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华：以经观子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甚解，考之不可甚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著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此书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至宋以后，有宋、元、明学案之书，则皆略之，惟详于朱子之学。[6]

道光五年（1825），阮元创办学海堂，以经史、词章之学课士，提倡考据，陈澧受此风影响甚深，早年的《声律通考》《切韵考》《说文声表》皆为考据之作。中年以后治经主张汉宋调和，尤以《汉儒通义》《读书记》为代表。观陈澧此言，《读书记》乃是欲融考据与义理于一体的著作。《读书记》作为对乾嘉以来学风的补偏救弊之作，所针对的不惟是经学，乾嘉以来兴起的诸子学亦包括其中。陈澧曾为友人所刻之《太上感应篇》作了一篇序文，颇能见陈澧之经子观念，其言曰：

《太上感应篇》著录于《宋史·艺文志》，盖古道家之书也。世人写刻分送，以为劝人为善，戒人为恶，可以邀福。……余以为《五经》《四书》劝善戒恶，至矣尽矣，即感应之说，《五经》《四书》亦有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此言应于其身也。孔子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应于其后人也。孔、曾之言如此，何藉乎道家之说哉！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辞采而已，如是则已失《五经》《四书》劝戒之旨矣。于是有好善之人，欲劝人善，戒人恶，而求之《太上感应篇》。夫人苟识字，能读《太上感应篇》则必尝读《五经》《四书》矣。即未尝尽读《五经》《四书》，岂不读《论语》第一篇哉！人人“知学而时习之”，而圣学明矣。人人知为人孝弟，不作乱，而天下平矣。此圣贤之语，以福天下万世者，至深至大也。何藉乎道家之说哉。然而求之道家者，非也。其劝戒之意，则可取也。且《太上感应篇》犹为古道家之书，较之世俗所谓阴骘文之类诬妄而不通者，亦有间也。余故不辞而为之序，冀有因《读太上感应篇》进而求之《五经》《四书》者，则真可谓善也矣。[7]

陈澧认为《太上感应篇》乃道家之书，其劝善思想、感应之说，儒家《四书》《五经》本已具备。他肯定《太上感应篇》，乃是该书劝善思想与儒家有相通之处，勉为作序，也是希望世人能够通过该书而关注儒家《四书》《五经》。此篇序文，鲜明地体现了陈澧崇儒的思想立场，可以称为“以经观子”。《读书记》凡二十五卷，《诸子书》为第十二卷。《诸子书》对其他周秦诸子的批评基本是沿着“以经观子”的思路所展开。《诸子书》以论《荀子》为开篇，曰：

韩昌黎《进学解》，称孟、荀二儒“吐辞为经”，谢金圃《荀子·序》，云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岀《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未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知荀子所著，载在二戴《记》者尚多。澧谓此“吐辞为经”之证也。《文心雕龙·诸子篇》云：“其纯粹者入矩，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昌黎《读荀子》则云：“时若不醇粹”。刘彦和论《礼记》所取诸篇，昌黎总论之，言各有当也。[8]

韩愈《进学解》言“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9]韩氏之意谓孟、荀能够弘扬孔子之道，故其言多与六经相合，因而能从容达到圣人境界，可为后世取法。文中提到的谢墉乃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者之一，谢与友人卢文弨同校《荀子》，成《荀子杨谅注校附校勘补遗》，为乾嘉时期“以子证经”的风气下的产物。谢在为此作了一篇《序》文，谢氏认为《荀子》一书思想多与《礼记》相为表里[10]。荀子虽为战国末期继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孟子》二书在宋代以前一直属于子部儒家类，并未列入经部，至宋明儒学兴起之后，孟子性善说成为宋明儒学的一大关键，《孟子》也由子而升经，而《荀子》因“性恶说”而遭到学者排斥，仍归子部。陈澧论学颇为推重孟子，《东塾读书记》有论“孟子”一卷，对孟子之学极为推崇，尤服膺性善说[11]，因而对《荀子·非十二子》非议子思、孟子之言极为不满，其言：

《荀子》书开卷即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然则所谓“学不可以已”者，欲求胜于前人耳。其《非十二子》，实攻子思、孟子。黄东发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继孔子之传也。”[12]

又言：

据此，则当时儒者，皆深信子思、孟子得孔子之传矣，尚可排而去之乎？后来王子雍之于郑康成，陆子静之于朱晦菴，又从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陆子静诋有子、子贡、子夏诸贤，亦似效荀子也。[13]

陈澧虽对荀子排斥思孟学派不满，但其引用刘勰“其纯粹者入矩”、韩愈“吐辞为经”之言，无疑亦肯定《荀子》之思想与《礼记》等儒家经典互相发明的事实，这很能代表陈澧“以经观子”的思想，即诸子虽不尽同如孔、孟儒家思想，但其嘉言懿行可与孔孟之经相为表里。相比于其他诸子，陈澧对荀子的批评是相对比较温和的，《读书记》未钞录有《荀子》，乃是“不钞《荀子》者，以其醇粹者多，钞之不胜钞。但当如韩昌黎所云削其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耳”[14]。又言：“陆清献公云：今之读《战国策》者多，亦曾以孟子之道权衡之乎？余惧其毒之中于人也。故指示其得失，使学者哜其味而不中其毒。’澧谓诸子之书皆有毒，安得如清献者尽去其毒使不中于人则善矣。”[15]其尊儒观念之深可见一斑。

