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你不知道的秘密

苏州园林：你不知道的秘密

（只有进入，才能解密）

说到苏州古典园林，最普遍的说法，是“诗情画意”，园林是画，更是诗，画是具象，诗是意象，意象是灵动的，意象就有了故事。

苏州古典园林中的建筑，都有芳名，这些芳名，都是借助于名诗名句而充满诗意，但不单只是充满诗意，常常附丽了或因之而演绎了诸多的历史人文故事。

1、拙政园“宜两亭”——“巧于因借，因势制宜”的故事

 “宜两亭”位于拙政园西花园东南角界墙边假山上，拙政园西花园的波形水廊是很出名的，沿波形水廊南行，南端假山上的这个亭子，亭为六角形，攒尖顶，东面长窗，南、西、北三面筑半墙，上有半窗，内心子为梅花、冰纹图案，俗称“梅花亭”。但亭内题额上分明题的是三个字：宜两亭。面东，隶书，是一位名叫朱煜的书于光绪辛卯年冬（即光绪十七年，1891）。朱煜是钱塘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十七年书此三字时已是“杭州名流”了。我们知道，拙政园西花园是光绪三年（1877）为张履谦买下，易名“补园”的（原为汪姓宅园）。朱煜题“宜两亭”是改名补园13年之后。《补园旧事》把朱煜中举的时间（1876）误为朱煜题额的时间，从而确认宜两亭是汪姓宅园中故物，理由不怎么充分。为什么叫做“宜两”呢？理由很简单，是取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意“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这是白居易想与元姓朋友（元宗简）结邻而居，先作诗相赠中的两句话。用了“三径”这个典故：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兗州刺史蒋诩辞官隐居乡里，“于院中辟三径，唯与求仲、羊仲来往”，因此后人以三径指家园（晋陶渊明《归去来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句）。两家为邻，中间种棵杨树，能庇护两家，两家共同欢愉、赏乐的意思。因为这个亭建在西园东围墙，墙东面就是另外一个园——今拙政园中花园（当时属八旗奉直会馆所有，园子已从“吴园”改为原名拙政园），取名“宜两”意思是很明确的：我张家在这东南高墩（假山）上有个亭子，或者说造个亭子，能隔墙观景，也可说我在亭里既可俯瞰西部（西花园）景色，又可饱览园东（今拙政园中部）风光。

就是这么一个亭子，因为题了“宜两”，又因为旧时拙政园中、西部经常分作两家，慢慢地就有了这样的传说：据说西花园被汪家卖给张家后，张家对园中建筑等重新予以了修筑与增补。主人发现这东南边围墙处有个高墩（假山），于是准备在此造一座楼房。东面花园（今拙政园中花园）主人听说了，表示反对。因为高墩上的楼房会破坏他家园子西面的景致。而且，西花园楼房一旦造了，居高临下，人在楼内，那我园中的景色和动静全被你收于眼下了，这显然是一种“侵权”。西部园子主人却不以为然，我在自己园子内造高楼，与你何干？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在朋友的调解下，互相作了让步：西园主人放弃造楼房的计划，改为造一座玲珑的亭子，亭子的高度当然要比楼房低，但形态美观多了，高墩造亭也符合传统造园习惯、赏园习惯。人在亭中仍然可以坐观东面园子景物。而对东园主人而言，西墙外的亭子，也可借来为本园增色（所谓“借景”），何乐不为呢？而取名“宜两”更是暗扣白居易诗意和诗之本事，体现了古代崇尚“和为贵”、“中庸”等哲学理念，又反映了古代造园“巧于因借，因势制宜”的艺术构想，皆大欢喜。

有意思的是，多年前，外地有一家很著名的出版社在一本介绍苏州园林的书上，把拙政园的“宜两亭”印成“宜雨亭”，还煞有介事地作了“宜雨”的解释。朱煜写的是隶书，“两”字写得有点花巧，误认为“雨”字，这也罢了，问题是还要把宜雨当作一景来叙述，就有点儿荒唐了，我当时就写文章狠狠作了批评，江南本来就多雨，苏州园林，亭台楼阁，何处“不宜雨”？为什么偏偏只有它宜雨？

2、拙政园“留听阁”——是暗合孙吴还是刻意设计？

要说园林里用诗故事，宜两亭算是一个代表，但还不是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也是最让人“纠结”的，当推拙政园西花园里的“留听阁”。

既是有趣的，为什么又让人“纠结”呢？

原来，拙政园西花园内一组建筑，即鸳鸯厅（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花馆）、留听阁以及馆北的荷花池和池上的花岗石桥面、铸铁栏杆的“卧虹桥”组成的园中主体。这一组景观非常有意思。

导游走到桥上，或者过桥来到留听阁南的平台，指着遍植荷花的池塘，就会提起唐代李商隐的诗和小说《红楼梦》来。所谓“留听阁”，就是取唐代李商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诗意，留听什么？留听雨打秋荷的声音。李商隐诗（《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枯荷”一作“残荷”，我也习惯认作“残荷”，残荷比枯荷念得响，而且许多人引诗，比如《红楼梦》里，也都认作“留得残荷听雨声”。小说《红楼梦》第40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写到贾宝玉与林黛玉等乘木舫（木船）在水中游赏，贾宝玉见水里的秋荷败叶，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林黛玉却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这一节前，已特意指明：这木舫是由姑苏选来的驾娘（即今天所谓“苏州船娘”）撑动的，而林黛玉本身又是苏州姑娘（据说，与曹雪芹青梅竹马的李煦孙女李香玉，就是林黛玉的原型），此时此景此文，不正是留听阁荷花池的写照吗？

我们知道，曹雪芹与苏州，与苏州拙政园是有些关系的，传说更是把曹雪芹祖父曹寅及其大舅子，即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均主政过苏州织造）与拙政园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正是想起了“留听阁”附近的景致，才有了这一大段描写，贾宝玉、林黛玉等乘木舫游荷花池，正是当年拙政园园景的再现。我在写《苏州园林趣谈》（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小册子时，也倾向于这种看法。

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固然拙政园是建于明代，拙政园建成在先，曹雪芹是清代中期人，时间上不相悖，但是拙政园最初的景致中是没有鸳鸯厅、留听阁等建筑的，鸳鸯厅、留听阁等都是光绪三年（1877）张履谦买下汪姓宅园改名补园后修建的，从陆润庠、洪钧、吴大澂等人为鸳鸯厅、留听阁题额看，这两处均应建成于光绪壬辰年，即光绪十八年（1892），而曹雪芹（约1715－约1763）故去已100多年，用《左传》话说是“墓木已拱矣”，不可能见到此景的。因此，曹雪芹取材于拙政园留听阁景致之说是不成立的，反过来说，张履谦修复补园时，参考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部分情节，倒或者有可能。

张家修建鸳鸯厅、留听阁，是另有故事的，而且比《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乘木舫更有意思，更有情趣。

鸳鸯厅（由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罗花馆两厅组成），位于西花园中央，与园前面住宅的中轴线基本一致，是补园中体量最大的主要建筑，建筑面积达200多平方米，主人在此宴友、会客、度曲，沿池原来还有驳岸，池中置有船只，在船中也可宴客。北厅下水中曾养鸳鸯，取汉代霍光凿池植莲养鸳鸯卅六对故事，名“卅六鸳鸯馆”（清同治十三年苏州状元陆润庠题额）。南厅前天井，种有山茶花（曼陀罗花），取吴梅村《咏拙政园山茶花》诗意，名“十八曼陀罗花馆”（清同治七年苏州状元洪钧题额），厅四角又建耳房（又称暖阁），既可为宴会时仆从侍候之处，演奏时又可暂作后台，为满足昆曲拍曲需要，屋顶做成穹形，以取得良好的音响效果，厅北屋基挑出水面，既可“隔水听笛”，又可夏日纳凉。

从鸳鸯厅西北出，渡三曲卧虹石桥（铁栏杆），登上旱船平台，这旱船主体就是留听阁了，它两面是池水，水中植荷，当然是据李商隐诗意取名。

园主张张履谦雅好昆曲，便请当时“江南曲圣”俞粟庐先生（俞振飞之父）住在补园，以研究昆曲，琢磨曲调，教授弟子。俞是一代曲圣，对弟子等研习拍曲要求非常严格，弟子或其他人在卅六鸳鸯馆拍曲时，俞会不声不响坐在厅上听，大家一看他在场，心里就有些怵，因为他教授昆曲认真不苟是出了名的。他听人唱曲，唱得好，会拎起三弦为你伴奏（三弦的节奏是最能压准板眼的），就唱出无穷妙趣。若唱得不太令人满意，他便打开手中折扇，玩赏起扇面字画来。若唱得不好，他干脆起身欣赏墙上书画，这时唱的人更就心慌意乱，一心慌意乱，就越糟，该唱好的地方也唱不好了。正因为这样，大家都觉得唱曲时俞粟庐老先生最好不要“临场”，于是，据说善解人意的园主人就在鸳鸯厅西北侧造了这个留听阁，专供俞在里面休憩、听曲。这里装修精美，环境优雅，鸳鸯厅内唱曲的因俞不在现场，也就放胆唱，大家得其所哉。“留听阁”，就不单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相反的，主要是供俞老先生休憩和隔池听曲用了。这故事像是传说，但已为多人证实，已明明白白写在《补园旧事》中了。

