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问题鲁迅是怎么发现的？他那时都读什么书？

秉承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思路，他读了大量的野史，例如古代志怪、民间传说《山海经》，记载朝野遗事、社会风情的《曲洧旧闻》《明季稗史汇编》，记述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士、传闻琐事杂史《鸡肋编》，杂采帝王官场人事记录的《立斋闲录》《南烬纪闻》，以及采集小说杂记的《太平广记》《玉芝堂谈荟》。特别是《太平广记》，是鲁迅后来写《中国小说史略》的灵感和资料源泉。

再看过来鲁迅的文章，主角和高富帅、白富美扯不上关系，人物出场都带着浓郁的乡邻僻野味道，如孔乙己、阿Q、华老栓都是社会底层人物，充满了俗味，赤裸裸的人物性格无半点粉饰。

孔乙己的思想迂腐，跟别人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贫苦可笑的“知识分子”，一个没有时代生存能力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这个社会“吃掉”。

阿Q是低到尘埃里去的人物，不能正视自己所受到的侮辱，反而用“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不得清醒反倒自得其乐。这种“粗野”的精神胜利，没有给阿Q带来实际的半点好处。

相比之下，华老栓胆子就更“野”了，为了治疗儿子的痨病，不去寻医，听信民间“血馒头”的治疗方法，既是不幸，又是愚昧。

鲁迅这种有意偏离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描写, 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野史书写的启发影响。

有人会好奇，野史的“营养成分”究竟在哪里？仅仅是因为“非正式、不正经”吗？非也非也，在中国古代史上, 野史纂作之风最盛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际、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这些时期也正是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所以往往会比较有突破性，或者是看起来和正史态度有所偏离。

鲁迅所处时期，和“野史”盛行的时期类似——局势不稳，思想激荡，这恰恰成为鲁迅的“精神肥料”，相对而言，“野史”咀嚼起来比正史更香！这让他开眼看世界，把散落在民间的丑态和愚昧，通过底层小人物的角色呈现出来。

鲁迅从野史阅读过程当中，有三大重要发现：

一是、国民的劣性。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国民劣性已经根深蒂固。面对中国社会改革问题，他认为“最紧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血淋淋的案例就是最好的教训。固步自封，乃人的劣性导致。

二是，“贼与王、主与奴既相通，又可互相转化”。从哲学上说能互转相通，具有同一性，因此可以互相转化。好比现代所谓的时尚照片，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土到极致便是潮”的哲学道理，贼与王、主与奴的转化大概是这个原理。也就是说明，历史上即便贼民战胜了帝王，贼民会变成另一个王，继续封建统治，无法突破。

鲁迅早期就提出“匪”与“帝”相通的看法。他说，“看旧史”，知道“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成了“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鲁迅肯定地说“不”，社会并没有改进，“匪便被称为帝”，这时，“文人学者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鲁迅借此分析了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未能跳出封建主义的樊篱，他们即使夺得了政权，也是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如刘邦做了皇帝，就要掠夺子女玉帛，阿Q掌了权，就要杀掉小D、王胡等人，“贼”做了“王”，社会还是同样的命运。要进入民主社会，这些限制和痼疾必须去除。

鲁迅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或者依靠灵光乍现。

鲁迅读过的《二十四孝图》就有“郭巨埋儿”的记载，宋朝人编著的《开河记》也有麻叔谋蒸吃小孩的记载。在《安龙逸史》里，整个明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可不就是讲“吃人”的历史么？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后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指《狂人日记》)。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原来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

《狂人日记》，记“狂人”幻想出被吃掉的种种情景，背后含义是惧怕封建礼教将人活生生吃掉。

鲁迅是旧时病态社会的觉醒者、受迫害者、见证者，横眉冷对千夫指，委身进入“狂人”身体内，记录下害怕被“吃掉”的心理活动和记忆重现，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猛烈鞭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