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盲人都在哪里？他们怎样生活？

[转自 赐荣小站]

这里的生活很慢，一天只吃两顿饭；这里的生活很快，热门剧也会追着看。

这里与外面世界的距离很短，隔一条马路就是公园；这里与外面世界的距离很长，每一次出行都像是“打仗”。有人将这里称作城市的孤岛，封闭、破旧、与外界隔绝；有人把它当成温馨的港湾，友情、陪伴，“再难熬的日子，也没那么难”。

在盲人大院，一切都在变。不变的是，他们始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蹒跚里追赶时光。

“ 哒哒哒 … … 哒哒哒 … … ”

天刚擦亮，71岁的韩洪发敲击着盲棍，盲人大院苏醒了。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四，农历十一月十一……”此时，78岁的佟德路被定时播放的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叫醒。他摸着墙壁到桌前喝了口白开水。

在盲人大院北面的居民楼，77岁的李凤珍家中，电饭锅里的大米“咕嘟咕嘟”地翻滚，排气口冒出蒸腾的热气，李凤珍将土豆上摸到的小疙瘩一一削平。

……

29年前，有了大院那天，他们便住在这里。这座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街道中海社区的院子本没有名字，因为以前是沈阳市互感器厂的盲人职工宿舍，盲人大院的名字由此传开。

人最多时，这里聚集着80多户100多个盲人。29年过去了，周边的高楼渐起，南面街道建起了汽配城，米红色的墙皮开始脱落，盲人们也在老去——每年都有两三个盲人“没了”。如今，这个院子只剩下53个盲人。

盲人大院在衰老，但生命的光芒还在不断流淌；尽管有些步履蹒跚，老人们依然在追赶着时光。

失明

“得到了再失去，总比没有得到更伤人。” 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在《追风筝的人》中如是说。

对77岁的李凤珍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能映照出她一生经历的话了。

20岁时，她是个双眼皮、大眼睛的姑娘，正处于最美丽的年华。她喜欢花，在自家的阳台上种满了吊兰、文竹和红鸡冠，看见过这个世界的绚丽多彩。

可现在，这位皮肤白净、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老人，已在黑暗里生活了整整56年。社区的志愿者组织徒步活动，带着她去公园，见到大朵的花儿让她摸。她不肯，说怕心痛。

21岁那年，她得了青光眼，视力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先是感觉眼睛被蒙了一层薄纱，接着眼前出现黑的、白的、红的色斑，直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在黑暗里生活过的人，很难想象失明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刚开始时，每迈一步都不知道脚会落在啥上面。你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不知道会触动什么。可能是一个杯子落地，满地的玻璃碴子你不敢拾掇；可能是撞到一个床角，撞得小腿破了皮儿；甚至你站在那里不动，也充满了恐惧，不知道何时何处会有突发的危险。”李凤珍说这话时，肩膀收紧，下意识地往身后的沙发靠了靠，仿佛危险就在身旁。

出门、吃饭、洗澡，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照料。失明后，她做事比以前慢了许多，虽然家里人嘴里不说，但不耐烦的踱步声和叹息声，她总能听见。

她之前住的地方几乎没有盲人。每次出门遇到健全人，她都会打怵。听得最多的是“年纪轻轻的真可怜”“这后半辈子可咋过”……每次听到有关自己的议论，她就感觉自己的心被刀割了一下，“这辈子真的完了”。

自那之后，她心灰意懒。什么都不愿意听，什么都不愿意做，对任何的帮助都抵触，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年。即使缓过劲后，她也不愿意见人。喜欢自己待在家里嗑瓜子、听评剧，一个人发呆时，安静得像幅画。

直到1992年嫁进盲人大院，在漫长的婚后生活中，与丈夫的相濡以沫，让她慢慢恢复了生活的勇气。

丈夫也是一位盲人，十分疼她。手把手教她适应现在的生活，就像教一个小孩子一样。电饭锅添一小碗的米，蒸出来两碗饭，水面要盖过手背；水烧开了，灌8成满，听到响声就不灌了；洗衣服时，把衣服叠起来，双手搓衣服时从左往右搓，这样搓过的不会再搓一遍。