3、狮子林“暗香疏影楼”与“问梅阁”——禅机、乡愁与担当

说起狮子林，人们就会想起狮子林里的湖石假山，“假山王国”几乎是狮子林的代名词了。是的，狮子林里多假山，小孩子最喜游狮子林了，就是因为可以爬假山，可以钻假山，大人们游苏州园林，狮子林留下的印象，也几乎都是“假山”。俞曲园所谓“五复五反看不足，九上九下游未全”。假山成了狮子林的象征，山天山地。狮子林自初建伊始，是有假山的，也有规模，但并未引起狮子林第一代主人惟则大和尚特别的注意，倒是“梅花”，很入惟则的法眼，惟则《师子林即景十四首》具体提到“梅”的有两首，一是“放人来看卧龙梅”，一是“斜梅势压石栏干”，都有相关描述，关于假山，只有“我疑身在万山中”，旁敲侧击而已。这固然因为梅与佛教故事有关，但得承认梅、梅花与狮子林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且是一以贯之，至今犹然，只是它太“文学”，太“文艺”了，部分人把它看得淡了，部分人又把它看得深了，没有了新鲜感。其实，离开了梅花，狮子林的诗情画意还真不好说呢。

狮子林建园之初，就有一棵名叫“卧龙”的古梅，它与另一株名叫“腾蛟”的柏树，“结为蛟虬”， 狮子林中堪称奇观。元代大画家倪瓒所画《狮子林图》中，卧龙梅的遒劲苍古，是非常抢眼的，它被放在画面的第一层次（古柏尚在其后）。狮子林最初就有建筑“问梅阁”、“指柏轩”，决非寻常。当然卧龙梅早已不在，现“问梅阁”也非元制，但今天的园中梅、问梅阁与昔时的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

提起梅花诗句，最有名的当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唐·王维《杂诗》）

当今狮子林的“梅”，集中在园西部，“山上”（狮子林西部中为水池，池西为土石堆垒之“山”），山西北有“暗香疏影楼”，山西顶有“问梅阁”，西南有“双香仙馆”，南有文天祥诗碑亭，组成了狮子林不同于其他苏州古典园林独特的梅花文化景象。

“暗香疏影楼”，明显是取林逋咏梅名句而题的，顾名思义，自是赏梅之地。据记载，在元代，这里就是狮子林饮茶谈禅之地，事过境迁，周围环境已多有变化，但推窗南望，仍可见西边树丛中恰如凌空飞翔的鸟儿般的屋檐，那就是我在这里要重点讲的问梅阁。

从“暗香疏影楼”沿廊南行到“问梅阁”，目视不过数十步，但真的走起来，要绕过“飞瀑”方亭，能体现我们现在常说的“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原来，亭内有石桌、石凳，亭南高处隐建有水箱，下有湖石镶嵌的三迭瀑布“台阶”，打开水箱闸门，水冲出便形成人工瀑布，但因瀑布周围山石树木丛拥，人坐亭内并不能看到瀑布，只能坐听瀑布声，故题额名“听涛”。此处往东能俯视下面水池中的湖心亭（如果人在湖心亭却能仰观西面瀑布，故亭悬“观瀑”额，与“听涛”呼应），“飞瀑”虽是一座卷棚歇山顶小亭，却居高临下，很有气势，亭内西壁由4块槅扇组成，槅扇窗格玲珑精巧，裙板上的4块浮雕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之景（春景题为“杏林春暖”，夏景题为“荷净纳凉”，秋景题为“东篱佳色”，冬景题为“山家清供”），雕刻的杏花、荷花、菊花、梅花，都具有含蓄不尽之意。

出飞瀑亭南行，过短廊，才真正到达重檐歇山顶的问梅阁。

问梅阁是狮子林花园部分最重要的景点，也是西山的中心。为了说明，先解释一下它的位置：花园西部也即水池之西，是近代狮子林园主贝润生于民国初疏浚水池时挖泥沿墙堆成的土山，面积近1亩。土山山脚与山道两侧垒以太湖石，使之与指柏轩南面的大假山群、池中的岛山、池南的假山群互相呼应，西山北高南低，由北向南一路走来，依次是暗香疏影楼，楼前假山洞，人造瀑布，石多于土；南部土多于石，坡上林木繁茂，问梅阁则处于中间。

为什么叫做“问梅”？早先，“问梅”即“马祖问梅”，就是一桩禅宗的公案故事。唐代法常禅师（752－839）是马祖道一禅师（709－788）的弟子，长得“容貌清峻，性度刚敏”，而且具有超人的记忆力。据说他听马祖道一讲“即心即佛”四字，当即领悟，便来到浙江大梅山（余姚南70里）隐修，不久就做了住持。马祖后来想了解法常禅师究竟领悟了多少，便派手下另一弟子去试探（勘验），那弟子对法常说：“马祖大师近来佛法有变，又说‘非心非佛’。”法常回答道：“他说他的‘非心非佛’，我只管我的‘即心即佛’。”显然，法常已经打破偶像观念的束缚，识心达本，心不附物。（获得了自我的精神觉醒，“我即是佛”，把握了自己的生命本性，不受外在世界人事、物境牵累了）马祖听到汇报后，赞许地对众子弟说：“大众，梅子熟了。”也就是说法常（法常在大梅山，“梅子”一名二义，既指梅果，又指法常）已“成熟”（悟道）了，后来法常禅师便被称为“大梅禅师”。（《五灯会记》卷三）

狮子林建“问梅阁”，显然是借古梅以喻马祖道一“问梅”故事。当年“问梅阁”如果真是惟则（天如禅师）子弟为惟则建造的话，应是把惟则比喻为大梅禅师法常，也就是称颂惟则已能独立弘禅。

今日的“问梅阁”当然也是近代园主贝润生新建的，体量较大，东可眺假山景色，并周围葱郁古木，心旷神怡，阁外周围均植有梅树，阁内不仅所有陈设如红木桌面，坐凳凳面以及窗格都作五瓣梅花形状，甚至地面铺设也作梅花纹。据说，若在空中下视问梅阁，整个阁也呈梅花状（屏门上今人书画当然也均涉梅花、梅诗）。

其实，人到“问梅阁”，不必直探唐代僧人问梅故事，更现实的是王维《杂诗》所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阁内题额“绮窗春讯”，暗扣的不就是王维所问吗？

我以为，这才是要义：朋友从故乡来，当然熟知故乡的事，你来的时候，花窗外的寒梅开了吗？这明白如话的诗句，轻轻地、淡淡地，却是浓烈的“乡愁”，不提其他人事物，只问寒梅开了否，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悟啊。正是对家乡的怀念一时已无以言表了，甚至是感动得或害怕得不敢涉及一切，便把满腔的激情借“著花未”轻轻说出，我们常说古人诗“蕴藉”，甚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著一字，自得风流”，什么叫羚羊挂角？传说羚羊为防凶兽祸害，夜宿时，挂角于树上，脚不着地。说是空灵也好，超脱也好，其实它比直截了当地追问故乡人事物，深沉十倍、百倍、千倍！

我们知道，梅花传递的就是春的消息，古人将自每年小寒开始到谷雨止，四个月分为二十四候，每五日为一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这就是二十四番花信。而花信风，以梅花风最先，“漏泄春光冰雪里，一番风信是梅花”，之后才是山茶、水仙、瑞香、兰花、山矾、迎春花、樱桃、望春、菜花、杏花、李花……。“梅”的特点是“一树独先天下春”，于是对春的问候，对春的期望，与对故乡的怀念、关切合在一起，沉淀在我们民族的心理里，或者说是一种遗传基因。而文天祥《梅花诗》石碑文“静虚群动息，身雅一心清；春色凭谁寄，梅花插座瓶”，以淡定的心情，清雅的身貌及一往无前的担当，作为天地正气的写照，更是彪炳千古。

二、题额的意蕴

建筑，是古典园林中最重要的基础艺术，建筑艺术及其功能的延伸和扩展，无疑是园林艺术中的精华和本真。但是，正如我多次提到的，建筑在园林及其审美建构中，只是“硬件”，用哲学语言说，它是“形而下”的物质性；相反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诗文楹联题额等文学语言，才是“绝对真实的精神艺术”（黑格尔语，见《美学》第3卷），它是园林及其审美建构中的“软件”，它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性，它的审美功能，是无可替代的。用文学语言表示，这就是画龙点睛，园林是龙的话，联额故事才是表达龙心灵、龙精神的“眼睛”。园林是首诗的话，联额故事就是诗眼。有诗才有诗眼，找不到诗眼的诗肯定不是好诗。联额故事的特点是用典，目的是借助于人们比较熟悉的审美信息，引发艺术想象，诱导和规范接受定向，扩大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

1、枇杷园中诸题额映射的人生况味

拙政园东花园与拙政园中部之间有南北向复廊，即两面是廊，中间是墙。廊墙自南至北有三个通道门。从复廊北门进拙政园中部，左折，沿走廊朝南行拾数步，右侧有一个闲庭小院，这就是“海棠春坞”——庭院南墙上就嵌有砖刻“海棠春坞”四字。庭院中左右各植海棠一棵，地铺鹅卵石，再无它物。庭院北侧，仅小屋一间。初看，真的太简单了，简单得有些寒碜。可是，别看院中仅有两株不起眼的海棠，这是近年补种的。早先，这里栽植的两株可是有名的垂丝海棠。