又如论《管子》之书曰：

管子之书，《史记》采入列传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最精醇之语，其余则甚驳杂。其言曰：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如此类者，法家之语。……《管子》书所用权术，后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于虚造，或当时人心近古，可以欺之。后世人皆狡猾，不复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轻重篇》载其事，而自注云：凡问古人之书，盖欲发明新意，随时制事，其道无穷，而况机权之术千变万化，若一二楷模，则同刻舟胶柱耳。[16]

《管子》一书，《汉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入法家类。该书内容较为驳杂，陈澧对此有所认识，认为该书包涵了儒家、法家、名家、道家、农家之语（后文有详论）。他认为《管子》多讲权谋之术，能够为世所用，乃在于当时人心近古，君主可以用之驭民，但随着后世百姓智识的提高，其术便难以施行，如果一味遵循，则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他认为《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是该书“最精醇”之语，毫无疑问是因此言与儒家所重视的礼义廉耻等思想相契合，而这些则是儒家所提倡的万古不变之恒道。

又论申不害之学云：

申不害之书已亡，惟《群书治要》采其《大体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澧案：《群书治要》采此篇，盖取其稍醇正者。然“藏于无事，窜端匿疏”，已见其术矣。”……其所谓无为者，本于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专自祕，臣下莫得窥其旨。赵高说秦二世，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秦之亡，由此术也。刘向《别录》称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此说则有利有病，观于汉魏以后可见也。[17]

陈澧认为《群书治要》采择申不害之言是因为其语醇正，与儒家纲常名教等思想相符。但申不害之学过于重视权谋之术，后为商鞅所继承，秦国因用此术而灭亡。其言无疑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论法家。又论韩非之学曰：

韩非之学，出于老子而流为惨刻者，其意以为先用严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后可以清静而治也。至暴秦严刑之后，汉初果以黄老致刑措矣。然秦以严刑而亡，汉以清静而治；严刑者近受其祸，清静者远受其福；韩非未见及此也。彼欲于其一身，先用严刑，后享清静，而不知已杀其身，已亡其国也。且秦虽严刑，而博浪之椎，兰池之盗，陈胜、吴广之揭竿而起，何尝畏严刑哉？况汉初虽云刑措，而游侠犯禁者纷纷而岀，严刑不可恃矣。清静亦何可恃乎？《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惜乎！韩非之未解此也。[18]

又言：　

韩非云：“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义者，君臣上下之争，父子贵贱之差也。……礼者，外节之所以喻内也。……”韩非此说，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而其解仁、义、礼三字之义，则纯乎儒者之言，精䆳无匹，是其天资绝高。又其时去圣人未远，所闻仁、义、礼之说尚无差谬，而其文又足以达之，使其为儒者解孔子之言，必有可观者也。[19]

在陈澧看来，韩非天资绝高，去圣未远，其《解老》《喻老》等篇虽能够深识仁、义、礼之义，但是其学出老子，主张先严刑而后清净，最终流为惨刻。又论商鞅曰：

呜呼！《礼》《乐》《诗》《书》、仁、义，不必与论矣；若孝悌，则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不以为美者，而商鞅以为虱，以为必亡必削。非枭獍而为此言哉？亲亲尊尊之恩绝矣。车裂不足蔽其辜也。庄子云：“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其言孝意已轻之，犹不至如商鞅之甚也。[20]

陈澧认为商鞅不言仁义孝道，亲亲尊尊之恩绝，乃是枭獍之人，因车裂而死，乃是罪有应得。此亦是站在儒家立场说话，此言是否公允也颇值得商榷。又言：

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变。其言曰：“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尸佼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商鞅师之也。《尸子》书已佚，观近人辑本，大约近于名家之说。如云：“以实覈名，百事皆成。”又云：“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是也。盖其悖谬之语尽佚矣，是则尸佼之幸也！[21]

《汉书·艺文志》载《尸子》二十篇，相传为战国时人尸佼所著，后来亡佚。陈澧认为尸氏非先王之法，不依孔子之教，其悖谬之语亡佚是其幸运。又论墨子言：

孟子谓墨子“无父”，尝疑其太甚，读墨子书而知其实然也。《墨子》书云：“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丌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此之谓无父。……澧谓墨翟称孔子不可易，是其是非之心，有几希之存。乃一闻驳诘之语，而遽为强辩，至以鸟鱼之愚比孔子，而自比禹、汤，其狂悖知此而极矣！[22]

凡上种种皆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论周秦诸子思想之得失。陈澧不仅对孔孟与诸子思想异同、源流作了详细的比较疏解，亦仿前人之意，抄撮诸子之书，其言：

《汉书·艺文志》云：“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文心雕龙·诸子篇》云：“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柳子厚《辩文子》云：“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近是者。”权载之《进士策问》云：“九流百家，论著利病，有可以辅经术而施教化者，皆为别白书之。”《黄氏日钞·读家语》云：“千载而下，倘有任道者出，体任微言，阐扬奥旨，与庄周及诸子百家所传述，节而汇录之，其有功于圣门匪浅鲜矣。”澧案：《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梁庾仲容、沈约皆有子钞；《直斋书录解题》有司马温公《徽言》，温公手钞子书也；皆所谓“舍短取长”者也。澧读诸子书亦节而钞之于左。不钞《荀子》者，以其醇粹者多钞之不胜钞。但当如韩昌黎所云削其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耳。[23]