她学会了做饭、洗衣、做家务，依靠家人的照料越来越少。2013年，李凤珍的丈夫患病离世，临终前还嘱咐她，“睡觉之前记得反锁门，往冰箱那边转，转两圈”。

如今，女儿已经出嫁，她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思念老伴，但从不说出来，家里也不供奉任何遗物，不是因为看不见，而是心里“看得见”。

黑暗中，她每天重复着和丈夫一样的家务劳动，常常触景生情。“我一擦地，就会想起以前他帮我擦地抹桌子；我一灌暖壶，就想起以前他灌暖壶那声响。”

“ 特例 ”

像李凤珍这样“半道儿”盲的，属于少数，更多的是孩童时就盲了。高烧烧坏、吃豆饼中毒或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逐渐看不见。

那时还太小，他们记不清这“花花世界”，反而更容易习惯黑暗的日子。这群盲人从十六七岁便一起工作，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有一辆大客车接他们去上班。

上世纪50年代，沈阳市倡导盲人自食其力，街道将每一位盲人送去福利厂工作。沈阳市互感器厂接纳60户盲人，分配了3排平房，作为他们的职工宿舍区。这就是盲人大院的前身。

1987年，沈阳老城区改造，盲人们搬出大院。这里建起了8栋7~9层的楼房。两年后，盲人们又都搬了回来，厂里按照拆迁标准给职工分房，分到最小的户型是50平方米，最大的是70平方米。除了他们，还陆陆续续住进了味精厂和油漆厂的盲人职工以及许多健全人。

78岁的佟德路1966年就到互感器厂，成了一名缠线工。缠线工的日常工作是一手拿着钻了眼儿的塑料板，一手将线绕上勒紧。大的线圈一个要缠两天，中型的线圈一天缠10个左右，小的一天能缠20多个。厂里也有健全人，大家都是比着干。

“我们工作时不溜达、不东瞅西看，就一心一意坐在那，缠得比健全人快多了。”佟德路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满的骄傲。

之后，铁西城区的大企业搬到了郊外的开发区。虽然也有一些盲人集中工作的企业，但盲人集中住在一起的情况非常少。经过29年的岁月，盲人大院便成了留下来的“特例”。

作为中海社区的书记，王艳清2005年就来到了这里，先后做过计生干事、宣传干事和居委会委员。对于盲人大院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

她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29年的老楼房，墙皮不知脱落了多少回，最近一次刷的是米红色漆。小区里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常年靠墙根摆放，有楼梯和台阶的地方就有扶手。盲道铺进了小区，一些盲人不带盲棍就能在小区里行走。

“这是新加的。”她指着小区东面空地上的石凳说，盲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夏天晒晒太阳。石凳旁还有太空漫步机、臂力锻炼器等健身器材，盲人们偶尔也会活动一下。最多时，这里能聚起二三十人。

上世纪90年代末，盲人们陆陆续续退了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因为自己有住房，生活简单，不怎么需要花钱，这些老人大多把退休金给了孙辈。

这些盲人算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了分配工作的时候。王艳清说，现在的盲人毕业后进入社会只能自主择业，可选择的职业少，大部分从事按摩工作。“人们总以为盲人就应该做按摩推拿，但这并不是所有盲人的兴趣所在。”

李凤珍也想过找份工作。一打听，大多数企业拒绝残疾人，即使愿意招聘残疾人的，要的也是看得见的，只有极少数企业愿意雇佣盲人，还要求有一技之长并且年轻。李凤珍上了年纪，可做的工作少之又少。

盲人们说，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眼盲，而是恐惧。这种恐惧，来自自己的担忧，也来自外界对他们的歧视、不接纳和刻板印象。

