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茂升：疫情与俄乌战争后的全球分工格局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缩小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呼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呼声日益高涨，导致全球民粹主义泛起，其负面效应不断外溢。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国家在价值观认同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二战以来，世界各国以提升经济效率和改善民生福祉为首要目标的传统国际分工格局正遭遇来自所谓的价值观和安全观主导的“逆全化”趋势的撕裂和破坏，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疫情和俄乌战争必将引发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

01

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对全球分工格局的影响

（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对自身供应链安全的关切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跨国企业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实现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开发和利用各国资源，在获取巨额利润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加速了产品加工制造与市场最终需求之间的二元分离，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国际生产转移，逐步建立起与发达国家日益紧密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关系，并在全球价值链加工制造环节培育起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制造业领域的全球分工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剧了西方国家对自由世界市场的不信任，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及俄乌战争进一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抛弃了WTO所一贯坚持的非歧视以及贸易自由化原则，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对主权国家的规制作用不断被削弱。区域国家集团内部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所构建的歧视性、排他性的价值观地区组织联盟将绕过WTO等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成为国际分工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主导力量。

（二）跨国企业被迫改变在全球市场的投资逻辑和地区布局

俄乌战争严重破坏了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社会秩序，新冠疫情扩散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重启冷战思维，不仅在地缘政治方面加速构筑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的包围圈，而且在涉及高端技术领域的跨国合作方面继续升级对中俄两国的制裁和封锁。尤其是美国政府不仅加强对本国高科技企业赴华投资的立法监督和安全审查，而且通过政治游说方式对欧洲以及日韩等国政府进行施压，间接影响西方跨国企业对华投资的战略布局。新冠疫情蔓延与俄乌战争爆发强化了主权国家对跨国企业国际化运营的政治干预力度，迫使后者必须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跨国企业对华投资的逻辑趋向复杂化。一方面，中国日益庞大内需市场以及制造业聚集优势对跨国企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俄乌战争造成东西方不同阵营的对立，再叠加中国疫情防控增加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风险，跨国企业在华投资信心显著下滑。根据2022年6月20日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2》的相关调查结果，2/3的欧洲在华企业2021年的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但60%企业反映在华营商环境愈加艰难。其中，49%的企业将新冠疫情视为首要难题，50%的企业表示2021年的商业环境因俄乌战争变得更加政治化。另外，42%的企业反映监管壁垒持续导致企业错失商机。为应对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和俄乌战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欧洲在华企业一方面加快其供应链本土化步伐，同时也在持续评估疫情防控政策导致中国营商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以及考虑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寻找投资机会的可能性。

（三）传统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将遵循完全不同的国际分工原则

自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制造业进一步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转移。2022年4月，亚洲运往美国的海运集装箱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75万个，同比增长7%。其中，从中国发出的海运集装箱数量占比近6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亚洲制造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导致患病人数暴增，已经严重冲击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能力。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Katie Bach研究员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美约3千万青壮年人口可能受新冠感染后遗症影响，大约有150万劳动力短缺是因新冠感染后遗症引起，占当前美国全部劳动力短缺的15%。拜登政府在国内供应链受阻导致严重通胀的情况下，不得不主动考虑撤销上届美国政府对华加征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因此，即使美国试图通过供应链“去中国化”加速与中国脱钩，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等亚洲地区转移的客观现实迫使西方国家无法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俄乌战争爆发以及新冠疫情蔓延正进一步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一般商品的进口依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会继续以保护贸易公平和产业链安全为理由强化对华技术封锁，中国试图与跨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经贸合作渠道将变得越发狭窄，高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会因为西方国家政府的强力干涉遭遇严重破坏。

（四）国际金融资本对制造业实体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大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运作以及国际外汇结算的垄断经营最大限度攫取世界各国制造业的红利。然而，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在客观上关闭了美元与俄罗斯原油交易的结算通道。受此影响，部分存在被制裁潜在风险的国家纷纷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建立去美元化的双边结算机制，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地位被逐渐削弱。另外，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各国央行不得不压缩资产负债表并开启加息周期，货币信用扩张能力受限也制约了西方国家通过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以金融资本主导的虚拟经济体系将更加依赖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支撑的实体经济体系。首先，西方金融资本培育和研发出的先进技术需要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中推广应用并创造有利的商机；其次，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为西方金融资本输出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最后，西方发达国家因制造业空心化而面临世纪性大通胀，必须依靠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为西方社会提供大量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因此，西方国家金融资本扩张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实体经济的依存度将不断上升。