园林观花植物中的“海棠”，有木本与草本两种，品类繁多。草本属秋海棠科。木本属蔷薇科。木本海棠中有落叶乔木，也有灌木，其中主要有贴梗海棠（皱皮木瓜、铁角梨）、木瓜海棠（木瓜）、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海红）、海棠花（梨花海棠）、唐棣、棣棠花（黄度梅）等，原产均在我国，因树姿峭立，花色艳丽，自古以来就受到国人的喜爱。唐代宰相贾耽所著《花谱》中誉海棠为“花中神仙”，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更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咏海棠名句。南宋时，苏州已广植海棠以供观赏。

各种海棠，对于观赏，具有相等价值，但民间尤看重垂丝海棠。垂丝海棠，俗称海棠花，树枝婆娑， 3－4月间开花，色红，艳似绮霞，绰约可爱。4－7朵汇聚成簇，花瓣通常在5瓣以上，柔枝长蒂，花色娇媚。由于重英向下，更显娇妍。范成大《垂丝海棠》赞云：“春工叶叶与丝丝，怕日嫌风不相持。晓镜为谁妆未办，沁痕犹有泪胭脂。”正如《花镜》所说：“海棠之有垂丝，非异类也。……其瓣丛密而色娇媚，重英向下，有若小莲”。垂丝海棠性喜湿润温暖，不仅花色动人，早春萌发时，嫩芽为红色，也极具艳丽，南方庭园多所栽培（北方多作盆栽）。拙政园“海棠春坞”的两株垂丝海棠，由于环境雅静，颇具幽趣，江南春雨时节，正逢花开，娇艳烂漫，而树下铺地用青色、红色、白色卵石镶嵌成的海棠花纹，经雨水冲刷，更觉夺目。

庭园北侧有小屋，小屋独处中间，门前有廊屋交通，小屋与东廊、西花墙之间各辟一小小天井，天井内又各植海棠与天竺。小屋与左右小小天井并屋前庭院，组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庭院书房，据说是主人春天念书的地方。

既然海棠春坞是主人春季读书处，一年四季，另外的三季，主人又在哪里读书的呢？

那就要到“听雨轩”去。

从海棠春坞沿东廊继续朝南前行拾数步，便可到一个较大的闲庭别院。它北通海棠春坞，东有门直接廊墙外的东花园（即拙政园东部，原“归田园居”），西连“枇杷园”。与封闭的海棠春坞相比，它显得开放敞亮，但仍自成别院。“听雨轩”便坐落在庭院的南部。它是一座精巧的四西厅，南面天井种有芭蕉、翠竹，而北面大庭院，则有一泓池塘，池内有睡莲，池北有芭蕉数株，依墙而长，池南则有丹桂一棵。池周，则散有小型假山石。所谓听雨轩，是取南唐诗人李中的“听雨入秋竹，留僧复旧棋”和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诗意而命名的。这里夏季芭蕉邀雨，秋季碧荷敲雨，冬季翠竹摇雨，各有境况。而夏、秋、冬三季，正好象征了人生青年、中年、老年一段生涯。于是，在听雨轩里，一边赏雨，一边体味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人生的况味就不由人不为之慨叹了：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少年以欢愉的心情听雨，壮年以慨然的心情听雨，老年呢？本没心思听雨，却又难以去怀，实在是“点滴到天明”了。

听雨轩外种植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植物是芭蕉，“雨打芭蕉”显然是听雨轩的主题，特别是雨夜，“芭蕉叶上潇潇雨，梦里犹闻碎玉声”，真是情有非常，意有非常了。

据说听雨轩是主人夏、秋、冬三季读书处，读的是经史子集还是无字天书？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也只有园主自己知道了！

既然海棠春坞、听雨轩是主人念书的地方，若有客人来，又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园主人是从高位上弃官归隐的，一般来说，依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往的客人都有相当的身份，按照礼节，接待有身份的客人不宜在书房里，而必须放在厅、堂、馆等大型的正规客厅里。可惜海棠春坞、听雨轩周围空间有限，而且为了协调，也不宜建筑大堂。于是，在听雨轩西北面，海棠春坞的西南面，就有了一所“玲珑馆”。“馆”而名之曰玲珑，不仅很形象地体现了馆之小巧，而且暗示与周围翠竹相切（所谓“日光穿竹翠玲珑”）。玲珑馆与海棠春坞、听雨轩之间有曲廊可通，三者聚而不合，隔而不断，很自然地组合成一组有机的院落。由于西南面的大院是种满了枇杷的枇杷园，所以也可看作枇杷园怀抱了海棠春坞、听雨轩、玲珑馆，习惯上就把这一组自然院落小区称作枇杷园。

玲珑馆是枇杷园小区内的主要建筑，坐东朝西，室内家具陈设清雅有序，完全是按“正堂”形式摆放。有长案、八仙桌、太师椅， 椅子又按主人、宾客座位分列。最有意思的是，馆上还有题额“玉壶冰”，乃清代宣统年间佛尼音布所书。

“玉壶冰”是取用南朝鲍照《代白头吟》诗意：“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壶系白玉琢成，冰乃清水凝结，古人常以此来喻高洁清白的品格和光明澄澈的品德。“玉壶冰”三字很形象，故而常被诗人们借用。初唐诗人骆宾王《送别》云：“寒更承夜永，凉夕向种澄。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用“玉壶冰”三字入诗而流传最广的，当然要推盛唐诗人王昌龄，他的《芙蓉楼送辛渐》全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但是，“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我，我的心正像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果真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所注的“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么？

恐怕不是。

我认为，“玉壶冰”表达的意念，未必像通常人所说的如冰雪般的清白。我们应当肯定，玲珑馆题词“玉壶冰”，是与周围环境相吻合的：馆四周窗棂及枇杷院内露天铺地，都是冰雪图案（三角形的为“冰纹”，六角形的为“雪花”，一说六角形的为“梅花”，故又称“冰梅纹”），蕴含的也是“一清二白”的操守和追求。枇杷院内除了凌冬不凋的枇杷、翠竹、书带草外，没有其他繁华似锦的花卉，也为“清白”作了氛围铺垫。但是，园主的思想其实是很矛盾的，例如拙政园西部直通“宜两亭”的山道铺地上就有“平升三级”图案（即由一只花瓶，内插3支戟组成的图案），一边是视富贵如浮云，一边又梦想飞黄腾达……

可是，我们用司马光诗意比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其政治上失意时，曾写了一首《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诗：“园僻青春深，衣寒积雨阕。中宵酒力散，卧对满窗月。旁观万象寂，远听群动绝。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司马光诗末两句既表达了自己的忠义心迹，又流露了不得志时的那种淡淡的失落之感。

拙政园园主也是为官多年，遭谗罢归，退隐林泉。所以“玉壶冰”三字暗示了园主怀忠义而感失落的心境，确为玲珑馆的点睛之笔。题额时，园主（不管是王献臣还是其他园主）早已物故，但这位题额者显然是搔到了已故园主的痒处。园主地下有知，当引为知已。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并列举了证据（详见1997年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副刊《玲珑馆内“玉壶冰”》）。

玲珑馆南拾数步有一小亭，与“听雨轩”几乎在同一东西直线上，因取晋代丘迟“芳叶已浩浩，嘉实复离离”诗意，故名‘嘉实亭’（一说取黄庭坚诗“红梅有嘉实”），题额为隶体，写得很好，只是人们用惯了“嘉宾”两字，常常很粗心地读之为“嘉宾亭”，倒也错得有趣了。

为什么取名“嘉实”呢？

该亭小巧精致，亭外翠竹、芭蕉兼具，但更多的是枇杷树。

枇杷树是园林绿地中习见栽培的一种观赏树种。作为果树，白居易诗“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说明远在唐朝，已盛行栽培了，而且，白居易也是以观赏的眼光来写枇杷树的，枇杷树是常绿小乔木，有很多特点，一是树枝四展，树冠圆形，叶互生，短柄，革质，披针形或倒卵状长椭圆形，长达12—30厘米，叶缘有锯齿状缺刻，表面浓绿色，多皱，有光泽，背面密披锈色绒毛，形似琶琵，故名。每年10－12月开花，来春结果，果实作圆形或倒卵形，5－6月成熟，呈橙黄、淡黄或金黄色，果肉酸中带甜，十分鲜美。正因为枇杷秋冬开花，冬末初春结果，春夏之交成熟，与其他花木正好有个对比，其他果木凋谢了，它开花，其它果木才开花，它已果实累累，而且果实形秀色美，味道鲜甜可口，实在是上好果品，故称“嘉实”。

枇杷园顾名思义是园内遍种枇杷了，事实上，园内除一些湖石假山、翠竹芭蕉外，主要栽植的就是枇杷树。园之南边、北边有云墙（花墙）将它与外界相隔，园取南宋戴复古“摘尽枇杷一树金”诗意而命名。园内大片铺地全用鹅卵石砌就，作冰雪图案，由于卵石作淡黄色，且大小基本一致，也真像撒下一地金黄色枇杷呢。

枇杷园北面云墙有砖砌月洞门，拱圈轻薄，工艺精细，翘首北望，远处小山树丛中的“雪香云蔚亭”正处园环之中。若走出月洞门回望，则圆环中有枇杷丛中的“嘉实亭”，真是如诗似画。