从此可见，陈澧诸子学思想受《汉志》以来的传统观念影响甚深。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庾信、沈约分别撰有《子钞》，乃节录诸子之作，今已不存。据《直斋书录解题》解题所载，司马光曾撰《徽言》三卷，为司马光手抄诸子书。黄震《黄氏日钞》亦节录、品评诸子之言有合经义者，凡四卷。陈澧论学，对黄震颇为推崇，曾言：“《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书有术，必提其要。读经史必须摘录，用《黄氏日抄》之法。此所谓提要钩玄也。”[24]“《黄氏日抄》：‘余苦多忘，凡读书必略记所见。’余亦如此。”[25]陈氏节录诸子之说的做法即效仿黄氏。陈澧认为诸子书之可取者曰：

《管子》语，《史记》已采入列传，其余尚多可取者。其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无事亦事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26]

《晏子春秋》可取者，曰：“为政患善恶之不分。”“羞问之君，不能保其身。”“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27]

《墨子》可取者，曰：“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爱生也。”[28]

《老子》可取者，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29]

除了以上四家外，他节录的诸子书还有《列子》《庄子》《商鞅书》《韩非子》《尹文子》《尸子》《吕氏春秋》凡十一家，从其所取诸子之言来看，基本上是与孔孟儒家治国、齐家、修身之道有所合者。他在节录《吕氏春秋》后的自注中说：“《吕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说，故可取者最多。古之儒家，多伟人名论，其书虽亡，其姓名虽湮没，而其言犹有存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耳。”[30]可见其节录诸子之言亦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屈原作品，刘歆《七略》归为“诗赋略”，不属于周秦诸子范围。而陈澧曰：“战国时儒家之书，存于今者鲜矣。澧以为屈原之文，虽诗赋家，其学则儒家也。《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汩吾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有天资，有学力，而又及时自勉也。……杜子美称之曰：‘风流儒雅亦吾师’，真可谓儒雅矣，真可师矣。”[31]陈澧生平一以治经为志业，并常以之勉励门生学子，因而认为诸子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如在《复戴子高书》中言：“近著《读书记》，多发明《孟子》，因而考杨、墨如何；欲知杨氏之学，故考索于《老子》《列子》。”[32]陈氏此言颇遵循乾嘉以来，由考经而进而入子史的为学路径。

陈澧除《读书记》节录诸子书外，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陈澧的《东塾遗稿》。其中有《诸子近年日录》《诸子障川》《管子摘钞》《鬼谷子摘钞》《尸子择录》《尹文子择录》，另外还择录有《鬻子》《邓析子》《慎子》《老子》《晏子》《商子》《子华子》《公孙龙子》《鹖冠子》《抱朴子外篇》[33]，又有《孔门儒家》《法言》《淮南精语》《中说》《商子择录》《商子膏盲》《颜氏家训书钞》《白虎通》[34]《荀子日录》《墨子日录》《墨子择录》[35]。其中《诸子障川》，汪宗衍先生《陈东塾先生著述考略》据其《备忘册》之自著书目，考订该书初题《诸子障川》，又言“《诸子障川》名目非是，障者遏而绝之，当改为《诸子附籍》”[36]，陈澧引韩昌黎云：“削其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此诸子附籍之所由名也。”[37]今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陈澧批校《昌黎先生文集》之《读荀子》末墨批云：“余尝抄诸子精醇之语为一编，欲取韩子语题曰《诸子附圣录》，又抄其不合者题曰《诸子膏盲》。”[38]陈澧撰述宗旨可见一斑。

这些稿本，作于《东塾读书记》成书之前，多为陈澧读书时随手摘录或札记，亦间有按语，不少条目后收入《东塾读书记》。从陈澧所摘录诸子之言或者按语，亦可见其诸子学旨趣，如其论“九流类”曰：“九流之学惟儒家耳，道、名、法、墨、纵横、阴阳皆宜废，杂家、小说置之不论之列，农家则其学已绝矣。” [39]如在《孔门儒家》曰：“六艺儒家所以独高九流二氏者，天长久地，万万年如此。有人类，必以经学、儒学治之，不然则人与禽兽同矣。故周、孔之书，万万年必不废也。”[40]又言：“儒家实能兼道、墨、名、法之所长，彼杂家者欲兼其长，适自成为杂而已，其识卑故也。”[41]又论魏晋以后诸子曰：“《颜氏家训·序致》：‘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上驾屋，牀上施牀耳。’故余尝谓魏晋以后子书不必读也。”[42]可见从手稿到《东塾读书记》刊刻流行，陈澧的经子观念是前后一致的。

二、陈澧与张之洞旨趣相同的诸子学思想

儒家在先秦本是诸子之一，汉代之后，儒术独尊，成为功令之学，周秦诸子因而沦为儒学附庸，尠为儒家士人所关注。至清代亦是如此，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序》云：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43]

馆臣在这里对历史上的经子关系作了简明扼要地梳理，认为先秦六经与诸子混而为一，至汉代董仲舒、刘歆出，才“醇驳乃分”、“名品乃定”，而诸子之中，儒家诸子仍居首位。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曰：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44]

章学诚认为周秦诸子思想无不包括于六艺之中，乃是“六典之遗”，六经的地位远远超过九流，其论仍不出汉代以来的经子传统观念。显然陈澧在经子关系的认识上仍然秉持着这一传统。而陈澧的诸子学思想在清代诸子学史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及影响呢？