02

中国应对全球化分工格局调整的具体对策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与俄乌战争向长期化趋势演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正加速重塑国际分工格局，对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与价值链治理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奠定了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然而中国必须深度拥抱和融入全球化进程，坚决抵制西方国家企图“去中国化”的单边孤立主义行动，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竞争优势。

（一）加强跨文化沟通和价值理念认同，在求同存异中构建国际合作新秩序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故意渲染中国威胁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其根本原因是自近代以来，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文明由于价值观自信而产生的天然优越感使其难以对差异化的东方文明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包容，倾向于采用西方式的逻辑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崛起。由于西方文明在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往往伴随着屠杀、战争和侵略，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走霸权扩张道路。因此，中国需要摒弃战狼式的外交风格，采取多元化的外交渠道，通过官方、智库、企业以及民众之间的友好交流，以更加柔软的姿态和西方能够理解的语言清晰无误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强调“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会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强大主要依靠国家的制度改良以及人民的勤劳苦干，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及“修身养性”培养了中国人民的自律和发愤图强。因此，强则必霸的西方逻辑不适用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自始至终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崛起带给全世界的是机遇而非威胁。

（二）强化在国际和地区多边协商机制的让利意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赢得信任和支持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拉帮结派组建“排华”朋友圈。因此，中国要主动有所作为，尤其在对欧盟、日韩以及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协商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国内市场开放准入的让利力度，通过更优惠的贸易协议与欧盟以及日韩等国市场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倒逼美国政府放弃对华围堵战略。具体而言，针对欧盟、日韩等跨国企业就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中国营商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的担忧，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的市场壁垒，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积极引导外资企业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尤其注意避免“一刀切”的防疫政策，要及时回应外资企业的合理关切，通过给予更多的定向政策支持帮助外资企业渡过暂时难关，坚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信心。

（三）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和现代化

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将加速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脱钩，我国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利用国内廉价要素与西方先进技术相嫁接的国际分工模式将面临巨大的产业升级阻力，必须加快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自力更生和技术突破。当前，阻碍我国制造业迈向高端化和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来源于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抑制企业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规模经济效应。首先，在政府层面，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特别是加强中央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导权和权威性，强化中央政府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立法权和监督执行权。二是形成有效的治理工具。中央可以成立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各地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成效进行考核评估，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参考指标与中央给予各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相挂钩，使各地区在积极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比实施地区保护主义政策时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从体制机制上彻底消除地方政府分割本地市场、保护本地税源、维护本地企业的动机和能力。三是要加快各级职能部门的“放管服”改革。一方面强化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构建安全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公平透明竞争环境、强化保护消费者以及提供重要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职能，同时要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弱化各级政府对企业微观经营活动进行过度干预。其次，在企业层面，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增加行业集中度，加快要素资源向市场龙头企业聚集，实现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和效益提升。最后，在市场技术层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借助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打破市场壁垒，为统一市场建设提供新手段和新动力。

（四）加快货币金融市场改革，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

当前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向有利于拥有重要资源和制造业实体的经济大国倾斜。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效果不难发现，由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无法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替代来源，西方的经济制裁很有可能演变为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断供，最终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俄罗斯原油出口与美元结算的彻底脱钩。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作为拥有制造业实体的经济大国，西方对中国商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在增强而不是被削弱。典型例证便是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并没有扭转美国对中国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蔓延对美国供应链冲击使得美国无法通过国内生产或者其他国家进口来弥补因限制中国进口而产生的需求缺口。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具备相当的弹性，可以及时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因为疫情冲击而出现的产能不足问题。在新冠疫情反复变异和蔓延的国际防疫形势下，中国制造业的国内供给弹性与国际市场需求刚性并存必然会提升其国际竞争优势和地位。因此，可考虑加快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挂钩，有意识地增加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机会，尤其是注重利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新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实现由商品国际化带动货币国际化，为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奠定坚实基础。

叶茂升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