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和宋朝陶瓷上的秋葵

秋葵花纹是12 至13 世纪南宋与金对峙时期的流行纹饰，广泛出现在陶瓷器、装饰绘画、墓葬美术等图像领域。秋葵花纹除外形雅致纤丽、开放于仲秋不与百花争春、食用植物全株入药等植物属性优势外，还在文人笔下演绎出了新的内涵，包括超越性之道妆、饮酒之金盏、葵花向阳之忠心等。尤其是后者，在宋室南迁之际被北方遗民纳于心，因宋朝皇帝出生多带有太阳降世神话意味，所以葵花向日带有极强的政治含义。后又因游牧民族的太阳崇拜而进一步发展，大江南北均以其为向阳性花卉的代表，甚至出现于民间春季迎阳的仪式中。明清两代为秋葵花纹余音，内涵未有出以上种种。

12 至13 世纪，中原大地商品经济繁荣，民间手工业发达，汉族与游牧民族文化通过战争、贸易等交汇碰撞，孕育出带有双方基因的新纹饰，秋葵即是其中典型代表。“秋葵”又名“黄蜀葵”，唐中期始见于诗文记载，五代时进入写生花卉绘画题材，金与南宋对峙时期，成为花卉纹样的特定一种，应用于各类实用装饰领域，以其花枝秀美、叶形特殊、内涵丰富受到各阶层普遍欢迎。此后历代经年，秋葵花纹不复宋金时期之繁荣。

一、金代秋葵纹陶瓷器产生

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藏一方金代三彩豆形枕，前低后高，两端微翘，枕面开光，篦划多重线条为框，施黄釉，开光内部以白釉为地；上划绘折枝秋葵，花枝由左下至右上伸展，花瓣施黄釉，叶与花心施绿釉，开光周围亦为绿釉；四向划出抽象卷草纹，单线勾边，绿釉至立壁不到底。（图1）此类折枝花纹三彩瓷枕为金代早期当阳峪窑典型器物，存世量不小，内部花卉以牡丹为多，秋葵纹样仅此一例。从装饰手法上看，该枕属于“三彩”范畴，技术直接继承自北宋三彩，然北宋三彩并不注重根据物象本来面貌分别施染彩釉，而此类瓷枕染花为黄、叶为绿、白为底的做法，是继盛唐“三彩”后，重新打开了中原陶瓷“随类赋彩”的意识。此种装饰思路源自辽晚期的“辽三彩”，是在12 世纪民族碰撞与融合中，中原产品融合北方游牧民族审美趣味的例证。

10 世纪晚期至11 世纪，北方辽地窑场与中原汉地所烧造的三彩尚属同一风格。1978 年，内蒙古通辽二林场辽圣宗前期墓葬出土一褐绿釉元宝形辽三彩枕，与北宋河南当阳峪窑、新安城关窑等地产三彩枕在形制、釉色、装饰风格上均非常类似。然通辽枕出现的花草染绿意识引人注目，向下开辟了辽晚期白底黄花三彩器物的装饰艺匠。辽代晚期，为耶律皇家烧造陶瓷的内蒙古赤峰缸瓦窑仿金银器器型三彩印花盘盏独具特色。此类盘盏形状各异，纹饰相对单一，中心图案多为素面或模印水纹为地，上托出叶片花朵，底纹多为白，叶片为绿，花朵为黄，传达出对自然植物色彩模仿的意识，也是对唐代以来成熟的低温黄绿釉技术的充分利用。现有最早纪年器物为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 年）下葬的萧孝忠墓三彩方碟。