张之洞是晚清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在晚清的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而张之洞对陈澧学术与为人颇为敬重，陈澧之学在晚清民国能够备受学界关注，与张之洞的有意推重关系匪浅。光绪五年（1879），陈澧七十寿辰，张之洞正任职京师，乃集楹联自京师寄赠曰：“栖迟养老，天下服德；锐精寝思，学者所宗。”[45]此乃集《后汉书》陈寔、陈元传之语而成。陈元是汉末著名士人，苍梧郡人（今广西梧州），学问精博，为学者所宗，少随父陈钦学习《左氏春秋》，因与范升争立《左氏春秋》而经史留名。陈寔汉末著名士人，为官有德，在汉末党锢之祸之中以气节著称，后致仕归乡居，屡征不应。张之洞此时虽未与陈澧晤面，却撰赠此联，对其学行颇为推崇，以人师、经师目之。而陈澧则答以篆书楹联曰：“万言笔语关文运，十载神交寄我心。”[46]此语对张氏这位未曾谋面的后学的学术表示了肯定。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督粤，陈澧已于光绪八年（1882）谢世，二人始终缘悭一面[47]。但陈澧与张之洞之间的学术交往对张之洞产生重要影响。张之洞总督两广、两湖时，创办广雅书院、两湖书院，陈澧弟子林国庚、梁鼎芬、马贞榆、于式枚皆应聘于二书院，其中梁鼎芬乃张之洞幕府之重要人员[48]。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劝学篇》问世，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49]，其主要目的是“保国、保种、保教”[50]，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劝学篇》在今天看来，著作权虽属张之洞，但众幕僚对于《劝学篇》的出台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陈澧弟子梁鼎芬此时正在张之洞的幕府[51]，而最先将《劝学篇》刊布，也确为梁氏，对此，张之洞幕宾陈庆年曾致书缪荃孙言及此事道：

《劝学篇》之作，本为救正康党。康败以后，京都有某大臣谓是康梁之学，遂致誉康者引是书为同调，诋康者亦怪其说之合符，无识附和，不可究诘。由于词旨微婉，未加显斥，浅人不省，盲论滋多。南皮师因嘱庆年与陈叔伊衍、朱强甫克柔条件指明，再谋刊布。自节庵至沪，昌言于上海报馆，议论大转。《申报》及中外日报皆有《书后》之作，揭其宗旨。湘中《翼教从编》亦录数首，海内狂惑，亦可因是渐解。[52]

虽然无直接证据证明《劝学篇》出自梁鼎芬等人之手，但从《劝学篇》的内容看，陈澧《读书记》对《劝学篇》确实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此与梁鼎芬不无关系。《劝学篇》本为勉励士子读书而作，对儒先言行学问多有推重，而陈澧乃受《劝学篇》推崇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劝学篇》论读经曰：

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53]

论如何读宋以后理学诸书曰：

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黄梨洲《明儒学案》成于一手，宗旨明显而稍有门户习气。全谢山《宋元学案》成于补辑，选录较宽而议论持平，学术得失了然易见。两书甚繁，当以提要钩元之法读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两书，其余理学家专书可缓矣。惟《朱子语类》原书甚多，学案所甄录者未能尽见朱子之全体真面，宜更釆录之。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最善。[54]

又论“中学”言：

如资性平弱并此亦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55]

又论科举之弊，专列“《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一条：

《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56]

由此可见《劝学篇》对陈澧《东塾读书记》之推重。《劝学篇》内篇中有“宗经”一篇。而颇为有趣的是，“宗经”篇不是从正面引导学人如何尊经，而是从反面立论，通过讨论周秦诸子思想的利弊得失来论证学习儒家经典之重要性。对于此篇宗旨，其在文末总结言：“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57]《劝学篇》崇经抑子观念可见一斑。又详论诸子曰：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瘖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58]

《劝学篇》虽然承认周秦诸子“析理尤精”，于儒家经义有所补，且有“应世变”之用，但所言所论多“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因而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九流百家之言皆为儒家“圣学之所有”，诸子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诸子书中有害政、害事之实祸。张氏认为欲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避陋儒之弊，诸子百家之书未尝不可兼读，但需要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又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说详《宗经》篇。”[59]详析《劝学篇》之论，与上文中陈澧“以经观子”而节取诸子之言的思想可谓如出一辙。在“宗经”篇中，张之洞对诸子百家皆有相关的品评，而其中许多看法也与陈澧《读书记·诸子书》相吻合。如《劝学篇》论管子思想曰：

《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60]

《读书记》论管子思想曰：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术”如此类者，法家语也。……“凡物载明来，圣人因而裁之”如此类者，名家之言也。……“虚无无行之谓道”……此则老子之说矣。……其《地员》篇则农家者流。《艺文志》农家之书无存者，于此可见其大略。盖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矣。[61]

对于《管子》一书的思想，陈澧与张之洞具体认识上虽有稍微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均认为该书包含了其他派别的思想，二者大体可谓相同。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而动荡激变的社会环境是诸子思想产生的根源。周秦诸子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有“应世变”的现实关怀。陈澧对此有所认识，其言曰：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此假托孔子之言不足与辩；但观其言，则凡道、墨、名、法诸家所以自为其学者，皆以为孔子之《诗》《书》《礼》《乐》无救于乱，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诸家之根源也。[62]

