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走向“社群”

作者：李　洁 吉来诗琴  发布时间：2022-03-12

信息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1期

【摘　要】两百年来的妇女解放道路一直强调妇女要走出家庭、参与生产,但却并未真正回应现代社会养育责任私人化所带来的双重负担问题。本文通过对四川省成都市一个以全职妈妈为主体的志愿者服务队的成立背景、发展路径、积极影响与限制因素的考察,剖析了现代社会城市女性面临的孕产和育儿困境,以及她们如何借助外部环境和资源优势走出私人家庭内部空间,在社区层面上进行支持与互助。这类群体的社会参与和自我成长也为我们反思“家庭—市场”二元悖论下的女性困境及其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方向。

【关键词】全职妈妈；主体性；家庭；社群；社会再生产

一、作为一种现象的全职妈妈议题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意愿、儿童抚育、女性就业等议题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既有研究从政策支持、男性参与、福利保障和就业公平等角度展开了积极研讨和推动[1],但少有研究从社区生活层面探讨如何为再生产劳动的实际承担者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环境。在现实情境下，不可否认女性仍然是孕产和抚幼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给女性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部分女性甚至会面临阶段性回归家庭的现实选择。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主妇群体的研究注定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话题[2]。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无法忽视和否认家庭主妇这一群体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与其完全从价值层面否定和贬低家庭主妇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不如从历史和现实情境入手，深入了解这一群体内部的各种复杂现状和需求，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帮助她们实现合作育儿，提升其自我价值感，使她们有机会成为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换言之，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女性群体自身的主体策略与应对；我们需要走进并了解这一群体内部的复杂面向、社会处境与主体行动，为人口与社会再生产搭建更加积极、友好的外部环境与空间。

二、主妇群体与都市社会纽带的重建

“家庭主妇”是对这样一类女性群体的统称：她们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或负责人（指挥其他人完成家务劳动）,但由于现代家庭经济分工，她们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未被认定为有酬劳动，因而在经济上处于依附状态[3]。已有研究主要针对这一群体产生的结构性背景、生活现状与自我认同等展开[4][5][6][7][8][9][10]。本文将梳理这一群体出现的结构性背景及其内部构成的差异性，并将着重探讨“都市中产全职妈妈”这一子群体所面临的独特处境及其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主妇群体及其内部差异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恢复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劳动力的相对缺乏成为推动女性走上公共就业岗位的外部推动力，并在制度上确保了其享有相应的人格与权利保障[11][12]。“劳动最光荣”“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话语在推动女性走出家庭领域、享有劳动就业权利的同时，也成为对妇女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责任义务和要求，参与公共劳动并获得自己的收入被视为成为国家“劳动人民”的重要前提和标志[13][14][15]。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妇女解放观也让工作与否成为评价妇女解放与否的核心标准，即“不工作就是不解放、不进步、不独立”[15]（P 128）。尽管在国家集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曾被阶段性地加以凸显和强调，但总体而言，“家属”身份和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仍然被视为从属和依附性的，服从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整体目标[16][17]。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家属工”是对正规劳动力不足的阶段性补充和对社会的整体性组织和动员；对“家属工”的口述史访谈则揭示出，除了补贴家用的微薄经济考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公共劳动达致对自身作为“国家公民/劳动者”的政治与社会身份的确证[18]——这种观念的背后仍然是再生产劳动的从属性位置和对家庭“私领域”的不看重[16]。

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公共力量撤退和市场化激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家庭作为个体风险承担者的角色日益凸显[19][2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世纪之交，曾出现过几次关于“妇女回家”的社会大讨论[2][15]。尽管这些讨论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已经暴露出市场改革时期不同阶层女性在“市场—家庭”责任双向增强时所面临的共同困境[21][22]（1）。如果说在市场改革的早期，这种讨论还集中于“妇女是否应当回家”的应然性问题层面，那么进入市场改革稳定期之后，由于已经在事实上出现了“全职主妇”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公众讨论的焦点就转变为“全职太太是否是独立女性”这样的价值判断命题（2）。这种争论出现的背后，既有长久以来女性参与公共劳动生产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也包含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收入作为衡量人格独立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

然而，在人口结构与生育政策双重变迁的背景下，对“主妇群体”仅做社会结构和价值判断上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甚至脱离现实的。如果不能走进这一群体内部，了解她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环境与面临的现实策略空间，而仅进行价值与口号上的引领与判断，就无法呈现这个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多元应对和现实需要，反而可能只是对再生产责任的又一轮无视。在这个看似单一的称谓背后，实则包含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地区来源地以及生活背景的广泛人群：既有被家庭照料责任所困或缺少就业竞争力，被动选择回家的中低收入群体，也有家庭经济条件优渥、衣食无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全职太太”群体；既有受到传统性别观念束缚，选择男女性别分工模式的传统女性群体，也有为了理想生活或自我成长的需要而主动进行人生规划和选择的积极主妇群体[4][8][9][10]。女性主义学者对市场改革之后主妇群体的再现，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不同归因和判断：一部分研究者将主妇群体的出现归因于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公共机构对社会照料责任的撤退而导致的女性照料责任加重和就业机会下滑[2]；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这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多元化选择增加的背景下，个体寻找和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的结果[8]。关于这部分女性究竟是由于“家庭庇护”而享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还是由于缺少文化、经济、制度等多重维度上的支持和保障而更易陷于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不同学者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23][24]。可见，“贴标签”式的价值判断无法帮助我们走进和了解这一群体的内部的复杂面向，反而会遮蔽那些原本复杂、多变、充满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将丰富的女性群体“脸谱化”和对象化。