上述金早期“秋葵纹三彩豆形枕”釉色运用方式承自辽三彩，秋葵纹样却是中原花式。无独有偶，纽约佳士得2018 年春拍的一只金代陕西耀州窑刻划秋葵花碗盏显得十分出挑。耀州窑刻划秋葵花纹虽不比同期牡丹、莲荷纹之大宗，却也并不罕见，开封市博物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均有金代秋葵花碗在展。耀州窑五代宋初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高品质青瓷，随后形成“以深刻广削之走刀法，流畅地刻出浅浮雕式的活泼、洒脱之纹样”的独特剔刻工艺。北宋德应侯碑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来形容其精美度，耀州窑在北宋中晚期曾向朝廷不定期进贡“土贡”瓷器，金代又为中都宫廷生产供瓷。从纹饰方面看，北宋时期构图严谨繁密，图案化风格明显，金代则趋于简化，走刀更为迅捷，线条更加利落，如例举之刻花秋葵碗，看似寥寥几刀，却是粗细深浅，颇得法度，模仿难度很大。

二、从诗文流传看秋葵纹之政治内涵

秋葵花进入民间纹饰系统之前，“秋葵”已因其特别的形态特征与植物属性受到了文人的注意。《全唐诗》中咏秋葵者七首，分别名之为“秋葵”“黄蜀葵”与“黄葵花”，即一种植物的三种称呼。最早一篇为李涉（约806 年前后在世）的《黄葵花》，“此花莫遣俗人看，新染鹅黄色未干。好逐秋风上天去，紫阳宫女要头冠”，强调了秋葵花朵的色彩与形态似道冠。后崔涯、薛能的《黄蜀葵》，韦庄的《使院黄葵花》，均将秋葵花喻为道家妆束的佳人。在唐代，女冠除“平時主要以黄衣示人”外，亦常佩戴黄色冠，后为风俗流入世间，道教服冠被赋予了平安延年的祈福色彩。殷尧藩《宫人入道》诗中有“卸却宫妆锦绣衣，黄冠素服制相宜”的句子。薛能《吴姬十首》有“冠剪黄绡帔紫罗，薄施铅粉画青娥”的说法。《旧五代史·僣伪列传三》载：“（王）衍奉其母徐妃同游于青城山，驻于上清宫。时宫人皆衣道服，顶金莲花冠，衣画云霞，望之若神仙。”《新五代史》又补充一句：“国中之人皆效之。”可见，道教服饰不仅表承了普通妇女“祈福”的愿望，女冠们“ 遗世独立”的风格也平添了几分浪漫，成为世俗男女模仿的对象。秋葵花除颜色淡黄似道家衣冠外，其雄蕊出挑颀长，也与“道冠”形式多有接近。上海博物馆藏宋代梁楷画作《道君像》（图5）中，主角头戴如意莲花冠，冠上伸出的龙头如意确有几分与秋葵花蕊相似。

秋葵花开时瓣瓣相护，并无间隙，若有晨露或微雨，花中即可擎承一二，文人将其形容为“金盏”。唐末伊梦昌《题黄蜀葵》诗最早提及：“露凝金盏滴残酒，檀点佳人喷异香。”北宋早期晏殊一首《菩萨蛮》便道出秋葵以上两种好相：“秋花最是黄葵好，天然嫩态迎秋早，染得道家衣，淡妆梳洗时。晓来清露滴，一一金杯侧，插向绿云鬟，便随王母仙。”宋代有秋葵花造型的金银杯盏用于饮酒，如四川彭州南宋金银器窖藏“银葵花盏”（图6），盏中间花蕊耸立，或戏称“水心亭”；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鎏金“银葵花盏”，内侧花瓣各錾刻秋葵图案。对此扬之水先生曾在《散盏》一文中论述详尽，本文不再赘述。

从植物学特征上看，秋葵花朝开夕落，竟日逐阳，自唐代起，便以“色配中央，心倾太阳”为人念道。南宋梁栋《黄葵》诗最有代表性“乾坤有正气，间色皆为臣。名葩据中央，红紫谁敢邻。倾日不忘君，卫足恐伤身……九夏不趋炎，三月不争春。