在陈澧看来，孔子修《诗》《书》，正《礼》《乐》是为了正天下，但孔子的思想主张在当时难以救世之乱，而诸子百家因而试图变革孔子之说以应世变。陈澧此言实隐含着一层意思，即道、墨、名、法诸家思想的根源于孔子。换言之，周秦诸子思想与儒家六艺相通，其要在于“治天下”。虽然如此，然诸子学术则各有优劣，其言：

诸子之学，皆欲以治天下，而杨朱之计最疏，墨翟之计最密。杨朱欲人不贪，然人贪则无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诈则无如之何；商鞅、韩非皆欲人畏惧而自祸其身。墨翟“兼爱”、“非攻”，人来攻则我坚守。何以为守？蕃其人民，积其货财，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则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长也。[63]

陈澧强调诸子学思想在“治天下”方面的价值，与晚清讲求“经世致用”的思潮兴起密不可分，如魏源等人试图将通经致用扩展至“通子致用”，曾国藩等理学家也注意到了周秦诸子在补充儒学“应世变”方面的价值[64]。显然，陈澧的认识与此相关。总而言之，对周秦诸子思想的认识上，陈澧《读书记》与张之洞《劝学篇》之间有一种或明或暗的联系，且二人之思想其实仍不脱汉代以后经子观念的窠臼。

晚清时期，乾嘉诸儒以史证经的风气在晚清仍有较大影响，如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墨子闲诂》等仍延此路。俞樾《诸子平议序》中说：“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唱百和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65]又在《左祉文诸子补校序》中言：“余谓治经之道，其要有三：曰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治诸子亦然。”[6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言：“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清初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于是以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67]胡适此言大致概括了清代以来诸子学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在以子证经的学术背景下，周秦诸子纳入了学者的学术视野，推动了清代诸子学的发展。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引导士子读书，作《輶轩语》，也认识到了周秦诸子的重要性，但其思想仍不出“以子证经”一路，其言曰：“读子为通经，以经证子，汉王仲任已发此义。”[68]他认为读子对治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证佐事实”、“补群经讹文、佚文”、“兼通古训、古音韵”[69]。而在讲论读诸子方法时，张氏指出其要在于“读子宜求训诂看古注”[70]，并进一步展开言：

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确实可解，切不可空论其文，臆度其理。（如俗本《庄子因》、《楚辞灯》、《管子评注》之类，最害事。）即如《庄子》寓言，谓其事多乌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凿凿可解，文从字顺。岂有著书传后，故令其语在可晓不可晓之间者乎？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秕，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71]

张之洞所言，综其大端有三：其一、读周秦诸子当如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先明训诂，不可穿凿义理；其二、诸子亦包含有经史所不能尽的人情物理；其三、诸子文法变化多端，有益于修辞作文。但总体而言，张之洞思想仍不出清人之范围，即：诸子书仍然是经史之附庸。张之洞在《輶轩语》论乾嘉时诸子学言“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72]，可见早期张之洞诸子学思想仍不脱乾嘉旧途，但在《劝学篇》中又言：“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73]。可见从《輶轩语》至《劝学篇》，张之洞诸子学思想有一个转变，但不是经子关系的转变，而是具体的治学方法的转变，《輶轩语》仍旧受考据影响较深，但在经子关系上，张之洞在作《輶轩语》论诸子曰：“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宜辨其真伪，别其瑕瑜，斯可矣”[74]，此与《劝学篇》在经子关系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劝学篇》只是更注重周秦诸子思想的致用性。

而在陈澧的治学过程中，乾嘉诸子学的成果也纳入了他的学术视野，在《读书记·诸子书》开篇即引用谢墉《新刊荀子序》即是明证。如对王鸣盛、卢文弨、毕沅之书的征引，则更加说明这一点。而乾嘉考据之风对陈澧学术仍有影响，如其《老子注》《公孙龙子注》则是沿此风气的产物，又如他在《苏爻山墨子刊误序》中言：

昔吾友邹特夫告余：《墨子》经上、经下二编有算法，此算书之最古者。余读之信然为之惊喜。特夫又言：《备城门》以下讹脱不可读，可惜也。此语忽忽二十年矣。今苏君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误》见示，正讹字，改错简，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备城门》以下尤详。墨子以善守称，《备城门》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书之最古者。墨子之书害道，而特夫、爻山乃能取其长，探其奥，真善读古书者。[75]

苏时学《墨子刊误》是晚清墨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早于孙诒让《墨子闲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颇为推重此书[76]。在此，陈澧依然坚持传统观念，认为《墨子》一书害道，但认可邹伯奇等人以西学来解释《墨子》，同时也认识到了文字校勘在诸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其《读书记·诸子书》则显然不限于此。这从《读书记》撰作的初衷可以看出，其注重的是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纠正乾嘉朴学之弊，而《读书记·诸子书》也当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因而《读书记·诸子书》较之乾嘉诸老以及晚清孙诒让、俞樾的诸子学研究，陈澧更注重是诸子学的“治天下”的思想价值，但就其经子关系的观念上，仍不出传统以经观子的窠臼。