主妇群体构成的差异性极大，本文主要对“都市中产全职妈妈”群体展开讨论。这一群体生活在都市，大多因为生育和养育孩子等照料责任的需要，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回归家庭的（阶段性）选择[4]。作为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相对而言，这部分女性具有更强的自我主体意识和更多的自主行动空间[25]；但作为嵌入在更大时代背景下的微小个体，她们也面临着高速运转的陌生化都市生活所带来的高压、“内卷”与社会支持不足等困境。除了在消费主义浪潮的陷入自我与物质的绝对个体主义[26][27]或在“母职神话”的压力之下卷入私人家庭育儿竞争的自我消耗[28][29]外，这些在能力、资源和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相对优势位置的城市女性在回应自身发展和家庭需求的同时，能否走出私人家庭领域，在更大的公共与社会参与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二）女性在重建都市社区生活纽带中的作用和价值

社区/共同体（community）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地域空间，它不以市场运行的效率原则为核心，而是关乎个体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日常交往、联系、记忆、认同、情感和价值连接[30]。老人、 孩子和作为家庭生活照料者的妇女往往是社区生活中的主要人员，同时，社区也是中青年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休憩、放松的重要场所之一。有学者指出地理社区基础上的“家园”对理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和文化气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家园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更加方便地观察和思考‘家园中的人’是如何在那里‘活 着’（living）,如何在那里‘建设’（building）、‘耕耘’（culturing）、‘生成’（generating）和‘持续’（continue）他们的家园并‘栖居’（dwelling）其中。”[31]正是这些社会生活使人们从麻木的经济生活中摆脱出来，恢复其体力、脑力和精力，在获得社群生活的滋养之后，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到日常劳作和生活之中[32][33]。这些活动通常是免费的，在家庭、邻里、公民社会、非正式群体以及学校等公共机构而非市场中得以实现，但正是这些无酬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前提[34][35]。

囿于现代都市规模的飞速扩张、人口流动性的持续增强和社区生活陌生化的特征，现代都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往往是表面和短暂的，缺少在长期共同体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扎根于居民现实生活需求的深切、稳定且真挚的陪伴与交流[36]。有研究观察到政府主导下的社区营造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社区联动、服务下沉等方式激发居民自治的活力，以及培育好人（志愿者）、家庭资源和世代力量（主要是孩子）在建构社会性联结的民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37]。但上述研究仍然是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分析视角展开；作为家庭事务主要承担者的女性何以在陪伴孩子成长、处理家庭事务、获得补充性的家庭收入以及满足个人社会交往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群关系自下而上的建立，则为我们呈现了都市社会治理的另一重面向。

“社区就是家庭的延伸，社区志愿服务就是母职的扩大。因此，与‘家庭利益’密切相关的‘家园情感’始终是女性参与公共社区事务的重要动机。”[38]（P 108）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对家庭事务的关注和投入成为她们搭建社区关联和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前提：“一个已婚有孩子的妇女至少通过学校的家庭教师协会和店铺建立起了地方的关系，而许多上班的白领男性甚至只与最近的邻居打过照面。此外，大多数妇女都参与过各种各样的本地团体和网络，这些都是建立在学校、兴趣以及与邻居日久年深的友谊的基础之上的。”[39]（P 93）

有学者发现，农村女性社群生活的参与方式和途径或许不是成就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而是在平淡生活中日复一日的开展，虽然微小且日常，却逐渐起到水滴石穿的效果。女性的社群参与或许很难从宏大的政治机构或者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到和衡量其直接成效，但在日常生活的情感与精神层面以及不可言说的人际互动等微观层面，往往会起到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 用[40][41][42]。女性的社群参与也受到各种性别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例如，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往往会导致很多女性难以主动承担和引领公共性事务；缺乏正式社会资源和外部纽带；容易囿于家务劳动而导致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精力有限；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容易陷于琐事和情绪消耗；等等[41]。

本文主要关注的“都市中产全职妈妈”群体既有与其他女性群体相似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参与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相对优势和特殊困境。本文将以四川省成都市X社区的一个全职妈妈志愿者服务队为例，描述并分析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社会参与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作为四川省省会，成都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由此形成了当地人性情温和、生活闲适、追求安逸的地方文化。“即使是那些手头拮据的居民，也喜欢在茶馆里度日，似乎并无拼命挣钱的原动力。”[43]（P 38）以茶馆为代表的公共空间成为成都人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信息交换与公共讨论的重要文化平台和象征，并塑造了当地人“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的精神特质[43]（P 96）[44]。