摸黑

74岁的曹丽文皮肤白净，穿着紫底红花的亮面棉袄，围着几何图案的蓝绿围巾，烫着时髦的小卷短发。

如果背对着你，她就是一位寻常的老人。只有当她转过头来，你才会发现，她脸上原本应该是眼睛的位置，却是两弯褶皱。

4岁失明后，她的世界里，蓝天、绿草和红砖都成了一片漆黑。无尽的黑暗中，一切需要“看”的，都变成了“摸”。

上厕所前，要先摸摸马桶的位置；烧水前，要摸摸水面到壶口的位置；系扣子，要摸到最后一个扣子倒着顺序扣……

2017年12月下旬的一个周四清晨。记者跟着社区志愿者，经过一段管道外露、摆着酸菜缸的单元楼梯后，来到了曹丽文的家。这一个面积不到60平方米的两居室，为了避免磕碰，家里的家具一律靠墙壁摆放。

从卧室到厨房要迈出11步。摸过衣柜、沙发，走出房门，摸着放电器的桌子和卫生间的门框，再跨过门槛，才能听到厨房窗子外的汽车声。

为了少开火，曹丽文一天只吃两顿饭。在这里，吃喝并不容易。

以前，盲人要托子女、志愿者或者半盲的人从菜场里带回一周的菜；2017年5月开始，每个周四，社区都会请附近农贸市场的工作人员为盲人送菜。

这天一大早，盲人们就坐在盲人活动室里等着。志愿者一声召唤，大伙就拽着前者的衣襟在货车前排起了队。一名坐轮椅的残疾老人是她们的“眼睛”。

“我要芸豆、土豆和茄子，还要两袋速冻馄饨”“给我也来两袋，再加上一袋饺子”……速冻馄饨和饺子最受欢迎，因为盲人们做面食费力,平时吃得少。

元旦假期临近，上大学的外孙女要回来吃饭，曹丽文特意买了冻刀鱼、大虾和土豆，留着女儿来时做。对曹丽文来说，做饭是一项有风险的大工程。不仅步骤更复杂，烫伤、切伤等意外也会时常发生。

这天上午，曹丽文做了清炒土豆丝。她先用菜刀顺着土豆的边缘切，遇到凸起的“结”或者凹进去的“坑”，便手腕用劲儿切下去。两三圈下来，土豆小了三分之一，摸起来平整后，她才开始用削皮刀削皮。

接着，曹丽文用手指在锅里探了探深浅，倒油，通电加热，倒进土豆丝。边炒，她边用手指掐土豆的软硬。放盐，用勺子不准，要靠手捏，然后细细地撒在锅里……要盛土豆丝了。曹丽文右手拿着锅铲一铲下去，左手把碗口悬在锅上方，铲勺要轻磕一下大碗口，再翻腕扣下，一锅铲一锅铲地往上码。

一道菜下来，曹丽文烫红的手上，沾满了盐、油和胡椒粉。

吃久了家常菜，也有嘴馋的时候。一次，李凤珍想吃螃蟹，托人带回来4只。家里安静下来，她第一次听到水池里螃蟹吐泡泡的声音。

可清洗成了问题。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将一网兜螃蟹放在装水的塑料袋里晃荡。晃荡后，螃蟹连着网兜一起丢进冒着热气的锅。活螃蟹一下“沸腾”了，冲顶着锅盖，想要跳出滚水。李凤珍死死地按住锅盖，生怕螃蟹跑了出来。

“以后再也不敢买螃蟹吃了。”回忆起这件事，李凤珍至今还心有余悸。

港湾

盲人的子女并不盲。他们结婚生子，搬出大院，反复邀请父母，“跟我们一起住吧，方便照应。”在子女们看来，这里局促、破旧、设施老化，并不适宜现代生活。

可几乎没有老人愿意离开。外人眼里，这是一座城市的孤岛，封闭、落伍，与时代脱节；但对于这些盲人来说，这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有熟悉规律的生活、相濡以沫的友情和彼此理解的老伙计。