陈澧与张之洞在学术交往中，张之洞的《輶轩语》曾对陈澧产生较大影响，上文讲到张之洞曾赠陈澧寿联，陈澧在回赠张之洞的寿联的旁款时曾云：“孝达尊兄先生惠寄楹帖，其语过奖不敢当，书此奉酬。近年得读大著《輶轩语》，回忆庚午岁读浙闱策问，服膺至今十二年矣。己卯十月之望，陈澧兰甫并识。”[77]可见陈澧对张之洞这位后学的《輶轩语》早有关注。在张之洞作《輶轩语》之时，亦是陈澧撰作《读书记》之时，而陈澧《读书记·诸子书》在经子观念上，是否受此影响难以确论，但可以看出，张之洞诸子学思想与陈澧诸子学思想之间的相同之处，这当代表了当时一批学者的观念，并且，这恐怕也是张之洞如此推重陈澧学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陈澧对章太炎诸子学思想的影响及其异同

太炎先生是晚清民国学术钜子，一生为学颇为自负，其在音韵、文字、训诂以及经史、诸子学、佛学研究方面皆有不凡之成就。从早年的《膏兰室札记》，到《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訄书》《检论》《国故论衡》，到晚年在国学会所讲《诸子学说》，讲论周秦诸子贯穿太炎生平始终。太炎早年学从俞樾，“少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78]，因而其早年诸子学撰著基本承袭俞樾考据一路，《膏兰室札记》即是代表作。但太炎先生并不满足于清代乾嘉以来的诸子学余风，曾自言：“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79]又曾与弟子吴承仕言：“常念周秦哲理，吾辈发挥始尽，乃一大快。”[80]可见注重对周秦诸子的哲学发挥是太炎诸子学术的根本归宿，太炎因而也颇为自负。而陈澧《读书记》对章氏诸子学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国故论衡》一书是太炎先生生平重要著述之一，颇为其所看重，他与其婿龚宝铨言：“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著数种，读《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81]1913至1916年间，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1915年，其婿龚宝铨设法刊行《章氏全书》，章氏致信龚氏强调《国故论衡》的重要性言：

《国故论衡》原稿亦当取回存杭。此书之作，较陈澜甫《东塾读书记》过之十倍，必有知者，不烦自诩。[82]

太炎对陈澧学术颇不以为然，其在《检论·清儒》中曰：“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澧亦絮行，善教授，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83]《訄书·清儒》之论与此相同[84]，太炎之评价是否中肯另当别论。而太炎于其《国故论衡》虽自恃甚高，然仍将其与陈澧《读书记》作比较，亦可见《读书记》在其心中之分量。而《国故论衡》就其形式上说亦与《东塾读书记》相似。《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乃传统“文学”观念，非仅现代学科体系下的文学观念），下卷论诸子学。而《东塾读书记》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通论儒家诸经（附小学）；二、诸子书；三、学术史。章太炎学出俞樾，远绍乾嘉，故小学在其体系中有重要之地位。陈澧论学汉宋兼采，以义理为归，故义理之学占有较大之分量。但周秦诸子学皆被纳入二人的学术视野。较陈澧“排名法而尊《孟子》”的观念不同，《国故论衡》中《原学》《原道》《原儒》诸篇乃颇有推崇诸子而贬抑儒家之言，其《原名》颇为推重名家，而在《明见》篇中则言“九流皆言道”，“自纵横、阴阳以外，始征臧史至齐稷下，晚及韩子，莫不思凑单微，斟酌饱满”[85]。《辨性》对儒家“性善说”、告子“无善无恶”、荀子“性恶”进行分析，“性善说”宋明以来儒学思想的一大关键，章太炎对告子、荀子的肯定，无疑是对传统的一大颠覆，大大提高了周秦诸子的在学术界的地位。

钱穆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诸子学研究时曾言：“因举章炳麟《诸子学略说》、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梁启超《中国古代思想》诸篇所论，历家驳杂，其言足以矫时弊。然清儒尊孔崇经之风，实自三人之说而变。学术思想之途，因此而广。”[86]钱氏此言，正指出章太炎诸子学思想与陈澧等清儒之不同。对比陈澧与太炎的诸子学思想，可知二人相同的地方在于，不局限于清代乾嘉以来注重中对诸子文本的音韵、训诂与文字疏通，而是皆注意到了周秦诸子“应世变”的思想价值。但与章太炎不同的是，陈澧对诸子学的认识仍秉承传统观念，即以儒家传统经学立场来看待子学，因而对诸子学的取舍以是否合于孔孟儒家思想为重要原则。1914年，太炎又曾在《自述学术次第》时言：

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也，玄理深微，或以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补订前人所未举，其他欲作《检论》明之。[87]

太炎认为周秦九流之言，少关事理，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功不可没，但先辈学者多以儒家衡量释、道，因此对其学说多弃置不道。但他接着指出，《庄子·天运》已明宗教惑人之弊，惠施“去尊”，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事关人情政教，此即指出诸子九流有与儒家相通者，只是前辈学者多未留意于此。太炎接着指出清代自汪中开始略有发明墨学义理，至陈澧开始列举诸子与儒家思想之异同，但较为粗略，虽是学术（即认识到了诸子思想义理），但弊端亦大。汪中是乾嘉时期一位重要学者，他在批判儒家正统思想的同时，竭力提倡周秦诸子思想，其《荀卿子通论》及《墨子叙》及《墨子后叙》等文为荀子、墨子辩护，指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88]，在清代思想史引起较大反响。太炎言陈澧“始次诸子异言”正指陈澧《读书记·诸子书》认识到了周秦诸子之说有不少与儒家思想相通之处。而太炎对汪中及陈澧皆持批评态度，太炎对汪氏的批判针对于汪氏虽认识到《墨子》一书的思想价值，但在经子关系上，仍然不出前人旧辙，并且引而不发[89]；对陈澧诸子学批评的的原因在于陈澧在经子关系上则过分崇儒，过分坚守传统，认为此乃学术之弊端。而太炎认为儒家与周秦诸子当平等对待，并无高下之分，如其在与友人的信中曰：“大氐六艺诸子，当别其流，毋相纷糅，以侵官局”[90]。而这也表明太炎试图纠正清代以来的经子之争，也试图构建自己的诸子学思想体系，其“顽鄙所以发愤”之言正当如是观。