近年来，成都市在城乡社区发展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走在了全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前列[37]。X社区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设立于2002年，占地面积约为0.35平方公里，有48个院落，其中居民院落25个，单位宿舍物管院落23个。截至2011年3月，社区共有5146户12 171人。该社区毗邻高校、人民医院和商业中心，城市配套设施齐全。社区内提供社区服务站、图书阅览室、党员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社区市民学校等社区配套服务设施，是一个居住型、商业型和文化型社区。该社区具有独特的社区文化，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很高。自2010年作为首批居民自治试点以来，X社区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院落公章”的居民社区，还曾获得“高效抗击疫情典范社区”、“市十大优秀社区”等荣誉称号。

在社区支持和社工机构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该社区的8名全职妈妈于2019年10月成立了以“亲子读书会”“亲子手工”“妈妈沙龙”为主、旨在“享受美好阅读时光，分享快乐创意手工”的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并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吸引志同道合的社区居民加入，目前成员已达70余人。团队宗旨是“希望通过妈妈们的创造力，让更多家庭和孩子通过阅读、艺术、游戏、疗愈等方式，享受到爱与关照”。

（二）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2020年下半年，笔者之一作为机构实习生负责与社区自组织对接，帮助协调场地支持和资源链接，因此和该志愿者服务队队长T妈妈联系较密切，且奠定了一定的感情基础。T妈妈带领该位笔者参与服务队开展的20余场亲子读书会、“妈妈沙龙”、“守护星星”手工活动、残疾人读书会等。在此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社区内全职妈妈的日常生活方式、团队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等不同主体对该团队发起的社区活动的参与意愿、反馈意见、互动表现等，并在参与观察后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形成田野笔记。除参与观察外，笔者还对该志愿者服务队的主要成员和部分活动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被访者的基本资料见表1。

表1 被访者基本资料

四、“都市中产全职妈妈”社会参与的路径分析

（一）作为一类群体的“都市中产全职妈妈”

作为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资源方面均处于全国前列。X社区作为成都市中心社区和首批居民自治试点社区，聚集了一批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过职场工作经验、家庭经济收入稳定、对社区文化具有较高认同和参与水平的中青年全职妈妈群体。

队长T妈妈年富力强、为人热忱，有过会计、销售等职业经历。因孩子无人照管曾开办过社区托管班，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社区资源和信任关系。在团队中主要负责协调统筹、宣传招募、资源链接与整合等方面工作。

队员L妈妈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目前与丈夫和孩子共同生活在成都。形象好、气质佳、学历高，有过企业中高层管理经验。由于生育和照料两个孩子的需要，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在此期间主动学习各种家庭、育儿、财商指导课程，并考取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在团队中主要负责内容策划、绘本导读、亲子桌游等活动。

队员W妈妈曾是一名服装设计师，擅长绘画、手工、服装搭配、照片拍摄和视频剪辑。在团队中主要开展社区儿童手工、绘画以及女性服装搭配小课堂等活动，此外还负责拍摄照片、撰写宣传稿等工作。

队员Y妈妈成长于三线工厂家庭，曾做过传呼小姐、公司前台、保险销售等多种工作，精力充沛，擅长沟通表达。目前正自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类课程。在团队中主要负责活动方案撰写以及组织成人读书会、亲子阅读等活动。

队员G妈妈之前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因怀孕后在公司被边缘化而选择辞职。后因产后抑郁自学心理学知识，目前已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并参与小组督导。在团队中主要负责策划“妈妈沙龙”、家长课堂等活动。

队员Q妈妈曾从事企业管理、职业生涯规划、猎头顾问等多种职业，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团队中擅长策划活动并为各类活动链接资源。

从上述团队核心成员简介以及在对这一群体的深入观察和交流中，笔者总结了“都市中产全职妈妈”的特点：第一，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职业经历，她们对自己的人生和孩子的成长往往具有主动的反思、规划和设想，而不是被动地听从和跟随；第二，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当然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职场对孕产期女性的边缘化、生产与再生产责任的性别分化、女性职场发展中的“天花板效应”等，但她们没有放弃对自我的追求，而是试图将养育和照料孩子的经历转化为一种可以同时达致自我实现的弹性发展空间；第三，她们有着良好的自我学习和寻找信息、链接资源的能力，能够将自己的想法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第四，职场经历使她们具有平等、理性、高效的沟通能力和一定的组织、动员、协调能力，这也为她们后期的团队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她们所生活的都市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一，都市生活是一种打破了传统血缘纽带和熟人社区的现代生活方式，她们一定程度上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外部社区环境。成都地区的公共生活空间和社群参与文化则为这种社区环境的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资源和平台（3）。第 二，都市相对发达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商业配套服务让她们能够将一部分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外包，从而享有个人成长与发展的空间；同时，高度发展的网络培训平台也为她们提供了相对高效、便捷的自我学习和成长的教育交流平台。第三，都市工作和生活本身具有一定的竞争和通勤压力，孕产、哺乳和照料期的女性在职场中的边缘性位置使得她们无法在工作中充分实现自我成长并产生价值认同，而需要在另一种场域中寻求自身价值感的实现。上述因素共同成为推动她们做出回归家庭选择的外部动因。