月形洞上有砖刻题额，南面是“晚翠”两字，北面的是“枇杷园”三字，都是行楷。

枇杷何以“晚翠”，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一年的秋冬之时开花，正如在一天的向晚时刻灿烂，显然是称赞枇杷树的。称赞枇杷“晚翠”，原见《千字文》：“枇杷晚翠，梧桐早凋”。《千字文》在古代，是一本启蒙书，充其量不过是通俗读本，入不得经、史、子、集，可称“未入流”，但至今未见在介绍枇杷园时有人提及，或许是太通俗了，专啃大部头的先生们反而疏忽了。

2、二王书法与“闻木樨香轩”的求学门径

留园中部与西部花园交界处是走廊，即闻木樨香爬山廊，爬山廊西壁上，镶嵌的书条石主要是“二王帖”，二王帖指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帖。王羲之是一代书圣，自不必说，而其子王献之，幼学父书，后又学张芝草书，最后在其父及张芝的基础上别创新法，形成笔迹流泽、婉转妍媚的风格，他擅长各种书体，尤精行草书，与其父并称二王。

王献之学书法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据说王献之学书法很刻苦，学了一阵子，大有进步，自己也有些满足了。有一天，便写了个“大”字递给父亲王羲之。王羲之看了也不置可否，提笔在“大”字的下面点了一点，“大”字成了个“太”字，说：“给你母亲去看看”，王献之见父亲在大字上点了一点，心中一乐。古代人看到好的字、好的文章，总要将笔在上面或圈或点，表示赞赏（现在我们手机上叫点赞），现在父亲在大字上点了一点，岂不是表扬我的字写得好吗？于是喜滋滋来到母亲身边，把字纸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半晌，手指大字下面的一点，说道：“吾儿的字果然有长进，你看太字的这一点，太像你父亲写的了”。王献之听了，不觉楞了半天。事后寻思自己的字与父亲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得下苦功练字，而且即使字写得与父亲的一样，也只是“取法乎上，得乎中”，只有广博取众人之长，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从此，王献之越加苦练，据说磨墨用掉的水，就足足有18缸，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成了一代书法家。

关于留园二王帖勒石传世，还有一段事关自然科技的故事。二王帖始刻于明嘉靖年间，成于万历年间，前后共花25年。当时，已有江阴汤氏所镌木刻二王法帖四卷本流传，但木刻法帖在拓印时很难掌握干湿度；过干，木质收缩，导致“滋腻之态失”，过湿，则“浸浊之痕透”，这样，拓印出来的书法作品就容易失真。于是苏州文人彭年与吴江勒石名家董汉策共同发愿，立誓将二王法帖刻在石上，因为石刻作品，是不会因一般气温的高低和水份的干湿而变形的，这样保存下的法帖原汁原味，拓印时也不愁失去原作韵味。彭年过世后，董汉策又与彭年侄儿彭履道合作，终于将二王法帖镌刻在书条石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艺术作品。

讲完了二王书法故事，我们就要讲本节的主要故事“闻木樨香轩”了。该轩为中部花园最高建筑，坐西面东，平面方形，歇山顶，建筑面积30平方米，轩后和爬山廊相通，刘氏时名“餐秀轩”，盛氏时改今名，四周遍植桂花而得名。

闻木樨香轩全由立柱支撑，下设半墙，西半部依附于爬山廊，东半部突出，屋檐高翘，实际上这座称为“轩”的建筑，是一座亭，而且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半亭。闻木樨香轩周围栽植的桂花树，每年秋日，花香弥漫，是为赏秋之所。但取名“闻木樨香轩”还隐含了一则动人的故事，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一阵在寺庙里跟和尚们学禅，埋头经书数天，仍不得要领，便怪 高僧们 教授禅理时，没有尽心尽力，而是有所保留，有意识地“留了一手”，心里一烦恼，举止上对和尚们也欠尊重了。方丈心知肚明，也不作声。一天，庙里的桂树开花了，花香弥漫，方丈便说：“闻到桂花香了吗？”黄答道：“闻到了。”方丈又说：“你能说说桂花香是什么香吗？”黄诧异道：“桂花香就是桂花香，闻得出，但如何说得清楚？”方丈只是连连点头而不再出声。黄庭坚恍然大悟：“学问之道，只有通过自己的体会去领悟，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自己没有参透，那能怪罪别人‘留一手’呢？”

这只故事告诉我们钻研学问，不仅要用心，还要有悟心，真正的学问是需要自己去体悟和掌握。同时，故事中以闻桂花香作比喻也很巧妙，这里涉及到动物和人体生理以及人类心理知识。所谓嗅觉，其实是挥发性物质作用于嗅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嗅觉常与味觉紧密相联，是动物进化中最古老的感觉之一。一般都用引起嗅觉的物质的名称来描述气味，如水果香、花香、焦臭等等。人的嗅觉极为敏感，可以比味觉高1万倍，科研证明：人能觉察出包含5×1010个分子的空气中一个硫醇分子的存在，有训练的人能觉察和分辨达5000种不同的气味。近年的测定还表明，嗅觉比味觉更灵敏，可能与人的视觉、听觉一样灵敏，而语言表达气味的能力，自然是瞠乎其后。至于对学问的感受，是一种更为复杂高级的感觉，用语言来表达，当然更是难乎其难了。

3、“濯缨水阁”联的题外话

楹联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有体裁，在古典园林中所起到的审美功能非常大，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楹联非常丰富，苏州有关方面已出版过几部专著，另有专题，不拟展开，这里仅就网师园“濯缨水阁”的那副四言联谈些题外话。

我平时陪客人游园林，有两副对联是一定要讲给客人听的，一副是长联，即留园五峰仙馆北厅陆润庠写的“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的那副，一副即是网师园濯缨水阁的这副四言联。

正如钱锺书所说，你有鸡蛋吃，就没有必要看生这蛋的鸡。钱大师挺幽默的，也很在理。但人就是这样，常常是有了鸡蛋，对生蛋的鸡也感兴趣。同样道理，我们发觉这联语好，按照钱大师的逻辑，享受一下联语的意境就可以了，何必再去研究撰联的主人呢？然而，我觉得有时还是必须的。比如，你发觉所吃鸡蛋的蛋黄很红，当然高兴，蛋黄越红，营养越好嘛。但是且慢，按照现在的经验，保不定那鸡是吃了“苏丹红”呢，所以研究一下鸡，知道一下这鸡蛋是那里出产的，还是需要的，至少“食品检验”机构需要了解这些。因此，就这点而言，我们多知道一些联语作者及联语中牵涉到的对象及背景，未必不是好事。

濯缨水阁的四言联语是这样的：曾三颜四，禹寸陶分。作者是大名鼎鼎“难得糊涂”的郑板桥。根据苏叟《养苛杂记》可知，这副联是宋宗元重修网师园，恢复濯缨水阁后，请郑板桥撰书的，时间是清乾隆己巳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点，网师园宋宗元购得南宋史正志万卷堂故址营建别业，建成网师小筑，在乾隆十四年前后，一般来说，园子在乾隆十四年（1749）时已经建好，至少濯缨水阁已经建好，这是包括新出版的《网师园志》中都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一般都说清乾隆中，或乾隆二十年即公元1755年前后，不确）。第二点，本联是郑板桥专门为濯缨水阁撰题的，是“原生态”，是年郑板桥57岁。这一点很要紧，因为我们发现，园林中的相当一部分楹联，都是“移植”过来的，味道就两样了。

提到郑板桥，人们就想起他的名句“难得糊涂”，其实郑燮（号板桥）那时还没有“难得糊涂”，郑40岁那年（1732）赴专乡试，中举人，本来第二年就可马上赴京城参加会试，却因患病（身患大疮，动弹不得，只得在外祖父家治病）未成，3年以后即44岁那年（1736，乾隆元年丙辰）赴北京，考中进士，第二年纳小妾饶氏，50岁那年（1742，乾隆七年）春觅得一官，为范县令（《刘柳村册子》：“四十举于乡，四十四成进士，五十岁为范县令，乃刻拙集。是时乾隆七年也。”做了县令，始订定诗、词集，并手写付梓。第二年即51岁，将10首《道情》几经更定、付梓，完成了当时文人艳羡的“人生使命”：“戴它一顶帽（有的说是“取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应当说正是十分风光时刻。做了三年范县令后，54岁调任潍县县令。这两年正逢山东灾荒，发生了人吃人惨剧，于是郑板桥开仓赈灾，又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灾工“就食赴工”，并打击囤积现象，“活民无数”。乾隆十三年，即郑板桥56岁，乾隆东巡，郑板桥被临时抽调为“书画史”，卧泰山绝顶40余天，这对郑板桥来讲，最是“风光”的事，他也确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为“乾隆东封书画史”，朝廷派大学士高斌来山东赈灾，郑板桥配合赈灾颇为愉快，甚至诗、词相酬，赈灾也有了成效，潍县饥民由关外陆续返乡。无论公事、私事都很顺畅。进入了57岁，又重订家书十六通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还撰《板桥自叙》，可谓是“春风得意”，在这种背景下，应苏州宋宗元之邀为“濯缨水阁”撰联，郑板桥是否来到网师园，是否一睹濯缨水阁芳姿，未见过文字记载，不好说。照常理推测，郑在县令任上，远在山东，而且正在进行城墙修复工程，恐怕要赶到苏州写联有点不现实。正因为这样，郑所撰联没有提及水阁及池周边景物，纯是激励言志，但它不是一般的“心灵鸡汤”，而是处于情绪高亢期的表征。曾三颜四，指的是孔子弟子曾参“三省吾身”的故事，颜四指的孔子教育颜回四个“非礼”故事，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现在讲的，不应当看的不看，不应当听的不听，不应当讲的不讲，不应当做的不做——当年我刚到邮电局报到时，劳资科的同志召集我们新工人培训，也就是这样教训我们的，不过当时还多一个“不”，即不应当记的不记，说是保密工作需要。