高秋风露冷，孤标出清尘。背时还独立，揽芳泪沾巾”。将秋葵花比作气节高标的士大夫。汉魏以来，“葵倾”被引申为表忠君诚意的谦辞，从三国曹植“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到北宋刘攽“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太阳”。尽管汉魏时之“葵”为叶倾向阳的落葵，至宋金时之“葵”已变为黄花向阳的秋葵，然“葵”字托心，忠臣赤子，一脉如此。即使到了新中国时代，曾经被改菊为葵的向日葵，也沿袭赋予一层葵倾忠国的属性。

当时12 世纪前期，北方中原宋金政权异代之时，被迫稽留北地的北宋文人多怀故国悲情，有金初文坛盟主之称的宇文虚中曾经在《和高子文秋兴》诗中写道“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以秋葵指代伤感黯淡的感念君王之思，其实这类文化是有其原由，古代太阳其实指代的便是中国皇帝，而葵是臣子和国民的寓意。由宋入金的诗人姚孝锡赋《黄蜀葵》诗道“倾心知向日，布叶解承阴。空侧黄金盏，谁人与对斟”。以黄葵自喻，表明孤傲不与金人合作之心。几度出使金朝的南宋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也有“虫丝罥尽黄葵叶，寂历高花侧晚风”诗句。不难想见，在这段特殊时期，秋葵向阳忠心的特性压倒了其他属性，成为北宋故地遗民装饰纹样的偏好，秋葵纹样因此在民间集中出现，另外臣民使用秋葵作为纹路，也是期盼太阳保佑，国家能够再次日出东方，振兴起来，因为宋朝历代皇帝大多都有太阳降世的神话影子，在中国文化中，日出东方就是帝出乎震的一种解释，而给出这个解释的正是宋朝文学博士洪兴祖，在易经中，帝出乎震是万物生长复苏之意，同时日也是君主的象征，所以臣民葵花向阳，就是为了引出日出东方，希望皇帝能振作起来重新兴盛家国。

从1141 年绍兴议和到1151 年海陵王迁都，金人对北宋故地的控制逐渐稳定，中原民众对金政权的认可感也逐渐增强，此期秋葵花继续在装饰系统中使用，且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金代女真人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教中崇尚太阳的传统，国家祭祀礼仪虽融汇了大量中原礼制，然其除正式献祭太阳的活动外，大量重要祭拜仪式如祭天、皇帝寿诞的“圣节”等礼仪过程中均有拜日程序。2002 年黑龙江阿城刘秀屯发现了“迄今考古发掘所见宋金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基址”——金上京“朝日殿”。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后，又在今天坛位置建朝日大明殿。可见，女真人对向阳花卉的喜爱程度甚于中原民族，太阳崇拜与秋葵花之间的关系或可为秋葵纹饰在金代大量出现的进一步解释。

三、装饰系统中其他秋葵图像

目前最早所见秋葵图像为北京海淀区王公淑墓墓室东壁壁画，绘画主题为园林小景，一丛茂盛灿烂的牡丹居中，左侧点缀秋葵一株。墓葬纪年为唐代开成三年（838 年），与前文著录秋葵诗文基本同期。图像中秋葵作为园林植物出现，不能算图案性表达。北宋墓葬报告中极少看到秋葵的记录，1953 年山西太原东郊红沟宋墓清理报道中称，该墓室额枋斗间绘制有秋葵图案彩画，而墓葬同时出土“绍兴元宝”铜钱，因此年代应为金代。1987 年发掘的陕西大荔县老君寨墓葬出土有秋葵图案的砖雕，该墓葬未发现墓志或纪年题记，仅有“政和通宝”铜钱，报告中称是北宋晚期或金早期的遗存。

近年考古发现的秋葵图案墓葬砖雕，时间集中指向12 至13 世纪金与南宋对峙期间。主要包括陕西省安康市上许家台绍兴三十年（1160 年）南宋墓葬秋葵模印条砖、方砖，四川广元南宋嘉泰四年（1204 年）墓石刻秋葵，与广元墓葬构图一致的甘肃省清水县上邽乡苏山金代彩绘砖雕墓室，山西侯马金代大安二年（1210年）董明墓砖雕，山西侯马西郊牛村古城遗址金晚期（1212 年左右）29 号墓葬砖雕，山西襄汾曲里村金代晚期墓葬砖雕等。（表1）砖雕（印）秋葵前期风格偏向纤丽，后期则越来越爽利，花瓣圆润有凸起感，与前文之陕西耀州窑金代青瓷碗刻划秋葵纹如出一辙。

