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文化冷战策略

第一，美国对外宣传史研究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分支，比较注重美欧文化关系和美国对欧洲的宣传，较少关注第三世界和亚洲，对中国和华人的问题关注更少。著名冷战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2000年曾提出冷战国际史研究三个可能的新范式（paradigms），即意识形态、技术和第三世界。新冷战史近年来的发展潮流大体上与文安立的倡导相一致，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话题的探讨热度不减。很大程度上，冷战史研究已经渐渐超越安全、战略和利益的范畴，而越来越多地把冷战视作一场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来探讨。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直接担负着传播自身意识形态和破坏对方意识形态功能的活动——宣传（也称文化冷战），渐渐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并在最近十年间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笔者曾撰文指出，美国对外宣传史研究最初源于对苏联解体过程中美国宣传因素的关注和对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文化霸权席卷西欧的担忧，因此，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政治宣传和对西欧的文化冷战研究就成为该领域最初和最集中的领域，并积累了大量文献。美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和本书有关的东南亚及华人华侨的宣传作品，相较其对欧宣传研究而言非常有限。

第二，而华人华侨史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族裔史和移民史研究，由于存在特定的问题领域，也较少关注与少数族裔相关的宣传和公共外交问题。正如学者刘雄所说，“华人华侨研究着眼于华侨问题本身，主要从华侨史、华侨社会的演变、华侨经济与政治几个维度进行研究，而较少有人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另外一篇学术评论文章也提到，“国内有关冷战初期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多为华侨史研究的延伸”。

第三，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华侨问题也不是重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热点非常多，研究议题层次丰富，但是华人华侨从来不是热点，甚至不是一个成形的次级研究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史太重要、关乎国际格局变化，大家都关注更大的话题。横向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分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研究（中美关系史）和美台关系史研究两大类，这就吸引了学者的绝大部分注意力；纵向上，美中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这些领域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所以，很少有人关注中美关系中的华人华侨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

21世纪以来，“新冷战史”成为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最火热的学术潮流之一，其外延不断扩大，只要在冷战时期发生的和与冷战相关的事情事无巨细都纳入了冷战史家的考察范围，因而最近十几年的一个最新的趋势就是，冷战史家开始研究冷战中的华人华侨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华侨问题不仅与少数族裔、民族同化、排华反华等主题密切相关，它还涉及当事国之间以及当事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道理在于，少数族裔问题不仅是移民史和族裔史所涉及的范畴，不仅关乎移民社会内部的社会史、少数族裔与所在国其他种族的关系、族裔移民和迁徙的研究，而且和更大的问题有关：由于族裔问题涉及移民与居住国、移民与母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所以实际上还关乎外交和国际关系议题。因而，关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在族裔史和移民史领域发现了国际政治和外交话题，一些族裔史家也在冷战中发现了族裔问题，而且当史家发现少数族裔也是外宣和文化外交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对象的时候，外宣史、族裔史和移民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三个领域就开始出现交叉和联系了。

三个领域交叉、探讨美国政府对华人华侨的文化冷战的相关论著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人华侨政策以及宣传政策活动研究，这些论文比较清晰地概括了美国对华人华侨政策和活动的演变；还有一些论著研究美国对华和在香港的心理宣传战和文化活动，稍微涉及一些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内容。上述研究大部分运用较为常见的美国档案在线数据库（主要是DDRS和DNSA）的资料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对美国对华人华侨的政策和宣传政策、活动做了一个大致梳理，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做了先期铺垫工作。

第二是专题研究，这部分探讨的问题更深入，运用的材料价值更高。美国学者欧阳梅研究1949年到1965年中国大陆、台湾当局和美国三方争夺华人华侨的国际史，其特色在于运用三方档案，对三方华人华侨政策的互动和演变过程做出了一个全景式的描摹，也涉及宣传题目、媒介、华裔美国人、华人华侨教育等几个具体问题。而且其研究涉及的美国部分主要依托价值更高的美国未刊档案。张杨则利用涉事方美、英、中、东南亚国家等多方材料以及公开和未刊档案，研究了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和干涉，对于文化冷战背景下的华人华侨教育问题，做了十分深入和有益的探讨。