太炎的此种观点，在其著作及师友书信中屡有申说。如在《菿汉微言》中曾言：“精理诸子，信其不易。”[91]1911年，与弟子钱玄同言：“仆近思老、庄、荀、韩，真天民之秀，盖无一浮夸欺诞语。”[92]章太炎1910年曾给弟子钱玄同的信中讨论教育时言：“仆谓教育自从周、孔，研精仍有九流，其用各殊，弗容举一废一矣。”[93]1906年在《与友人论书》时言：“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若以疏证六经之作，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94]1910年在《与王鹤鸣书》中又言：“仆以九流著于周、秦，凡为学者，非独八儒而已。”[95]而从1899年左右成书的《訄书》初定本，1904年左右的《訄书》重定本中《订孔》《儒墨》《儒法》《儒道》《儒侠》《儒兵》等文，再到1915年重新修订的《检论》中的《订孔》《道术》《道微》《原墨》《原法》《儒侠》《本兵》等篇不无有意贬低孔子及儒家，认为孔子仅为“古之良史”，在《儒道》篇中言：“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96]其在《原学》中言：“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97]在太炎看来，周秦诸子本无优劣，在知识的本质上是相通的，儒学不是知识的全体，儒家与诸子在知识论上拥有合法性与独立性[98]。

太炎先生诸子学研究是近代诸子学由朴学向义理转向中的重要一环，而从陈澧对太炎的影响来看，陈澧的诸子学思想虽不出“以经观子”的传统窠臼，但是其开始关注周秦诸子学的思想价值，纠正乾嘉以来的“以子证经”的治学取向，对章太炎注重发明诸子学的玄理有着重要影响。但陈澧严格的“以经观子”的学术立场则为章太炎所批评，太炎因而有意与之立异，正如太炎弟子黄侃在《序国故论衡》中言太炎诸子学曰：“于诸子之业，则见古人之大体，而不专于邹鲁；识刑名之取舍，而无间于儒墨。”[99]此可谓一语道毕太炎诸子学思想之特色与旨趣。

结 语

清代考证学大盛，始焉借子证经，既乃离经治子。校勘训释，日益明备，自得西学相印证，义理之焕然明者尤多[100]。晚清以来，儒学式微，面对社会的激烈变化，应对乏力，进而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于挖掘周秦诸子“应世变”的意义。有学者总结近代诸子学“义理转向”发生于1903年至1906年之间[101]，而我们对陈澧的诸子学思想的考察以及接受史可知，在晚清时期，魏源、曾国藩、陈澧、张之洞等传统儒家学者早已确然认识到周秦诸子之书在补充儒家“应世变”的思想价值，已然不再是乾嘉时期的“以子证经”之旧辙，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汉代以来以经观子的历史包袱。而至晚清革命思想兴起，经学逐渐瓦解，经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提倡，诸子学才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形成“先秦诸子之学，近数十年来，研究者大盛”[102]的局面。而在这一过程中，陈澧的诸子学思想可能或者确然对张之洞、章太炎等人的诸子学思想发生过影响，而张、章二人在晚清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之大，自不赘言，因而对陈澧的诸子学思想的考察，可以概见晚清诸子学学术之流变。

从陈澧个人学术思想来看，其“以经观子”的思想虽体现了他严守儒家传统“黜名法而尊孟子”价值取向，但在治学的路数及追求上，已然异于乾嘉诸老，也异于同时期以治诸子学闻名的俞樾、孙诒让等江浙学人，体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并且就诸子学思想看，也确实体现陈澧学术中融考据与义理于一途，以义理为归的学术宗旨，而此“义理”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陈澧是清代乾嘉汉学与民国学术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学者，不惟是经学方面，从其周秦诸子思想看，也确实印证了钱氏的认识。

（原文刊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23辑，2020年12月）

注释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专项“陈澧学术思想研究(19wkpy110)”阶段性成果。

[1]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2册，第204页。《清史列传·儒林传》言：“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为《东塾读书记》。”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儒林传下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637页。　

[2]陈澧弟子文廷式曾言：“光绪甲午朝考，诸贡士卷中有明引《东塾读书记》者，阅卷大臣拟籖出，翁叔平师云：‘上案头方置此书，日加披览，可无籖也。’师殁十余年而书邀御览，亦可谓稽古之至荣矣。”又言其师读书曰：“师终身读书，必端坐，藏书五万卷，丹黄几遍，晚年复读《二十四史》，加朱点勘，至《元史》未卒业而卒。”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5册，第25页。

[3]李绪柏《陈澧与汉宋调和》，《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张循《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207页。