（二）社会参与的起步阶段：从私人养育走向亲子互助

在生养和照料孩子的过程中，即便是这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妈妈群体，也会发觉现代都市核心家庭所面临的社会支持不足与家庭养育的局限性。以团队队长T妈妈为例，她原本是一家企业的销售人员，孩子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托管班，在丈夫和孩子的支持下，决定辞职自己办一个托管班，在照顾自己孩子的同时解决周边孩子的上学接送、吃饭和课后托管问题。T妈妈办托管班的初衷是陪伴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很多双职工家长由于工作需要或出于对她的信任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过来。托管班最多的时候接收过28个孩子，T妈妈邀请了3位全职妈妈和她一起经营。随着自己孩子的成长，T妈妈虽然已经停办了托管班，但仍然积极参与社区中的各项公益育儿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人际关系、活动经验和社会支持。妈妈们开玩笑地说：“社区里3分钟的路程，T妈妈需要走上半个小时——因为她一路上不断遇到熟人，都要停下来打个招呼聊几句。”（L妈妈）

另一位团队创建者L妈妈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丈夫在成都经商，自己原本是企业高管。在生育两个女儿后，“既有照顾孩子的需要，也想再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便选择成为一名家庭主妇。由于大女儿上的私立学校离家很远，她既不想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接送孩子的路途上，也不想天天带着小女儿在学校附近的商场里消磨时光，就主动申请担任大女儿学校的家长志愿者。这样既能帮助学校为孩子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能给自己和小女儿提供一个安全、放松的空间环境，并由此开启了作为全职妈妈的公益服务之路。

事实上，这支志愿者服务队最初的几名核心成员都是全职妈妈。已有研究指出，为人之母是女性社区参与的关键时期[45]。孩子的出生让她们感受到生命延续的神奇力量，陪伴孩子成长的需要使她们与社区中的邻里和周边服务机构发生了更多的关联。她们希望成为孩子成长的榜样，于是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活动和事务中；也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给孩子的成长打造更加宽广和友好的“家园”。

孩子的到来，让我觉得现在有了一个更有力量的身份，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成长了很多，也变得越来越勇敢，希望可以为孩子做一个榜样。（Y妈妈）

我是一个“蓉漂”妈妈，我也不知道将来孩子长大会在哪座城市，会遇到哪里的人。如果我现在所做的，可以为他们以后会遇到的人做更好的铺垫，那我愿意一直做下去，这样或许他以后都可以遇到很好的人。（L妈妈）

本着这样的初心，几位志趣相投、想将自己的育儿经验在社区层面上付诸实践并成就自我成长的妈妈在社区咖啡馆成立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希望通过妈妈们的创造力，让更多家庭和孩子通过阅读、艺术、游戏、疗愈等方式，享受到爱与关照。”（团队介绍）服务队成员集中开会策划活动主题，按照各自的专长负责相关阅读或手工活动。活动内容包括2-3 位成员带领孩子阅读安全教育节气、自然科学等系列主题的绘本故事，讲解完毕后带领孩子做相关主题手工，在引导孩子动脑动手的同时，为孩子提供交流和学习空间。另外几名成员则在一旁开展父母课堂，共同探讨、交流育儿经验。在社区共读的过程中，妈妈们注意到，社区图书角因长期无固定人员管理，书本破旧，桌椅摆放凌乱。服务队成员经开会讨论后决定，作为公共图书管理志愿者，以轮班的形式倡导居民文明读书，共创和谐社区环境。

上述活动的开展给社区中的全职妈妈们创造了良好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平台，让原本局限在家庭私人领域中“围着孩子转”的妈妈，在都市商业化的交流形式之外，有机会以志愿小组的方式参与社会交往，发挥各自美术、国学、手作等方向的专长，并逐渐在公共生活中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以前自己在家里天天围着孩子转，看哪儿都不顺眼，十分焦虑。和妈妈们一起畅所欲言，聊自己，聊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做手工，感觉自己好像还可以给别人提供新的想法!（Z妈妈）

（三）成为更好的自己：姐妹情谊与女性主体性的成长

在亲子活动的基础上，这些全职妈妈发现她们彼此之间逐渐建立起了重要的情感关联和支持纽带。更重要的是，除了一起养育孩子外，她们还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为社区中的妈妈们提供人生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平台。