上述研究为这个领域的开拓做了铺垫工作，从最易获得的史料入手，关注最基本的问题——政策演变和主要宣传活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些专题研究也涉及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媒介、宣传题目、具体活动（华人华侨教育）等，和政策研究一起为该领域勾勒了一个粗疏的框架。但是，该领域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上述先行研究只是做了初步工作。而且相关研究中没有专著，全部是专题论文或者专著章节，因而研究的规模有限，有很多未涉及的问题。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材料

本书正是在上述学界先行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最新和较为系统的研究。

（ 一）概念和术语界定

第一，美国。主要指的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官方的对外宣传机构，本书很少涉及美国的民间机构。

第二，东南亚华人华侨。本书所称“东南亚华人华侨”既包括了东南亚当地华裔公民——华人，也包括了中国的海外公民——华侨，其实两者当时很难区分开，美国档案文件中也并未区分两者，皆为写为“Overseas Chinese”（海外华人），国外学者有时候也用汉语拼音Hua Qiao（华侨）代指华人和华侨。为了严谨起见，本书主要表述为“东南亚华人华侨”，有时为了简便成为“华人华侨”或“海外华人”。

第三，宣传。简要来看，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宣传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狭义的宣传，多采取诸如广播、新闻发布、报纸刊物、电影等“快媒介”，追求立竿见影、迅速见效。主要针对大众。侧重于单向灌输政治性的信息和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对美国自身有利的国外舆论和心理状态。这类宣传（propaganda）又被委婉地称为信息外交（information diplomacy），在冷战语境下经常和“心理战”互换。第二是广义的宣传，除了上述狭义的宣传（propaganda）之外，还包括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并举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多采取诸如教育交流、文化艺术交流和海外图书（馆）项目等“慢媒介”的方式(按照新闻传播学的严格定义，这里涉及的图书（馆）、文化艺术交流、教育交流等文化和宣传手段均不能算是“媒介”，美国宣传官员并不是职业传媒人和传播学研究者，他们的分类并不科学和严格。这种说法是美国宣传官员在实践中的一种工作指代。——作者注)，传播效果的显现一般较慢，主要针对精英人物。有学者认为两者都服务于美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目的，因而可以合称为“公共外交”。

本书采取的含义主要是第一种狭义的宣传。本书很少考察教育交流、图书馆运作、文化艺术交流等慢媒介，主要关注的是书刊和新闻广播为主的快媒介。

第四，文化冷战。“文化冷战”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冷战则仅指美国情报机构在西欧的文化渗透研究，这直接来源于弗朗西斯·桑德斯的名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这部著作开一时风气，之后又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同一话题的作品，主要关注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知识界、文化界、青年学生群体、妇女劳工群体等各个界别的文化渗透和舆论操控，揭发文化舆论和社会思潮背后的不为人知的、隐蔽的冷战政治的影响。广义上的文化冷战包括政府有意采用文化手段实现冷战政治目的所有活动。学界认为冷战中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对抗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竞争与对抗，“文化冷战”恰能生动简洁地体现这层意思。每当学者从战后世界史和冷战格局大背景下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多用“文化冷战”这一术语，该术语比冷战时期的宣传、心理战、公共外交、政治战等都要流行，成为近年来相关领域研究的热词。

本书运用“文化冷战”的概念除了取其“文化层面上的冷战”这一层含义之外，主要是取其和“冷战宣传”相重叠的那一部分，基本用作“宣传”的同义语，主要是为了避免词汇重复，而且还能明确指出冷战这一时间段。

（二）主要内容、方法、材料

本书主要分为四章：政策演变，宣传机构、媒介与目标人群，宣传主题和形象，宣传效果评估和全书结论。

第一章探讨宣传政策的演变。

第一节《背景和序幕：1945—1949年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与活动》主要探讨这个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演变，分析其在冷战爆发的大背景下是如何从“扬美”宣传转向“扬美反苏”宣传并举的，美国宣传机构又是如何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逐渐撤出中国大陆的。第二节《从中国政策到东南亚政策：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5）》则主要详细探讨1949—1965年间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政策的演变过程，梳理美国是如何由于冷战发现和重视华人华侨问题的，具体的宣传目标和政策是什么，又如何由于外交困局而渐渐放弃了对华人华侨的宣传。而且本部分的考察尽管聚焦在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宣传政策，但是观照的角度却不限于此，笔者还将考察美国对华人华侨政策、美国对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策、美国对东南亚政策，以及这些与美国对华人华侨宣传政策之间的关系。笔者还关注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东南亚各国的政策与美国政策的互动。总的来说，本部分就是避免就事论事，力图在研究中有冷战格局的全盘意识。笔者在这部分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华人华侨的（宣传）政策的实质是从中国政策转向东南亚政策，期望见微知著。

