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星空｜大家风范

艾芜这段流浪生活直接成为他创作的素材，《漂泊杂记》《荒山上》取材于到昆明的流浪经历，著名的《南行记》和《南国之夜》直接取材于缅甸之旅。艾芜在《〈南行记〉重印序》中写道：“河是喜欢走着不平的道路的。在没有礁石的地方，河便跃起银白璀璨的水花，欢乐地笑了起来……人也得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1927年9月，艾芜再度前往八莫，得万慧法师帮助才得以在八莫立住脚跟，并成为缅共第一小组的新成员。此期间的生活，艾芜曾于1978年撰文《我在仰光的时候》，对和万慧法师相处的生活及万慧法师本人进行大致介绍，并引用谢无量的诗对万慧法师予以哀悼：“弥天今竟寂，动地永成哀。异域淹吾弟，同条感不才。遗文应共惜，慧业岂容猜？生死情增恸，良非识所开。”在艾芜前往马来西亚的途中，因瘟疫被阻滞仰光。1930年冬，艾芜在《新芽日报》上发表同情达拉瓦底农民反对英殖民者的斗争的文章，并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触怒了缅甸当局而被捕，被强行遣送回国，四年国外流浪生涯也随之结束。

1931年春，艾芜被押送回国，途径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他与艾芜被誉为中国文坛上的双子星）。当年11月29日，艾芜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的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3

艾芜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开始在左联的机关杂志《文学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他发表了大量以早年的流浪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193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其中的作品或反映缅甸和中缅边境底层人民的生活，表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自发斗争，或反映中国东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在接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中，奇异的边疆风土人情和下层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明丽的风景和阴郁的人生，爱和憎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对照，对黑暗现实做了有力的抨击。这一时期他还写有中篇《芭蕉谷》《春天》等。

《南行记》是艾芜小说第一次编成的集子，全文共25篇，既是他的处女作，又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20世纪初叶，颈上挂着墨水瓶的艾芜从昆明流浪到腾冲，经过梁河、盈江，沿着大盈江漂流到缅北八莫一带。在中缅边境茅草地客店打工扫马粪时，偷闲写了《在茅草地》《洋官与鸡》《我诅咒你那么一笑》《偷马贼》《森林中》《乌鸦之歌》《私烟贩子》等一些作品，于是世界文库又诞生了一本展现德宏边地风情的《南行记》。艾芜与德宏有缘，他是第一位用汉文在德宏写小说的作家，而德宏也成就了他。他在《我的旅伴》中写道：“这时正是1927年春末，前夜在腾越城外息店，被窝厚厚的，还感到寒冷，而来到干崖土司管辖的傣族坝子，天气却像五六月一般炎热。头上的天空，蓝闪闪的，面前的原野，迷蒙着热雾。我知道我已经走进热带了。从云南流入缅甸的大盈江，通过原野，有时近在路边，可以望见浩浩的青碧江流，有时绕到远处去了，连隐约的江声，也不大听得见。原野两边，排着雄大的山峰……”在他的笔下，德宏美极了。

1961年他曾重游德宏，于是又写了《南行记续篇》，讴歌了德宏的新生。艾芜在1963年6月写的《后记》中说：“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心里。……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第一课’。”

1944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时，艾芜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在重庆《大公报》上）计60期。1946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1947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肆搜捕民主人士，艾芜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艾芜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艾芜除陆续创作短篇小说外，还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主要以普通农民、城市苦力、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悲惨遭遇、反抗和追求。抗战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收》和《纺车复活的时候》，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民关系和农村面貌的变化，在当时颇有影响。1942年前后，艾芜创作上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1946)、《故乡》(1947)、《山野》(1948)，中篇《乡愁》(1948)、《一个女人的悲剧》(1949)，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作品，仍大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较之其20世纪30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这时期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的面更广，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提高。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尤其是长篇小说《山野》，围绕着一个小山村的生活和人物关系，展现了抗战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比较深刻的描绘。《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作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素洗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罪恶统治，反映了黎明前的浓重黑暗。

艾芜的生活与高尔基早期流浪的生活颇为相似。1946年，重庆举办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艾芜发言：“（高尔基）同时也是由于他从小就经历过艰难的生活，熟悉劳动人民的痛苦，明白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并热爱他们，希望他们的处境变好，因而不断地注意现实，想改变现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把他生活和笔，都拿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努力写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受其影响，艾芜此期所作的三个长篇《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短篇《石青嫂子》及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都带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丰饶的原野》是根据对故乡的回忆所作，共由《春天》《落花时节》《山中历险记》三个系列构成；《故乡》被文学评论界誉为艾芜此期间最重要的作品；《山野》则“开始写于桂林，后来续于重庆，时间经历虽长，其内容却只写一天的事情……即那些卑微的人物，他们曾在抗战中，不愿做奴隶，能为自由而战斗，能为压迫而反抗”。

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一个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因此对于他们，他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愤慨。他不仅写出了生活重压所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活恶习，还发掘出了他们心灵深处的美好品德：善良、纯朴、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发的反抗，从而使人们从丑恶的黑暗现实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者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做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

艾芜有较强的艺术概括能力与处理题材的魄力，善于把一个平淡的故事写得娓娓动听，以色彩明丽的景物和环境，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活动，使形象逼真感人。他笔下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作品的笔调清新明快，朴实自然，富有抒情味。他在抗战爆发以后的创作，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逐渐取代原先的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所写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描写工业战线和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塑造了新一代工人阶级的崇高形象，标志着作家创作道路上的新发展。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夜归》《南行记续篇》，散文集《初春时节》《欧行记》，理论著作《文学手册》，论文集《浪花集》，以及《艾芜中篇小说集》《艾芜短篇小说选》《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艾芜文集》等，以内容新颖、描写生动、笔调优美而引人注目。

1976年后,艾芜在中断了近10年的创作生活以后，重新执笔完成长篇小说《春天的雾》；他重返鞍钢、大庆，第三次来到云南边境地区并几度出国访问，写了一批反映新生活的作品。

艾芜已出版的作品集共40余种。他是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即“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

1939年春，巴金在上海为迁住桂林的艾芜编辑了小说集《逃荒》，并且在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中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

郭沫若评介艾芜的作品：“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艾芜的作品是有读者缘的。尤其是好些青年读者喜欢他的作品。艾芜呢，也很自然地把同情和助力倾注于他们身上。

艾芜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荣获1993年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赞赏。

在艾芜的故乡新都区新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都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来源：蓉城党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