[4]《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册，第758页。

[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761页。

[6]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167页。

[7]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119—120页。

[8]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8页。

[9]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册，第148页。

[10]荀况著，杨谅注，卢文弨、谢墉校《荀子附校勘补遗》，《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影印版，第18册，第392页。

[11]陈澧曾在《自述》中言：“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杨辈皆未知也。”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10页。陈澧还撰有《别本孟子注》二卷、《孟子注》二卷，皆为稿本，今未得见，清末民国藏书家伦明所撰提要载：“矢志晚年熟读《孟子》”，又载：“晚年之学，直趋《孟子》七篇。”参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30—931页。

[1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8页。

[1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9页。

[14]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4页。

[1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120页。

[16]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1—232页。

[17]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45—246页。

[18]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48—249页。

[19]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49—250页。

[20]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47页。

[2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47页。

[2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40—241页。

[2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3—254页。

[24]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385页。

[2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385页。

[26]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4页。

[27]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5页。

[28]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6页。

[29]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7页。

[30]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63页。

[3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0页。

[3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166页。

[33]以上数种，参见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册。

[34]以上数种，参见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第69册。

[35]以上数种，参见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第85册。

[36]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763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页。

[37]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763册，第133页。

[38]黄国声、李福标著《陈澧先生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

[39]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第69册，第270页。

[40]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第69册，第31页。

[41]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第69册，第32页。

[42]陈澧《东塾遗稿》，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续编》，第69册，第220页。

[4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769页。

[44]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文史通义·诗教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9页。

[45] 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526—527页。

[46]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526页。

[47]张之洞《忆岭南草木》之《菊坡精舍朱槿》云：“乾嘉才斯盛，人耻不读书。后进弃心得，骋骛各殊涂。谁与端经术，通德在番禺。洸洸陈先生，深入五经郛。尽剗汉宋畛，兼握文笔珠。日日曳杖来，菊坡开精庐。晚学不得见，见此一丛朱。”此诗反映了张之洞对陈澧学术的推崇。（参见赵德馨等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2册，第157页。）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创建尊敬书院记》：“诸生问曰：此可以祛不学之病矣。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輶轩语》言之已详。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论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已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张之洞作此文时与陈澧还未有交谊，但其汉宋调和的理念与陈澧的学术思想如合符契。参见（参见赵德馨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70页。）

[48]陆胤《经古学统与经世诉求——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的学派背景》，《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

[49]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157頁。

[50]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159頁。

[51]陆胤《张之洞与近代国族“时空共同体”——从到癸卯学制》，《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张之洞先后任两广、两江、两湖总督，陈澧弟子梁鼎芬等皆为其重要幕僚。张督两广，聘梁氏主讲广雅书院，督两江，聘梁氏主讲锺山书院，督两湖，聘梁氏主讲两湖书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任两湖总督，梁鼎芬亦随之入鄂。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劝学篇》成，梁氏正在幕下，后张创办《正学报》，梁氏出任总理。参见吴天任《梁鼎芬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52]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扎（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5页。

[53]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70页。

[54]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71页。

[55]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71页。

[56]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82页。

[57]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66页。

[58]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75页。

[59]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70页。

[60]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65页。

[6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1页。

[6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51页。

[6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第238页。

[64]参见罗检秋《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第10—12页。

[65]俞樾《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册，第1页。

[66]俞樾《春在堂全书》，第4册，第447页。

[6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68]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2页。

[69]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2页。

[70]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2页。

[71]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2页。

[72]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2页。

[73]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65页。

[74]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2页。

[7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119页。

[7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9页。苏时学《墨子刊误》刊刻与同治六年（1867），而俞樾《墨子平议》刊刻于同治九年（1870），孙诒让《墨子闲诂》刊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

[77]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第526页。

[78]章太炎《太炎文录补编（下）》，《章太炎全集》，第1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页。

[79]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328页。

[80]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400页。

[81]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746页。

[82]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第13册，第755页。

[83]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486页。

[84]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58页。

[85]章太炎《国故论衡校定本》，《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305—306页。

[86]钱穆《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册，第367页。

[87]章太炎《太炎文录·自述为学次第》《章太炎全集》，第11册，第494页。

[88]参见汪中《述学补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5册，第415—419页。

[89]汪中在《墨子序》及《墨子后序》中虽肯定墨子的价值，但还是以儒家思想来衡量墨家，而且引而未发，未及详论。如在《墨子序》中曰：“《亲士》《修身》二篇，其言淳实，与曾子《立事》相表里，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述。”参见汪中《述学内篇》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65册，第401—402页。如罗检秋指出，汪中虽认为诸子平等争鸣，各有价值，冲击了当时独尊儒学的观念，在当时正统学术压力下，汲取诸子思想资源有限，此种认识是不错的。参见罗检秋《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第10页。

[90]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398页。

[91]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第7册，第50页。

[92]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208页。

[93]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180页。

[94]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232页。

[95]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第12册，第237页。

[96]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31页。

[97]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31页。

[98]参见黄燕强《章太炎论经子关系》，《诸子学刊》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7页。

[99]黄侃《序国故论衡》，邓实、黄节主编《国粹学报》1910年第4号。该文中华书局2016年版《黄季刚诗文集》未有收录。

[100]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01]黄燕强《由朴学转向义理—章太炎诸子学思想演变的考察》，《诸子学刊》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218页。

[10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8页。

（编辑：郝学智）

（审核：赖区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