为24190万美元，增长8倍多。

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1949年占第三位，1950年则跃居第一位，为30%，1953年更上升为56.3%。

4、开办合股公司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1949年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

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

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缴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

1955年2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4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3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

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

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

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

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

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

根据双方协定，公司最初股本1.4亿卢布，股东利润的20%交付中国，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万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订货。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

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

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

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

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

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5、派遣苏联专家

关于1950年至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

有俄罗斯学者说，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

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

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

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250人到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

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

同时，苏联还通过留学生的方式帮中国培养专家。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

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

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名到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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