妈妈是一个家庭的灵魂，妈妈幸福了，整个家庭也一定会幸福!……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老师、推手、主播等各种人生尝试，在打造原创课程体系及师资团队的前提下，帮助妈妈们找到人生方向，遇见更好的自己，绽放人生新篇章!（团队简介）

本着这样的初衷，妈妈们除了在周末开展亲子活动外，还会在每周三组织“妈妈沙龙”活动，收集家庭关系、财富就业、女性健康等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由服务队中三名核心成员（心理咨询师、家庭指导师、财富咨询师）筹备并组织社区妈妈们在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开展深度交流。活动形式主要是由服务队成员带领参与者共同观看相关主题电影、共读一本书或桌游的方式，为参与者提供解压舒缓、情感交流、社会支持与互助。

举办“妈妈沙龙”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妈妈们一个感情输出口，营造放松的空间，为女性搭建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互助平台。（G妈妈）

与我们对这一群体的惯常设想不同，这些全职妈妈并没有将自身的价值和关注点完全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在与妈妈们的交流过程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她们探寻自己内心世界和实现自我发展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有时候甚至会超越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的具体需要本身。例如，G妈妈一直在自学心理学知识并忙于参加各种培训和督导，暑假期间她会选择把5岁的孩子送到托管机构，从而给自己留下整块的学习、成长空间。L妈妈每个周末都会给社区的孩子们开展绘本导读活动，有时会带上自己的两个女儿一起参加；但有时候孩子们也会选择和平时工作忙碌的爸爸一起共度周末亲子时光，这时L妈妈仍然会选择到社区中开展绘本导读活动——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她体会到了自己在家庭生活中之外的社会联系与价值。

“妈妈沙龙”活动的成功开展和成长模式不仅吸引了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已婚已育女性的加入，还逐渐扩展到社群中的其他女性群体——特别是吸引了一些年轻未婚女性群体的加入。

我之前是一名幼师，也希望能够不断尝试新东西。在参与几次志愿团队的活动之后，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学科知识对团队开展的亲子活动有所帮助。在社区支持的大背景下，可以把自己关于绿色环保、建设和谐家园的设想说给姐姐们听，大家一起交流，如果有所帮助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啊!（H女士）

这类年轻女性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拥有一份稳定职业的同时还对未来生活有着更加长远的规划和定位。最初她们是由于赞同团队活动理念而被“妈妈沙龙”开展的各类主题活动所吸引。慢慢地，她们发现社区公共生活为她们提供了职场之外另一种社会交往乃至自我实现的可能。以上述访谈资料为例，这位年轻女性对幼儿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设想，但囿于现实性因素，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设想很难施行。而在与这些全职妈妈的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却发现彼此在教育和生活理念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并能够彼此帮助和启发。所以，这些年轻女性也很愿意将自己的生活理想和职业抱负在社区这样一个“试验田”里进行尝试和开发。

在传统社会的扩展家庭和共同体生活方式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会由于性别分工的结果，自然形成比较亲密的情感纽带和互助模式，传递女性话语和内部知识[46]。现代都市生活的压力和快节奏、消费主义倾向以及互联网生活方式对在地生活的入侵，让生育、养育和照料更多地退回到私人家庭内部的同时，也割断了不同年龄阶段女性之间的天然纽带和联系。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更常见的是相同年龄阶段和生育状态的女性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联结，而缺少了跨年龄阶段的女性群体之间面对面的角色观察、传递和学习。该志愿者团队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打破了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基于年龄阶段的女性交往模式。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女性主题活动，使社区中不同年龄阶段和职业背景的女性能够共同参与进来，形成彼此交流和支持的互助群体。团队中全职妈妈们的人生经历和职场阅历让她们可以帮助未婚女性分析个人生活与成长中的诸多疑虑，传递怀孕、育儿等女性生命历程的经验，对年轻未婚女性步入婚姻殿堂、处理家庭关系、实现自我成长起到启蒙和引导作用。对于全职妈妈而言，这些年轻女性的加入能够帮助她们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了解年轻人群的新颖观点和独特想法，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活动内容与形式。例如，未婚成员O加入后，鼓励妈妈们参与小额微创投项目，并帮助团队完善活动策划方案，开设团队微信公众号，进一步做好数字化时代团队活动的回顾、记录和分享工作。

（四）走向更加广阔的社区参与和社会服务

与我们印象中很多由社区或社会组织培育的全职妈妈小组不同，这支志愿者服务队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基于核心成员之间长期联系和内部动因下自发形成的活动小组，团队核心成员自主设计活动和主动链接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团队领袖T妈妈早年开办社区托管班的经历，让她在社区居民和管理人员中积累了深厚的纽带和信任关系，主要负责对接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和资源，以及招募社区居民进行广泛参与。学有专长、擅长活动内容设计的L妈妈、Y妈妈、G妈妈等则负责各种系列化阅读、手工和游戏活动的开展，并逐步在周边社区中吸引了广泛的参与者。很多社区的其他妈妈也纷纷报名参与，愿意贡献自己的舞蹈、音乐、烹饪、摄影等专长。