“曾三颜四”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儒家强调的人生修养，不难理解，郑板桥此时处于人生顶峰时期，有理想，有追求，有政绩，也有希望，他为濯缨水阁撰联，联语这样写，是自勉也是勉人，用现在话讲就是“正能量”很足。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园林局总工程师詹永伟亲耳听见的，有一次，他在网师园，就见两位年轻人在这副联前指指点点，其中有一位自认为很懂，就对伙伴说：这姓曾的与姓颜的结为把兄弟，姓曾的轮到老三，姓颜的轮到老四，所以叫曾三颜四。

这还是上联，下联“禹寸陶分”，又怎么说呢？

通常认为：禹，指大禹，大禹把每一寸光阴都看得很重，《淮南子》：“大圣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大圣指大禹）。陶指陶侃，他常用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来激励自己和大家，《晋书》有载：“（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也就是说像大禹这类圣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像我们大家普通人，就更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勤奋，努力。这下联，把陶侃与古代圣人大禹并列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陶讲过分阴、寸阴这句话，另一方面也确是把陶侃抬得够高。

陶侃是什么人？东晋著名的大军事家、大学者。我们搞文学的都知道大诗人陶潜（陶渊明），陶侃就是陶渊明的祖父，晋朝是时局很混乱的年代，动乱很多，平息动乱的能人也就多（英雄有用武之地嘛），其中除了谢安、王导之外，我认为功勋最大的，也最让我佩服的就是陶侃了。与其他名门望族出身的不同，陶不仅是寒门出生，而且居住在溪族杂居的地方，史书上说他“俗异诸华”，很可能还是少数民族（溪族），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但母亲对他管教很严，陶少有大志，也自强不息，通过自己的努力，朋友的帮助，最终成就了大业。关于陶侃的故事，史书上记载的很多，如陶侃留客、陶侃惜谷、陶侃搬砖等，一部《世说新语》记载陶侃的故事就有10多条，其中关于陶母的几条，就很感人，有一条极短，却挺有意思（《贤媛》第十九），说陶侃年轻时做监管鱼梁的小吏，曾经把一罐腌鱼孝敬给母亲，母亲把腌鱼封好交给来人带回去，还附了封回信责备陶侃说：“你做个小公务员，就拿公家的东西送我，这不只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不是廉政故事吗，放在今天，也挺有意义。“禹寸陶分”，也是郑板桥励己励人的话，是鼓励珍惜时间，勤奋工作，也是很“正能量”的。

濯缨水阁的濯缨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推崇一种人格力量。陶侃为官几十年，始终勤于吏职，勤作学问，不喜饮酒，不玩赌博，是儒家理想中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物，也是郑板桥生涯得意时理想中的楷模。郑板桥平生好作对联，但多景致联或抒情联，正正规规沉稳郑重得如此地步的仅此一联而已，表达了他的道德文章高度。郑板桥喜撰四言联，诸如《书宫灯联》“云驶月晕，舟行岸移”；《赠商人》“打松算盘，得大自在”；《无题》“须要小心，不可大意”；《青城山天师洞门外台榭》“心清水浊，山矮人高”；《无题》“山随画活，云为诗留”等，但均不及“濯缨水阁”这副正大高尚，“一本正经”。57岁的他应当说是处于人生顶峰，此后他逐渐不满官场黑暗，二年后即59岁时，已渐生归田之意，这一年的九月十九日，书下了著名的横额《难得糊涂》。又二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61岁的郑板桥被罢去官职，从此诗赋文章又作一变，很少再有努力尊崇传统信条，突出自我完善，一味追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诗文联语了。因此，就郑板桥诗文年谱而言，“濯缨水阁”联无疑是他人生激昂生涯的一大标志，他把这标志留给了苏州，留给了苏州园林，为苏州的园林文化增添了异彩。

我在《苏州园林趣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各种层次、各种爱好的游客，在苏州园林所展示的文化艺术中，或悟得了真趣，或受到了熏陶，或感受了愉悦，或坦荡了襟怀，或握住了智珠，或拥抱了青春。”

之所以这样说，单就园林中的建筑而言，论据就够多的了，这里单就建筑隐喻方面，略举数例。

1、拙政园“与谁同坐轩”的秘密

园林里有外形像扇形的亭子，统称为扇亭，苏州园林中比较著名的有两座，一座在狮子林，一座在拙政园。

狮子林的扇亭，建在狮子林西南角，亭内小桌与窗户都取扇形，东北面开敞，置吴王靠（鹅项椅），亭下是假山，山道蜿蜒直到水池边，北望得见池中岛上紫藤架与石拱桥，东望是黄石假山“小赤壁”，与池水相抱。亭原有匾额“遯思”，遯通遁，义近“退思”，有退隐江湖之意。

扇亭地处狮子林园内西南角。在苏州古典园林中，遇到拐弯转角，一般是开设门户，使之有“曲径通幽”之妙。但该座扇亭在设计时，别出心裁，借拐弯之角，切角成圆，角内留出的空间形成小天井，内植芭蕉翠竹，与湖石组成竹石小景。当游人从园西墙高处沿廊下折走进亭内，一眼就通过右侧扇形窗户见到竹石小景，不知不觉之中绕过这个“角”后，而左侧（即东北面）因景物豁然开朗引起人们关注，无形中就把人们行进的方向导向东面。扇亭处于园西山南北向走廊和园南墙东西向走廊的交汇处，苏州三伏天晚上常刮偏西风，偏西风因长廊及园墙回风的缘故，到此激成大风，故而亭内经常风声大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取风纳凉之扇亭。

而拙政园的扇亭建于西花园（补园）园池北岸拐角处。它一面倚山，一面临水，平面扇形，坐西北朝东南，亭内窗、门、桌也均作扇形，东南开敞处所置吴王靠坐槛也作扇形，因临水边，又名“与谁同坐轩”，取宋 代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词意而命名。

《点绛唇·闲倚胡床》词是苏轼主政杭州时，于元祐五年（1090）秋为时任别驾的袁轂所作，全词是这样的：

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作为朋友，袁轂和苏轼时有诗词唱和。苏轼这首词写得十分潇洒轻松，而且非常口语化。上片才说“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下片即答道：你“别驾”一来，就有唱有和，“还知道吗？自从添了个你袁轂，与我同坐，原来的明月清风，已非我一人独赏，由两人平分共享了。”

这座扇亭，在拙政园二十多座古亭中，不仅造型别致，还因名称内涵丰富而独领风骚。苏州现代著名作家、园艺家周瘦鹃先生有《望江南》一词，对其赞扬有如：“苏州好，拙政好园林。轩宇玲珑如展扇，与谁同坐有知音。于此可横琴。”

“与谁同坐轩”与“遯思亭”各有特色，狮子林的“遯思亭”，建在园西南角高地上，而拙政园“与谁同坐轩”处于水边。建在高地，妙在对外观景，而建在水池，妙在组景，更宜于在外欣赏。

一宜于众人在内同欢，一宜于雅人自乐，相反而相成。

但是，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却另有更深沉的隐喻。

在“与谁同坐轩”背后（西北面）有土山，山脚下垒石护坡，山坡上遍植箬竹，山顶造一亭，平面五柱圆形，亭顶如笠帽，取《诗经》“何簑何笠”，故亭名笠亭（笠即箬帽），笠亭隐在竹丛之中，从水池东面观赏，笠亭土山，隐在“与谁同坐轩”背后（但在“与谁同坐轩”内向北望，可以发现笠亭正位于扇形漏窗景框内），笠亭则像一个农夫、渔父常戴在头上用来遮阳挡面的斗笠，而且圆圆的形状又像一把团扇。但在这里，笠亭的锥形屋顶形似扇骨，笠亭的宝顶是扇的柄端，与谁同坐轩屋面则如一把打开的折扇扇页，两边脊瓦为侧骨，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倒悬的大折扇图形，而分开一看，一是折扇之面，一是团扇之面。

它们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光绪三年（1877）张履谦以6500两银子买下当时为汪硕甫的宅园，并开始陆续修建后花园即“补园”，修园时特别延请了吴门名画家顾若波、陆廉夫及书画家俞粟庐等参与谋划，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到1892年才正式建成，南北总长约120米、东西宽约60米的“补园”，即今拙政园西花园，而“与谁同坐轩”及其背后的笠亭正是张履谦精心设计、刻意安排的。