李凤珍最能感知这里的好。

老伴走后，她成了院里经济条件最困难的盲人。她只是互感器厂的职工家属，没有退休金，每个月只有360元的遗属费，加上80元的老年费，一共440元。但她不忍心给女儿添麻烦，平时除了吃喝，很少花钱。

2014年的冬天，沈阳平均气温零下9摄氏度。因为交不起878元的采暖费，李凤珍停用了家里的暖气，抱着棉被坐在床上哭。

曹丽文得知消息后，和几个老伙计找到了社区，志愿者童胜平帮她交上了采暖费。李凤珍的家又暖和了起来。那天晚上，李凤珍偷偷地抹泪，“没有这些盲人朋友和志愿者，我可咋活啊。”

在中国，视力残疾的人近1300万。他们中的很多人变老后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失去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199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保障残疾人权益提供了法律基础。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在加大对盲人的关怀力度。2016年，仅沈阳市投入用于残疾人康复、医疗、教育、就业、无障碍改造的资金就有2亿元。

不过，曹丽文说，这些还远远不够。

从前时间过得快，大院里的盲人们一起上班、下班，不觉得日子有多难熬；退休后，时间是慢了下来，但他们彼此了解，互相扶持，“原本难熬的日子，也没那么难了”。

曹丽文说，盲人最喜欢做事有规律，洗完的碗擦干放回橱柜上层，水杯固定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但外孙女一回家就把书包、外套乱扔，她还得追着屁股收拾。女儿拖地三两下完事儿，她再擦时发现还有污垢粘在地板上。她做事慢，女儿着急就不让她做，这让她缩手缩脚。

为此，母女俩不知道争吵了多少次。

2016年，曹丽文希望和小1岁的刘振业组成新家庭，刘振业也是盲人。刚开始女儿不同意，希望曹丽文能找个健全的老伴。可倔强的曹丽文说：“我俩都看不见，彼此不嫌弃，知道都不容易，他能照顾好自己，就能照顾好我，比你们能看得见的小辈在身边强。”

“有个健全人在跟前，干啥都打怵，怕人笑话，觉得自己做啥都不正常。现在的日子多自在，要干啥招呼一声，大伙儿一起去。”佟德路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的老伴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了。2002年，他和同是盲人的矫淑芬走到了一起。

盲人有盲人的倔强和尊严。他们不喜欢轻易向人求助，无论这人是自己的子女，还是社区的志愿者。

童胜平是湖北人，到沈阳做生意定居了下来。他在盲人大院附近开了一家汽配商贸公司，也成了社区志愿者。这些年下来，童胜平感触最深的是，盲人不愿把自己当作弱势群体，“自己能做的事，绝不求别人”。

远行

盲人不愿离开大院，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想出去。世界那么大，他们也想出去“看看”。

不过，大多数的盲人很少单独走出大院，最多的一年也就出去六七次。因为“看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哪怕这个“世界”只是隔了一条马路的公园。

71岁的韩洪发是个例外。由于小时候患上白内障，眼睛半失明，他还能看到微弱的光和模糊的影子。

2017年12月28日，记者跟着他体验了一次出行。他沿着熟悉的楼道下楼，一开始还算顺利。出了单元门，他找到盲道，开始踱着小步子一路向大院外走。他记着哪些地方会经常停车。但走了几步，盲棍就碰到了摩托车轮胎，报警器嗷呜、嗷呜地响起来。

这不是第一次了，可他还是被吓了一跳，之后的脚步明显放慢了许多。一路上，盲道被各种车占用，货车、小轿车、电动车、共享单车。

“这还算好的。”韩洪发说，去年9月，他去沈阳铁西区云峰南街附近，不到1000米的盲道有20多个弯。“隔几十米就得拐个弯，应该是电线杆或树，有的地方还是断头路，没有停止线。”