谈及秋葵花集中出现的场面，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风俗画《大傩图》是为重要一例。20 世纪80 年代，孙景琛先生提出《大傩图》表现的是“立春节令中活动的一支民间迎春舞队”，这一观点被学术界广泛采纳。后麻国钧先生又补充道，这是“江南近水乡村以迎春祈晴为主要目的的村田社火”，各种考证却鲜有对人物服饰中秋葵花的关注。画中秋葵花集中出现于中下方一持芭蕉扇老者身上，老者身着豆绿上衣，肩膀、袖口缀黄色秋葵补子，肘部缀豆绿色秋葵补子，前额帽檐处“闹蛾”上方插折枝秋葵。再有两处秋葵分别出现在画面中上方对舞的两人身上，一人浑身缀满龟蛤手持扫把簸箕，上衣胸前缝有红底黄秋葵补子；另一人头上戴斗笠插梅花，黄色秋葵补子缀于肩袖，以上服饰又以头戴秋葵最为瞩目。“迎春祈晴”仪式时为早春，人们头戴梅枝、竹枝、松枝之属采来较为便利，一枝秋日吐蕊的黄葵却显得极为扎眼，显然是仿真花。佩戴丝质花朵大约始于汉，至晋代已为产业，唐代已有立春剪彩花的习俗。初唐李峤《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防花应制》描绘得好：“早闻年欲至，剪防学芳辰，缀緑奇能似，裁红巧逼真。花从箧里发，叶向手中春，不与时光竞，何名天上人。”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绢花来看，各类花朵写生态度已然十足。南宋李曾伯一首《满江红·和立春韵简云岩》有“剪彩与裁花，夸闺德”词句，道出了当时以绢花手艺评判女红才艺的民俗，可见立春社火用秋花是可能的。12 至13 世纪，牡丹、莲花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高于秋葵花，此仪式中为何独选秋葵呢？可以推断，春季迎阳祈晴的仪式中，必要用阳性最强的花卉来加强祈祷的力量。宋金时期，太阳与秋葵之间必然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联系。

结语

秋葵花作为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虽未如牡丹、莲花那样形成较大规模，却以出现时间集中成就了自身特点。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展出的刻秋葵纹小方砚、史密斯收藏机构一件内底鎏金折枝秋葵花银碗、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黑地画秋葵花方形漆盘、大都会博物馆剔红绶带秋葵纹漆盘，以上为数不多的秋葵花纹公开资料，时间全部分布在南宋、金、元时代。元代以后，装饰系统内的秋葵花纹没落，明成化瓷器秋葵纹碗是为独立运用该主题的特例。明清画家喜做百花图卷或册页，但见秋葵者寥寥。20 世纪20 年代，日本学者野崎诚近著《吉祥图案解题》一书，仅在“九秋同庆”主题中闪现秋葵花身影，且是与其他八种秋草并列出现，大约是因明代中期向日葵引种我国后，秋葵花最重要的向阳属性优势不再。再观秋葵内涵，元明以后也未有发展，彭大翼《山堂考肆》第二百卷“花品”中总结的“葵花”典故意象数条，未有出本文种种者；故宫博物院藏陈淳传世《合欢葵花》画作上有文徵明等二十五家诗跋，除颂其“合欢”特质，寓意无新；清高宗乾隆帝写过十数首“秋葵”主题诗作，几乎首首取其丹心向阳，也算一派帝王风气。仅有金末文人元好问的一首秋葵诗前序颇为与众不同，“甲辰秋，洛阳得黄葵子，种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经所谓阎浮檀金，明净柔软令人爱乐者，此花可以当之……”将黄葵花类比佛经中的“阎浮檀金”，可惜这一意象并未传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