创立初期的团队活动大多是一些纯公益性的自发活动，妈妈们需要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基础硬件设施（如桌椅、投影仪、话筒等）和居民创享资金的支持，并在此过程中与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协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全职妈妈志愿者团队的活动开始走出最初局限于亲子、女性、家庭等领域的活动，以更加协作积极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居委会组织的其他社区公益活动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急需志愿者参与测量体温、消毒、配送日常急需物资、动员和协调居民接种疫苗等事务，妈妈们不仅自己参与，还组织动员家人、邻居加入志愿者队伍。全职妈妈志愿者服务队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看望孤寡和“空巢”老人，落实社区倡导的“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活动理念，通过设计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吸引更多居民共同打造美好家园建设。

上周六我有空，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亲子读书会活动，那天的主题就是关于垃圾分类的。有位妈妈给十多个娃娃们讲垃圾分类的绘本、小故事，还编了一个顺口溜，孩子回家还跟爸爸说该怎么扔垃圾。这种方式确实比我们讲有用!（P妈妈）

随着全职妈妈团队在社区公益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X社区也更加重视对这支以妈妈群体为主的志愿者服务队的建设，并希望以她们为核心纽带，在日常生活的细密过程中编织起更加密切、细腻、持续且深入的社群关系网络。社区工作人员经常就活动开展情况与服务队成员进行交流，提供反馈和建议；同时，还通过社区网络平台等方式对志愿者服务队进行宣传、推广和嘉奖，进一步提升妈妈们对于社区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抗疫期间我参与了社区医院志愿服务，主要负责门口的体温登记，做了大概有持续一个月时间。最后那天社区给我们颁发了志愿者证书，还给我们献花，感觉特别有仪式感，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W妈妈）

在早期社区亲子阅读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志愿者妈妈们还与成都市关爱自闭症儿童、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取得联系，将阅读和手工制作活动带给更多需要关爱的人群。以“守护星星”活动为例，服务队成员负责招募社区居民儿童家庭与自闭症儿童家庭以“一对一”结对子的形式共同制作手工作品。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全职妈妈们发现，参与手工制作活动的自闭症儿童家长多为孩子的母亲，照料特殊儿童的需要让她们少有走出家庭与社会交往的机会。通过与特殊家庭妈妈们的相互交流和分享，既让这些特殊儿童的照料者得到了情感支持与照料喘息，为特殊儿童和家庭搭建了更加丰富、友善的社会活动空间与社会交往平台，也让全职妈妈们得到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启发。

（五）全职妈妈社会参与的积极影响与限制因素

全职妈妈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逐渐走出了自己的私人家庭空间，以亲子互助小组作为社会参与的起点，逐渐走向更加广阔的社区参与和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参与又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妈妈们的社会资源、家庭地位和自我价值感，从而形成了图1所示的“中产阶层全职妈妈”群体社会参与发展路径。

图1 成都“中产阶层全职妈妈”群体社会参与发展路径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除具备下述积极影响之外，这类全职妈妈群体的社区参与模式也存在自身发展与推广的限制性因素。

1.全职妈妈社会参与的积极影响

从“家庭”走向“社群”的儿童养育和自我成长模式拓宽了全职妈妈的生活空间与活动范围，让她们在活动组织、策划和施行的过程中找到了曾经在职场中体验到的多样化的社会交往与自我效能感，并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公益道路中体会到了道德含义上个人与社会双重价值的实现。

其实只要有过工作经验的妈妈，她就又会觉得有点回到那个职场的感觉，即使她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职场的工作经验了，但是她会觉得又回到了好像不是像工作那么辛苦的、但是又有那个感觉在的氛围中，一起讨论交流，然后她的生活圈也扩大了。（L妈妈）

团队核心成员G妈妈由于产后抑郁自学了心理学知识，帮助自己调整了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后来因丈夫创业失败，家庭经济一度陷入僵局，家中长辈都劝她在小区中找个快递收发一类的工作以暂时缓解经济压力。但G妈妈当时已经明确了自我成长的发展规划，她抵挡住来自外部的压力，在丈夫的支持下继续自己的心理咨询师的发展道路。目前，她已经开始在志愿者服务队的系列活动中将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分享给更多的社区家庭，并尝试通过网络咨询的方式帮助更多家庭和女性。

看到妈妈们不断追求自我，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独立和自信，也会转变家庭成员对妈妈们的态度，进一步改善她们的家庭地位和夫妻关系。

我老公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自己反而很长时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经过这些年的成长和蜕变，我会强大和独立很多，他现在也会更多的向我倾诉他工作上的一些不顺或者是他在工作中的一些情绪，更信任和依赖我了。（G妈妈）