原来，张履谦的祖父就是在山东济南以制扇起家的，具有浓厚书卷气息的制扇技艺，使张氏声名远扬，产业逐渐发达，经过数十年的进取和发展，扩大制扇业务，兼营百货，更兼钱庄信汇，店名“有容堂”。“有容堂”名震济南。清末刘鹗著名的《老残游记》，我们很多人大约都读过，小说第十四回里所写的那个钱庄就叫“有容堂”，借用的就是张氏开办的店号。

张履谦祖父晚年家道兴盛，祖父有三子，张履谦父亲张肇培即为其二子，分家时，得到了苏北连云港板浦附近的盐场，张肇培夫人马太夫人原籍常州，所以就在苏常一带定居。张履谦继承了父产，经过努力，成为两淮大盐商，并任过户部山西司郎中。但他不忘先祖以制扇起家的历史，因此在设计修建补园景点时，精心安排了扇亭、笠亭组合之景，以隐喻不忘根本。据近年出版的《补园旧事》透露，不仅小小亭子里深藏着张氏祖先制扇起家史，张氏后代也都收藏扇子。补园时共藏有折扇几百把，马太夫人会巧制扇面，抛光扇骨，编扇坠花结。据后人回忆，江南夏季湿热，房子易受潮发霉，张履谦的孙子张紫东（钟来）就曾在补园将许多折扇放在院子里晒阳光去霉湿呢。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破四时”时，张家上缴的收藏的折扇尚有近百把。

2、艺圃“朝爽亭”及其他

中国的汉字既象形又象声，《六书通》中称作“形声”也好，会意也好，在千百年的使用过程中，常有些别出心裁的用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类似的使用现象，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是宋元之际郑思肖的作为。

郑思肖（1241—1318），福建连江人，著名的诗人，也是画兰画竹的高手。他原名已佚，南宋亡后，乃改名思肖，思肖即“思赵”（赵宋王朝的赵，繁体字为趙），他字忆翁，号所南，都是寓意怀念南宋之义。信佛后，又号三外野人。

郑思肖终身未娶，14岁自杭州迁居苏州，以后长年主要生活在苏州。初居苑桥，第二年即迁于“条坊巷”。即今调丰巷（调丰巷旧时有横巷，因故名诗巷，）。十年后，他又先后迁居城中黄牛坊桥（今黄鹂坊桥）、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信（星）桥、皋桥等地。

郑思肖不仅是个著名诗人、画家，在当时，更是一个秉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了他所有的诗文、画作。南宋亡后，他“坐卧不向北”，以示不向元统治者屈服；屋中还高挂“本穴世界”的题额，本穴，以“本”字中的“十”移置“穴”字中，即为“大宋”两字，以标“大宋世界”。曾著书称“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仍为“宋”字，以寓其书名实为“大宋经”。为了表示忠于南宋，发誓“不与北人交接”，在朋友座间，一听到语音有异的，马上站起来走人。他所画兰花，无土根或有根无土，人问之，答道：“地都被番人（指元人）抢去了，你不知道吗？”某官儿求其画兰，硬是不予，官儿知其有田产，就威胁要加重税收，郑知道后，愤怒地表示：“头可断，兰不可画！”权贵们索要兰花，他不给，但却又常常把所画兰花送给普通人甚至小孩。他的题菊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因立场鲜明、含意坚强而脍炙人口。宋朝宗室赵子昂，也是书画家，名重当世，但宋亡后受聘于元朝，郑知后即与之断交。赵几次主动上门拜访，他都拒而不见。每坐，必是南向，逢到年节，就望南野哭而再拜。并常以“无力回天”为恨，临终时，对朋友唐东屿说道：“我死后，麻烦你给我写个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作为南宋遗民，郑思肖诗文创作丰富，其中又以《心史》最为重要，它的传播也颇有喜剧性。

原来，《心史》是郑思肖青壮年时代的力作，主要集中创作于德祐乙亥（1275）至癸未（1283）十几年间。全书包括《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久久书》、《杂文》一卷和篇幅最长的一卷《大义略叙》。前几卷都是诗文，唯独这《大义略叙》，却是一篇元蒙的发展小史，也是一篇描述南宋失国的痛史，其中记录了投降卖国者的种种丑行和爱国志士的英勇斗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出于各种考虑，郑思肖于癸未年（公元1283年，即元代至元二十年——郑思肖在书上题“（宋）德祐九年”），把《心史》全书藏在铁函中，沉于苏州城内承天寺（今东中市承天寺前及东、西海岛一带）狼山房井内。

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地区大旱，史载：“吴中久旱，城居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这年十一月初八日，承天寺狼山房僧人达始（字君慧）浚枯井，才将藏于泥水中已有356年之久的铁函起出，打开铁函，函内为石灰，灰内是锡盒，盒内书折成卷，完好如新，由生漆封存。这成卷的书籍就是郑思肖亲自封沉的《心史》。《心史》重见天日后，引起轰动，在它的传抄、刊刻过程中，为之作序作跋的名士竟达二十多位，之后至少又有九十多位著名人士为它题诗作文，成为苏州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重大事件。

郑思肖的用对汉字的拆分和组合表示理念的手段，在苏州园林艺圃中，不仅有所发明，还有了更强烈的表现。

艺圃，位于阊门闹市附近（今天库前文衙弄），明嘉靖年间建成之后即以“城市山林”闻名，“林木交映，为西城最胜”（崇祯《吴县志》）。这座园林的头几任园主，都是人品极为高尚的人士，十分受人崇敬。其中，又以姜埰（1607—1673）父子的风范气节最为突出。

姜氏父子时的艺圃，相当鼎盛。汪琬作《姜氏艺圃记》时，艺圃有池广2亩许，建筑有延光阁、东莱草堂、念祖堂、暘谷书堂、爱莲窝、四时读书乐楼、香草居、敬亭山房、响月廊、南村、鹤柴、朝爽台、乳鱼亭、思嗜轩，等等，并有奇花珍卉，幽泉怪石。四方骚人墨客，为艺圃胜景题咏绘图者，不可胜计。

东莱草堂、念祖堂、爱莲窝、香草居、敬亭山房、改过轩等，直接表现了姜氏的坎坷经历、志趣情操，但另有一些，鉴于当时的高压政治，则采用了隐晦难解的手法，或旁敲击侧，或“借鸡生蛋”，甚至像上述的郑思肖一样，利用建筑题额，对汉字予以拆分和组合，曲折地、顽强地表现了主人怀念前朝、忧国忧民的情怀。

主人是明朝遗民，所以一些景点的题名，都用了与日月光明有关的汉字，如“旸谷”，即指日出之处，响月廊的响字，即应也（现在有词汇就叫响应）。池水东边为日出之处，池水西岸为响月廊，是东面日出，西面有月应之，合为一字即是明朝的“明”。延光阁的延字，是迎候的意思（古代聘请称作延聘），“光”，复兴（有词汇光复），所以延光就是“迎接光复”，光复明室也。至于现在处艺圃水池南面最高假山顶上构筑的朝爽亭，姜氏艺圃时称朝爽台（现朝爽亭建于1982年修复艺圃时），取名朝爽，更是煞费苦心。表面看，高处迎旭日而取爽，实际上此词组倒过来读作爽朝，爽去掉四个“×”，成大字，朝字左边去掉上下两个“十”字，成明字，合起来则为“大明”二字，一看朝爽，遗老遗少，就明白是思念“大明江山”呢，也暗示“大明”现在被刀叉等兵器卡住着。诗人王士禛《朝爽台》诗云“崇台面吴山，山色喜无恙。朝爽与夕霏，氤氲非一状。想见拄笏时，心在飞鸟上。”王士禛知不知道内含“大明”两字，我们不得而知，但诗最后两句“想见拄笏时，心在飞鸟上”却极有深意。我们古代有“拄笏看山”一词（今《辞源》仍收录），原见《世说新语》“简傲”篇中，说晋代的王子猷即王徽之，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平生不修边幅，生性高傲，放诞不羁，他夜里饮酒，突然想起朋友戴逵（戴安道），便乘小船去访，一夜天才到，却不敲门，回转，所谓“乘兴而行，兴尽而归”的“雪夜访戴”故事，就是他讲他做的。另外，他在南京青溪码头（萧家渡渡口）请桓伊（野王）吹箫的故事——即《青溪三曲》，又称“桓伊三弄”，即今《梅花三弄》，也是很出名的）。

王徽之做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桓冲有一天对王说：“你到府中已经好久了，近日应该处理政务了。”王没有睬他，只是看着远处，用手板支着腮帮子说：“西山早晨很有一般清爽的气息呀！”后来就以“拄笏看山”比喻人虽在官场但有闲情雅致。王士禛说心在飞鸟上，只是说想往自由么？恐怕不对，心想的恐怕是明代，而且姜氏父子并未做清代的官，强调的是民族气节，其意自明。

古典园林文化的哲学取向是“天人合一”，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人写意园，讲诗情画意，追求的就是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在创建良好的生态景观的努力中，寻求精神安慰，实现人生价值。

园林中的生态景观，包括植物景观、动物景观两个方面，真如文震亨《长物志》禽鱼卷中所说：“语鸟拂阁以低飞，游鱼排荇而径度，幽人会心，辄令竟日忘倦。……庶几别鸟雀，狎凫鱼，亦山林之经济也。”

