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1961~1965）研究...

　　三

　　从1961年1月至1962夏，中央为了迅速恢复经济，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一些重大的调整政策几乎都是通过会议来决定的，所以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拟以会议为主线进行述评。

　　第一，关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二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其局限性是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还认识不足，“还是想在维持已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第二，关于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尽管研究不够深入，但学术界大多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成果：一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二是中央发出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第三，关于5~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既有研究情况，这次会议有以下五项成果：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二是对商业、手工业作了若干规定；三是工业各项指标开始后退，虽然仍不到位，但这是第一次调低指标；四是决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减少1000万；五是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开始调整政治政策。会上，人们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参见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第四，关于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学术界认为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二是讨论通过了《高教六十条》。笔者认为，中央第一次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口号，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这次会议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还是比较乐观了一些，关于“跃进”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会议提出的“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年初见调整效果、七年大见调整效果，而实际的设想是前三年基本上做到调整好，后四年开始新的“跃进”。关于这一点，目前学界还研究不够。二是参加庐山会议的龚育之回忆，“讨论七十条，似乎有不少争论，为此还临时起草了一个篇幅不短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工业条例的中央指示”龚育之：《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之八）》，2006年9月4日《学习时报》。。邓力群也有着同样的记忆。但对具体争论什么大多语焉不详，有待学者深入挖掘。

　　第五，关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关注,实际上，还在庐山会议时，中央就已决定在12月召开会议，后因中央临时决定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成为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的会议。

　　第六，关于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于大会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探讨，如丛进认为，“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都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为时尚早了些。”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页。 《毛泽东传（1949—1976）》则认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笔者认为，七千人大会加大了最高决策者毛刘之间的分歧，对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和总结。

　　第七，关于2月21~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但是对发现时间以及赤字的确切数字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西楼会议前发现的，也有人认为是会议中发现的；有人认为是1961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是1962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财政赤字在20亿~30亿之间、也有人认为是30亿或30多亿，还有人认为是50亿。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学术界对西楼会议的评价非常正面，认为这次会议摸清了财政收支的家底，陈云、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透了底，针对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8页。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周恩来“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关于毛泽东是否同意西楼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刘、周、邓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是表示了同意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提出：毛泽东所同意的“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第八，关于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又称5月会议）。关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陈云讲话等要对1962年年度计划做“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央准备出台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因此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传》则提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陈云的讲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对于5月会议的评价，学术界认为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这次会议修改和充实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苏星、丛进认为，此次会议“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苏星：《新中国经济史》，第390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28页。

　　第九，关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对于这次会议，有学者形容是“政治风暴的突起”李向前：《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与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有的则认为是“新模式的确立”郑谦、韩刚：《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总之，会议使正在大刀阔斧进行的调整工作突然遭遇曲折。学术界对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关会议的评价等看法比较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用相当篇幅系统地披露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九次讲话，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讲话时毛泽东的插话，为深入研究八届十中全会、研究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极具史料价值。在谈到八届十中全会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时，学者大多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基本没有打断调整工作的进行，鲁振祥则认为，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有利于生产的具体政策确定下来，“对整个经济调整起了基础性的积极作用”。鲁振祥：《试论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