车位占用盲道、违章建筑物占用盲道、井盖出现在盲道上、道路施工致使盲道残缺……现实中，盲道被占用的情况比比皆是。

现在，要过马路了。韩洪发跟随着周围的人群，要是一个人，他就多等等。他按《盲人定向行走训练》要求，将盲棍举过头顶示意过往车辆停车或减速。

有一次，他被疾驰而过的摩托车刮倒，到医院，拍了片子，幸好没伤到骨头。但右小腿还是疼了一周。自那之后，二女儿说什么也不肯让他单独出门。

有时，韩洪发也会“消停”几天。可闷久了心痒痒，趁女儿不在家，又偷偷溜到公园里。他喜欢那儿的青草香和人来人往的热闹。公园里有聚起来唱歌的人群，他会拉二胡，路过时总会站在不远不近的人群外，听上一会儿，有时也会跟着旋律哼唱几句。

盲人们其实很渴望远行。2005年，大院里二十几个老伙计约好去旅游，4个子女陪着。那年，佟德路65岁，第一次“看到”了海。他们几个老伙计，手拉着手，站着下海。海浪打来，人跟着晃。一个大浪打过来，有一个人没站住，一排全倒下了。

“在海边吃了海鲜，螃蟹和虾爬子的刺甲，扎得手指、嘴边都是小眼儿。就这样，我还吃了小半盘，可真鲜啊。”佟德路说。

但旅程中，佟德路也有失望。他参观的很多地方都有讲解员，但没有针对盲人的产品。“我对气味、触觉和声音敏感，可讲解员一股脑儿地介绍历史，我们根本没有多少概念。尽管被人拉到天安门前的拱桥上拍了照，但除了给儿女看看，跟老伙计炫耀一下，天安门究竟长啥样，还是不清楚。”

公厕没有盲文指引区分男女，一些火车站没有直梯，餐馆没有方便点餐、就餐的辅助设施……佟德路说，他们不是不愿出去，而是出去一趟实在不易。

追赶

曹丽文的QQ名叫“寒梅傲雪”。

她说，像她的性格，不服输，不认命。她有99个好友，找到想联系的好友，点开语音就说上话了。

为了不和时代脱节，曹丽文从2008年开始学习上网。开机之后，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刚开始，她坐在电脑前，边敲键盘，边掉眼泪；现在，她已经能游刃有余地上网聊天、听评书和浏览新闻了。

打开主机、不点开屏幕，调大音箱，敲击键盘，读屏软件开始一一读出“综合登陆器”“QQ”“查找”“好友”……在曹丽文家中，她十分熟练地展示着上网的流程。

尽管看不见，曹丽文经常央求女儿陪她买衣服。她总是让女儿帮她搭配成套后再穿。她喜欢红色和紫色的衣服。她能说出自己每天穿的衣服的样式和颜色。记者夸赞她穿着好看，她还会追问真的好看吗，直到再次得到确定的答案。

曹丽文主卧的窗台上养了四盆君子兰。冬天来了，她就用大大的塑料袋套上，生怕有一片叶子冻伤后发黄枯萎。她希望自己养的植物也像她一样，精精神神的。

佟德路晚上喜欢打开电视，听新闻联播。十九大召开、金砖会议在厦门举办、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成功……这些他全都知道。

只是，移动支付让他搞不太明白。“你快给我讲讲，到底咋能拿个手机就能买东西？”“是花手机费吗？”“二维码是啥东西？”“到底长啥样？我的手机能安个二维码吗？”……

聊到不懂的“新知识”，佟德路一直追问。他希望每次和孙子聊天时，不至于不知道孙子说的是啥。“看不见不代表我就应该啥也不会。除了看不见，我们跟健全人没啥两样。”

过年时，盲人们会跟子女、老伙计们发红包、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下被热议的电视剧，他们也会追着“看”。

采访的最后一天，日落西山。天边有一抹橘色的晚霞。华灯初上，一些路人停下来欣赏。盲人们不知道，仍是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