上次我主持亲子绘本导读，效果挺不错的。社区还来拍照宣传，印成画册。我回家拿给孩子看，他特别骄傲地说：“这是我妈妈!”（J妈妈）

与传统意义上以老年人作为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不同，全职妈妈的社区参与往往具有更加广泛的动员和辐射效应：与“家庭利益”密切相关的“家园情感”是女性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动机，她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孩子和家人打造更加温馨和睦的社区生活环境，因此，她们不仅愿意投身社区志愿活动，还会动员孩子和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良好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也让她们更具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更加自发地调动各种社区内外部资源；因其活动内容和方式活泼、新颖、多样、有趣，贴近现实生活需求，更容易吸引多样化人群的加入和参与；妈妈们重视活动开展的实际氛围和效果以及参与者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也让其活动区别于自上而下开展的行政化社区活动，更容易成为社群情感纽带的真正核心和基层社群关系的重要编织者。

参与共建共享社区治理需要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加入，就比如我们社区中的全职妈妈们，正好有时间、有精力，社区为我们搭建平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能够把自己生活的圈层打造得越来越好，居民之间像一家人一样!（T妈妈）

2.活动开展与推广的限制性因素

然而，她们的志愿活动的开展也受到各种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时间投入和协调是制约妈妈们开展活动的主要内部因素。由于同时承担照料家庭和孩子的任务，妈妈们集中到一起开展公共服务的时间往往有限，只能依赖彼此的协调与配合。

大家都是紧着自己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完全就靠自觉。大家一起拉手，重要的还是手拉手高兴地往前走。但关键是她要伸手，她不伸手你再怎么拉（也）没用，就是一定是双方都有那个意愿才行。这些妈妈都是自愿来参加活动的；那有些她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因为这个毕竟来说真的是纯公益没有收入的话，有些妈妈也是不可能坚持好久的。（T妈妈）

从外部因素而言，缺少合适的公共活动空间和专项经费支持，也让活动效果和延续性受到一定影响。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守护星星”活动，由于后期社区公共场地使用开始走向半商业化的运营模式，这类纯公益活动很难找到适合特殊儿童的免费活动空间；再加上项目主办方的目的主要是扩展项目辐射家庭的范围，所以每次来参加活动的特殊家庭并不固定，一定程度上也与全职妈妈们希望深入交流、建立互助网络的初衷不尽相同。类似地，为了得到外部公益资金的支持，妈妈们需要在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把自己原创的活动主题和方式与出资方的项目期待或要求结合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活动的效果，影响了妈妈们参与活动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目前，这些妈妈们也在尝试开展一些低价惠民的社区服务项目来解决公益活动的经费问题，希望通过半商业的方式解决活动运营的成本，从而更好地推动公益活动的自主运营与可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今后能办成一个半商业的活动，让我们的劳动付出也能得到“价值”体现，公益活动不仅是要被社区认同，被居民认同，也要想办法让它更好地持续下去和绽放出来。（Y妈妈）

从全职妈妈志愿者团体的推广效果来看，这类志愿者活动的持续开展既有待于社区层面的外部支持（公共活动场地、基础活动设施、配套活动经费、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支持与引导等）,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团队领袖的个人能力和奉献精神、相互支持与彼此信任的团队核心成员、高质量的活动设计与共同学习成长的态度以及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凝聚力。缺少上述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活动模式无法成功复制。

我觉得T妈妈作为社区灵魂人物在社区深耕多年积累下来的这种很深刻的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也会看到我们在这个社区发展得很好，所以其他的社区也会想要邀约我们的团队去做这些。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社区凝聚力不够，吸引的人就很少。其实我们去带活动，基本上活动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是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产生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伍，这是一个社区自己内部的凝聚力的问题。（L妈妈）

可见，如何让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能够看到这些妈妈群体在社区中的核心纽带作用、志愿服务精神与活动开发的潜力，在社工机构与社会组织适当引导和推动的背景下，给她们配备倾斜性的专项活动经费与公共活动空间，让社区妈妈们能够在已有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向前一步，尝试更多类型的社区参与和社会服务，或许是让这个群体形成更大的凝聚力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自身社会价值的重要前提。

五、全职妈妈社会参与的价值与意义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结构与生育政策调整和变迁的背景下，可以预见的是，全职妈妈群体在未来一段时间中还会持续增加。与其回避这个群体的现实存在，不如走入这个人群开展更加细致深入的调察与研究，并在更加基层和实践的层面回应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尝试。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成都市X社区一个以中产家庭全职妈妈为主体的志愿者服务队，通过分析这一人群的主要特征、参与和开展社区活动的初衷、社会参与的发展路径、活动开展的持续影响及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限制性因素，为理解中国城市女性的自我成长与发展，探寻另一种养育儿童和服务社区、共创美好家园等模式都有诸多启发与借鉴价值。