但是在古典园林中，讲究植物栽培和动物养殖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更是有意识地追求吉祥，讨个口彩，这就是民俗题材了，于是举凡飞禽走兽，奇花异木，只要其名称的形、音、义中的任何一项能显示或暗示某种喜乐、安康、祥和、吉庆（包括长寿，成仙，成佛）的，都能拿来为园主园工所用，哪怕因谐音而牵强附会，甚至不惜曲义穿凿，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反映在私家住宅园林中，因与日常生活紧紧相连，尤为常见。如植物栽植方面最常见的“金玉满堂”（堂前种金桂花、白玉兰），“玉堂（春）富贵”（院内种玉兰花、海棠花、迎春花、牡丹花、桂花），“岁寒三友”（松、竹、梅的配植），四君子（梅、兰、竹、菊）等。动物养殖因诸多条件限制，除笼养名鸟外，主要多用于图案描绘（图画或雕塑），如“喜上眉梢”（喜鹊、梅花）、“六合同春”（梅花鹿、丹顶鹤、梧桐树、椿树）、“封侯挂印”（猴向枫树上挂印的纹图，或猴骑马匹上，示“马上封侯”）等。

事例太多，可说是不胜枚举，但也有人们疏忽了或者不大领会的，如种植芭蕉和园中养鹤等，现诠释如下。

1、芭蕉秘密

芭蕉是一种较大的丛生多年生草本，在热带，终年常绿，在温带，冬季叶枯，仅余残茎，但春暖又萌芽抽叶。芭蕉别名扇仙、芭苴、天苞、绿天等，高达数米，最高者可达10米，叶互生，长椭园形，叶翼开张，宽50—70厘米，长2—3米，叶肉宽厚，中肋肥大，两侧有平行脉，叶面翠绿，色泽光洁，十分美丽。于是，庭院内，只需数本蕉树，便绿荫如盖。特别是夏日，“芭蕉分绿与窗纱”，就使人感到诗意和愉悦。所以李渔《闲情偶寄》中云：“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绿天’之号，洵不诬也”。

芭蕉翠叶扶疏，给人的视觉形象非常清新深刻，而且它的生长特性，又为人们提供了美丽联想的天地。

芭蕉在唐代已大量入诗。于鹄诗云“记得芭蕉出槿篱”，韩愈诗云“芭蕉叶子栀子肥”，白居易诗云“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僧皎然诗云“风回雨定芭蕉湿”，李商隐诗云“芭蕉斜卷笺”、“芭蕉不展丁香结”，钱珝（钱起的曾孙）更有一首题名“未展芭蕉”的诗，是公认的名篇：“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今被东风暗拆看。”诗中的“绿蜡”被后人作为芭蕉的代名词，《红楼梦》第18回就用过“绿蜡”这个典故。特别是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诗句，对后代的爱情诗影响极大。例如，宋代词人贺方回与其爱妾的诗词往回，都化用了李的诗句。

芭蕉大量入唐诗，说明远在唐代，芭蕉已经广为栽培，很受人欢迎了。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在家屋周围广植芭蕉，以致四周被蕉叶“染绿”，故称其居所为“绿天庵”，怀素整天便以蕉叶代纸练字。蕉叶练字，当然只是传说，蕉叶表面光滑，且有蜡质，实际上很难留住墨汁，传说无非说明怀素笔力千钧，能入“叶”三分。但它广为流传，便成了文人的风流雅事。

此外，宋代诗人吴文英的“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见《唐多令》）、李清照的“叶叶心心，舒展有馀情”、朱淑真的“鸣窗更听芭蕉雨，一叶中藏万斛愁”、元代徐再思的“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见《双调水仙子·夜雨》）、清代乔湜的“绿云当窗翻，清音满廊庑。风雨送秋寒，中心不言苦”（《芭蕉诗》）、吴伟业的“千丝碧藕玲珑腕，一卷芭蕉宛转心”等，也非常著名。

许多诗都把芭蕉拟人化了，有的将芭蕉比作洁身自好的伟丈夫。清人乔湜的《芭蕉诗》云：“绿云当窗翻，清音满廊庑。风雨送秋寒，中心不言若”。后两句的意思是：芭蕉在风霜打熬下，虽然绿叶尽枯，但茎杆依然，中心坚硬，不畏寒冷，以喻能吃苦忍辱的志士仁人。

更多的则把它比作多愁善感的美女子。清人吴伟业《无题》四首之一云“千丝碧藕玲珑腕，一卷芭蕉宛转心”，前句形容美人的“玉臂”，后句比喻美人缠绵婉转的芳心。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一则种芭蕉的故事，可作另类诗词；苏轼有一阵闲适无事，便让夫人在院中种了几丛芭蕉。几个月后，秋雨连绵，苏轼一时兴起，顺手摘取一片蕉叶，拭去雨水，在叶上挥毫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夫了见了好笑，也取来蕉叶提笔写道：“是君心绪太无聊，让种芭蕉，又怨芭蕉”。故事味淡情浓，把诗人业余生活情趣，刻画得十分真切。

芭蕉被广为培植。除了容易栽培、形态美妙，附丽了许多典故以外，还因为“芭”字的发音与“发”字相近，特别在南方，“芭”、“发”两音几乎相同，易于讨口彩，自然成了吉祥物。民间流传的道教“八宝”（注）中就有芭蕉（叶）。古代书画家也爱画芭蕉，常常是芭蕉与湖石相配成“蕉石图”。蕉，谐音“招”，暗示“招财”；石，暗示“长寿”，用现今的说来说是“小康”加“健康”，当然是十分吉祥可喜的事。“蕉石图”中还包含了更深沉的哲学追求。蕉，代表阴柔之美（美女子），石，代表阳刚之美（伟丈夫），阴阳调和，便组成“中和之美”，这是我国历代哲人追求的最高的美学境界（单就人类繁衍而言，也就暗示着“生生不息”的意思）。苏州留园“石林小院”的“揖峰轩”一角，仍植有数株芭蕉树，旁靠高大的太湖石，组成了活色生香的“蕉石图”，既耐看，又引人深思。

芭蕉植于院内墙角，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原因，即园林角落多种芭蕉另有一个防盗贼的考虑。园中需要绿化，但之所以把芭蕉栽于角落，将园的中部土地及空间让位于其它古木名卉，还在于，芭蕉树无干有茎，茎叶柔软，盗贼不能攀爬，若换种其它树木，容易招来墙外的“梁上君子”，而种芭蕉树，却安全多了。

（ 注：道教的“八宝”内容多有歧异，大致取珠、钱、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珊瑚、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诸物中八件组成“八 宝”）

2．鹤在苏州古典园林

这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有趣的课题，限于篇幅，此番仅作引玉之砖，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这里所说的鹤，即丹顶鹤，就是民间所说的仙鹤，体长为120－160厘米，翼展可达240厘米左右，体重通常可达10公斤，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东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日本、朝鲜等地，是一种大型涉禽。颈项较长，头顶红色，喉颈及飞羽为黑色，其余全为白色。由于飞羽黑色，长而弯曲，覆盖在尾上，往往被误认为黑色尾巴，双脚细长，黑色，后趾高，显得修长挺拔。自然界的丹顶鹤，雌雄成对，清晨及傍晚，常双双引颈直伸，双翅耸立，翩翩起舞，节奏优美，同时发出嘹亮的鸣色，传闻很远。由于丹顶鹤外在形象显得优雅，高翔远飞的能力特征，吉祥长寿（寿命可达五六十年）的生命质量，都与古人想象中的高飞凌云、祥瑞长寿的神仙形象符合，被人称为仙家之禽。

我国是丹顶鹤的故乡，人们普遍喜爱它、关注它，早在《诗经》里就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记载，殷商时的墓葬中，就有鹤的雕塑，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也有鹤体造型的礼器，“卫懿公好鹤亡国”更是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晋代吴人陆机遇害时，曾叹息道：“想听一听故乡的鹤鸣，还能听得到吗？”陆机故居在华亭（今属上海松江），“华亭鹤唳”因而成了悔入仕途、留恋过去生活的一个典故，“华亭鹤唳”也可说是一种“乡愁”吧。至于道教创始人张陵开创五斗米道的发祥地，就在四川鹤鸣山，鹤因而被视为出世之物，成了高洁、清雅的象征，民间普遍将它视为吉祥清高之物。唐代白居易诗云“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宋代林逋甚至“梅妻鹤子”，道家更把它看作仙禽，后来，人们都认可了鹤是道家的标志性坐骑、伙伴，许多小说写到仙人或有道行的道士出场，必有仙鹤作伴。影响到后来，习惯上称仙人或得道之士为“鹤驭”，颂人长寿为鹤寿、鹤龄、鹤算，甚至人过世也叫驾鹤西行。

饲养丹顶鹤，很早就被视作“山林经济”，清末文震亨在他的园林专著《长物志》中，把鹤列为禽鱼卷的卷首：“鹤，华亭鹤窠村所出，其体高俊，绿足龟文，最为可爱。江陵鹤泽、维扬俱有之。……蓄之者当筑广台，或高冈土垅之上，居以茅庵，邻以池沼，饲以鱼谷。欲教其舞。俟其饥，置食于空野，使童子拊掌顿足以诱之，习之既熟，一闻拊掌，即便起舞，谓之‘食化’。空林野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文氏是苏州名门，对苏州园林文化的发展不仅有重大理论贡献，更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他对鹤与园林、苏州园林的描述是经典性的。