第一，与我们设想中完全作为孩子和丈夫依赖者的角色不同，这批城市中产家庭的全职妈妈有很强的自我探寻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的需求。作为经济快速发展、教育公平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相比其他女性群体，她们具有更多自我选择的资源和机会。她们之所以选择回归家庭，一方面是对陪伴孩子成长和追求弹性、自主生活方式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现代职场僵化科层体制的不满和对不友好职场环境的反抗。因此，这亦是一种现实环境下的妥协性选择。在成为全职妈妈之后，她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限定在家庭照料、竞争性的私人养育和市场消费之中，而是在共同养育孩子、照料家庭的过程中，形成彼此之间长期的社会纽带和情感支持，并在相互连接和彼此助力的过程中，将这种社会纽带和共享价值扩展到社区集体生活中，共同促进了美好家园建设和公共社会的培育。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社会关系的编织，这些全职妈妈获得了更大的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主体性的成长，也反过来助力了她们的自我成长，促进了家庭关系（见图1）。通过对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这些妈妈们或是积累了与家庭育儿相关的专业知识（如G妈妈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或是开始成为社区公益机构的创办者和加盟者（如T妈妈和Y妈妈）,还有更多的妈妈开启了母婴健康咨询、绘本阅读、儿童绘画等更加弹性多样的生活—职业选择。随着自己孩子的逐渐成长，一些核心团队成员把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区资源、信任关系、教育经验等推广到其他社区服务对象中去——妈妈的身份也在此时成为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助力和加持。

第二，社区生活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社会再生产意味着生命间的彼此重合与交叠，具有私人性、关系性、情感性和身体性等特点[47],具有与现代工业生产截然不同的时间特征[35]。作为人口与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和空间，社区既受到国家和市场等外部逻辑的影响和嵌套，也具有不同于正式机构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它帮助个体以一种更加弹性、开放、自然和非等级化的方式，在“附近的”在地活动空间中[48],探寻人与人之间相对长期、宽松、灵活、多样的社会交往与联结。事实上，仅仅局限于私人家庭领域内部的儿童养育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的一种例外，而并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49]。不仅儿童养育需要社群范围内的支持与互助，成年人也需要经济活动之外的公共生活的滋养与社会意义的纽带[35]。正是因为社群生活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既能够帮助社区中的全职妈妈群体摆脱私人家庭生活所具有的狭隘的一面，也能够为她们迈向更大的公共生活空间与可能奠定重要的实践基础与价值土壤。

第三，努力建构多方力量共建、共享的美好家园。人口与社会再生产绝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而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共担共享的权利和义务。在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我们更要看到人口再生产的职责不可能只放在家庭私领域内部，而需要积极探寻国家、市场、社区以及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和分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诸多条件的限制之下，女性目前仍然是大部分家庭照料责任的承担者。为了促进更加健康、美好的社会生活的创建，需要社会公众更多地看到与认可这部分事实上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的重要却无酬的劳动，在国家政策与社会资源方面予以更多的承认、重视与倾斜，积聚各方力量促进和谐美好的社区和家庭建设——因其最终的受益者并不只是女性群体本身，更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建设与发展。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很多都市社区中的妈妈群体有参与社会服务的意愿和能力，但在很多情形下，缺少开展相关活动的平台、资源、机会和契机。在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之下，需基于不同育儿阶段妈妈群体的需求，建立一个以妈妈群体参与为先导，继而调动家庭成员和社区内外部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的社区支持体系，这将为推进人口再生产与共建共享美好家园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与杠杆效应。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选择了公共生活发展程度较高、性别观念相对平等的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案例，该地区在社区环境、公共空间、文化氛围等方面都居于全国前列；这些中产家庭的全职妈妈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资源上也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对其他更具差异性的全职妈妈群体还有待深入、系统的持续性研究。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新一线”城市，成都市在地区文化和社区建设发展方面领先于国内其他二三线城市，也不完全等同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对于这样的发展路径能否在全国其他大中型城市中发展和普及，还有待深入调研与思考。此外，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且孩子的年龄大多在3岁以上，此时孩子已经可以进入托幼机构，妈妈们开始拥有更多的自我协调时间。伴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女性和社区公共生活会受到哪些新的影响?生育率提高的大背景是会让妈妈们更加愿意走出家庭、寻求社会力量的分担和支持，还是会大大限制她们社会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这些仍然是亟待研究者持续关注和解决研究议题。

即便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深度个案研究，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回归家庭的中国女性从未停止自我探寻与发展的步伐，这些努力和需求值得被更多地关注、承认并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并不是妇女解放的全部，没有回应女性再生产需求的性别平等只能是妇女解放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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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当时在这场讨论中代表女性群体的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知识女性,她们更多是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探讨妇女平等就业和发展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普通中低层妇女在事实层面上面临的“回家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错失了对这一类妇女建立托底性保障措施的时机。

2参见《专访丨李洁谈〈三十而已〉:全职主妇可以是独立女性吗?》等新闻采访和争论。

3参见:《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2021年2月8日；《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成都市人民政府,2017年9月20日；《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成都日报》,2020年10月14日；《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