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知道他对养鹤非常在行，园林中养鹤，使园景静中有动，生气勃勃。养鹤要注意它的生物特性和生态环境，要让它仍旧好像生长在大自然中，悠然自得，并无不适之感。利用动物的“条件反射”驯鹤舞蹈，以今天的眼光看，还是极为科学的。所以陈植先生在介绍《长物志》时还特意指出，“这种进步的动物生态饲养方法，我国竟在三个世纪以前，有此理论及其实践，极为难得。”（《明末文震亨氏的选园学说》）。

其实，苏州之前就有园林中养鹤的趣谈。北宋苏州“英声振于士林”的著名学者朱长文，他的居所“乐圃”（原址在今市中心景德路儿童医院一带），本身就是一座大型第宅园林，园中就养有仙鹤：“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庑。……堂之南，又为堂三楹，名之曰邃经，所以讲论六艺也。邃经之东，又有米廪，所以容岁储也。有鹤室，所以蓄鹤也。有蒙斋，所以教童蒙也。”（朱长文《乐圃记》）。逮至明代万历年间，宰相申时行致仕后，即在原乐圃故址，重建了名叫“适适园”的园宅，申时行在“适适园”中也养了两只鹤。有意思的是，申时行所养鹤，一有客来，就出门迎客；客人行酒，鹤还会跳舞鸣叫助兴（清魏禧《蘧园双鹤记》：“吾又闻先生大父文定公，当明农时治第吴趋，鞠二鹤。每燕客，则二鹤迎于门。坐定酒行，则展翅共舞，和鸣久之，下阶而就食，何鹤之多异也。”）更有意思的是，“适适园”传到申时行的孙子申继揆手里，已是明末清初，有一年（康熙七年，1668），居然有“大鸟翩然降于南除，群笑而哗曰：‘鹤也，鹤也。’明年已酉，先生八十初度，月在仲春，阁之后复一鹤来，止而不去，盖一雌而一雄……”（魏禧《蘧园》）也就是说，申继揆时，“适适园”不再养鹤了，居然自己飞来了两只鹤，而且赶而不走！

其他苏州园林，如比元代狮子林，“园龄”比《长物志》作者文震亨足足早了二百多年，园中也养鹤。狮子林首任主人惟则和尚在他的《师子林即景十四首》中，就有一首提及：“西邻丹鹤唳无休，鹤意吾知为主忧；养得鹤或骑鹤去，扬州未必胜苏州。”诗是借用了“骑鹤上扬州”的典故，但园中养鹤却是实录，不然也不叫“即景”了。明代道衍《师子林三十韵》中也有“蝉号随梵奏，鹤舞逐径行”之句，也可视作“养鹤、驯鹤”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文震亨对园中养鹤，至少明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震亨自家有个园林，称香草垞，园中是否养鹤，今已不考，但他哥哥文震孟“药圃”（即今艺圃）中是养鹤的。与他同时的族人文柟有《药圃孤鹤》诗（“临流一顾步，瘦影恨分明。月白不双照，霜清常独鸣。羁离望宵汉，寂寞傍轩楹。不觉怀俦侣，因之伤我情”）可以为证。艺圃归姜埰后，又建有鹤柴（今艺圃芹庐内小轩名鹤柴，即沿用其名）。柴者，柴篱也，鹤柴即是围栏栅圈养鹤之处，姜埰朋友诗中多有提及。当然，艺圃中不止是不止>养鹤，还养了鹅、鸳鸯，这是符合文震亨园中养凫雁之类，而且要成群“方有生意”的主张。

拙政园初建于明代，拙政园当时有没有养鹤呢？没见专门记载，但东部原为明末王心一所建的归田园居（今为拙政园东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心一的曾孙王遴如请当时名画家柳遇作《兰雪堂图》卷，这是一幅被人称为“精工之极”的写实图，至今存世，图中主景“兰雪堂”南平台上就画着一只丹顶鹤，正在“闲庭信步”。

留园也养鹤，署名“鹤所”的地方，至今尚存，在今五峰仙馆（楠木厅）东南，据周铮《留园》所说：“昔日仙鹤放养在假山下，自由自在，与山上青松相伴，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松鹤长寿图”。

苏州园林中豢养仙鹤，决不只是文字传说，清徐扬献给皇上的《盛世滋生图》（姑苏繁华图）中就绘有人工养鹤的图景（藩台衙门前段图景，图中一只鹤正从石桥上快步朝庭院走来，庭院中另画两只鹤，作等候状。如果是凭空瞎画，那就吃不着兜着走了，“欺君之罪”么。）

当然，也不是一般家庭都能养得起鹤的，要有足够的空间，而且鹤性喜吃鱼、虾、蛇、鳝等，人工豢养，虽然可给它吃稻谷，但也要时常以鱼、虾等鲜物喂之，“才能使毛羽润而顶红”（《花镜》），养鹤的成本很大，再加上种种原因，近代苏州园林中养鹤就不常见了。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初建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1874－1882）的怡园。在建园过程中，顾氏集各园景观之长，广为搜罗名树古石、碑刻，还在园内放养了孔雀、鹤、梅花鹿等动物；其中养鹤的历史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我们知道，怡园顾家出了不少书画家，其中有一位还擅长于摄影的，这就是过云楼、怡园第四代主人、大名鼎鼎的顾公硕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公硕曾任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顾公硕为苏州留下了不少城乡社会景象的摄影作品，他有一幅作品，摄的就是家中豢养的仙鹤，题为“怡园老鹤”（几年前出版的《顾公硕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挂历上，有刊用）。说起顾家的这只老鹤，还有一段令人感慨难忘的历史。原来养得好好的这只仙鹤，1937年苏州沦陷时，日本强盗先把过云楼书画抢劫一空，几个野蛮的日本兵见了园中的鹤，也把它捉去当场烧熟吃了。这事很快传出去，引起了人们公愤。之前，1933年，顾家曾请当时名人杨无恙为老鹤画过一幅《鹤寿图》，当听说日本兵杀吃仙鹤事后，杨无恙同诗人屈伯刚，又在《鹤寿图》上，补题了一段文字，虽然辞意隐晦，但是愤懑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鹤寿图》也改名为《烈鹤图》。此图至今尚在，也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无耻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的罪证，弥足珍贵，

讲到园中养鹤，也许有人会想到苏州有座园林，名叫“鹤园”，这座园林在古城主干道人民路中段西侧的韩家巷内，1963年起就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全面修复，现由市政协及吴文化研究会使用。这座园林建于清代晚期，首任主人就是洪鹭汀（洪尔振），洪鹭汀做过一任溧阳知县，官虽然不大，却很有些名气，主要是他与当时的名人如郑孝胥、吴昌硕等都有较多的来往（我们园区当年主筑李公堤的李超琼与他来往较密，《李超琼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洪罢官后来到苏州，第二年就在韩家巷宅西的一块空地上，营建了“鹤园”。之所以取名鹤园，并不是园中有鹤，而只是因为在造园时，与韩家巷一巷之隔的北邻“曲园”主人俞樾，送了他一幅题字“携鹤草堂”，故名鹤园。但是虽然园子有“林壑之美”，洪氏因在今饮马桥附近（旧称彭耆巷）另有祖业，所以对此地并不感兴趣，“不欲有其业”，园未造好，就把这个园子售给庞庆麟了（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主事）。

1923年，园归庞庆麟孙庞国钧，庞国钧人长得修长清癯，所以自号“臞鹤”，住进“鹤园”后，又改字“鹤缘”，庞国钧是金天羽的表兄，金天羽专门写了《鹤园记》，以记其事，金天羽号“鹤望生”。辛亥革命后庞国钧又将园子租给词人朱祖谋，与朱祖谋常来往的朋友中，又有叫“郑大鹤”的。如此种种，都与鹤有些关联了，但未闻养鹤。据说，为了与鹤园名符相实，庞国钧在园内廊前以白色瓷片作鹤形铺地外，也曾饲养过一只仙鹤，可惜没过两年，仙鹤便死了，但这未见有确凿的文字记载。

与鹤有关但未见养鹤的还有耦园。耦园的主人沈秉成喜欢鹤，他自号“老鹤”，任镇江知府时，又得《瘗鹤铭》拓片，该拓片与沈以前所藏几种《瘗鹤铭》拓片相比，多出“寿鹤”两字，上面又有名人吴伟业的款识，沈非常高兴，所以在耦园西花园最东侧，依墙建了一个面积为20平方米的廊亭，叫“鹤寿亭”，虽不起眼，却别有意味。

苏州园林养鹤，不仅是苏州作为水乡，原是群鹤喜欢栖息之处（因为水中多鹤爱吃的鱼虾，苏州历史上曾有别名叫鹤城），容易饲养。还因为如前所讲，鹤的形象，特别是它的“遗世独立”的象外之意，是很契合旧时士大夫阶层的标榜清高和隐逸的文化。此外，鹤乃蛇的天敌，它非常爱吃蛇，养鹤可以防蛇害，所以《吴县志》中有“邑中园亭多为畜之，可辟蛇”的记载。但养它的代价实在太大，特别是近代以来，鹤已比较稀少，现在已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园林中不宜再养。但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重大现象，还牵涉到许多民俗，民间风俗，民间传说，作为一个文化课题，其实是很值得研究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