值得一提的是，本部分主要运用的史料比较丰富，除了学界普遍使用的美国档案在线数据库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之外，主要依靠的史料是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未刊的外交档案。既有联邦政府最决策层（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的决策档案，也有“权力末梢”美国驻外使领馆的档案（驻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新闻处），还有两者之间的连接部分“中层”的档案（心理战略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国务院公共事务部门、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等），以期全面、系统地运用相关史料，且对各部门档案参照使用，来梳理美国对华侨宣传政策和活动完整的演变过程和全面的历史图景。

第二章主要研究宣传机构、媒介和目标人群。

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在学界研究中较为薄弱，宣传的政策和目标、宣传的形象和话题这两个议题，在学界研究都相对较多，但是对于宣传政策目标如何转化为宣传主题、宣传政策如何转换为宣传文本的中间环节——宣传制度和宣传媒介我们知之甚少。笔者在第一节《“遥控指挥”“头重脚轻”：宣传机构和运作机制》中研究美国对华侨的宣传机构和运作机制，首先考察中枢宣传机构和驻外宣传机构是如何上传下达、组织运作的，并在组织文化的视野下考察香港美国新闻处(美国新闻处，英文为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USIS。下文有时把美国新闻处简称为“美新处”。——作者注)这一主要机构运作模式，也研究了辅助站点台北美国新闻处和东南亚美国新闻处的运作与合作，并指出对华人华侨宣传不是由东南亚当地新闻处，而是由港台美国新闻处主导的“遥控指挥、头重脚轻”这一特点。笔者仍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对东南亚政策的关系这一宏观视角，来观察宣传制度和机构的沿革变化。

第二节《用“冷战纸弹”争取精英阶层：目标人群与宣传媒介》研究宣传具体的目标人群（target group）和相应的媒介，由于美国对华人华侨宣传主要针对的目标是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群，所以相应的主要宣传媒介是文字出版物（书刊）。笔者经研究发现，与针对华人华侨（乃至其所在地东南亚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宣传目标人群和媒介不同的是，美国对欧宣传主要是目标是大众，因而相应的媒介是视听媒体（广播、海报、电影等）。这反映了美方对于不同地区是精英还是民众更能决定政治走向有着不同的判断。

第二章研究的材料主要是美国驻港、台、东南亚“使领馆”（尤其是新闻处）在地运作的档案，笔者系统搜集并按照年代整理编排了美国新闻处各站点的年度宣传计划（Plan）、宣传评估报告（Assessment Report），研究时辅之以各个使领馆与国务院的往来电文等，以期比较系统完整地揭示制度和媒介的运作情况。

第三章是研究宣传的主题和形象。

这一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占到将近一半的篇幅。这一章主要分析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的三个主要目标（促进台湾声誉、反中共、扬美），分别落实在三个宣传话题或形象上的情况：美方以树立台湾为中国政治和文化正统的方式促进台湾声誉（第一节《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对国共政权形象的塑造和对“中华民国”声誉的宣传》）、用解构革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反共宣传（第二节《“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美国的反共宣传》）、借华裔实现融入美国社会并过上美好生活来正面宣传美国形象（第三节《华人的“美国梦”：对在美华人形象的塑造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宣传》）。

第三章是属于文化史范畴的研究。首先，三节分别关于文化正统性、作为冷战武器的文学、华裔美国人的形象，都是属于文化类的研究题材。其次，笔者对宣传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分析宣传的话语系统和宣传建构起来的形象。宣传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政策只是起点而并非终点，必须考虑执行情况，即所有的宣传政策都得落实到宣传文本上，不研究宣传话语、形象和话题如何建构和开展，不探究宣传者如何给宣传对象编织“意义之网”，宣传史研究学术意义将大打折扣，而且味如嚼蜡。最后，笔者分析宣传背后的深层文化动机。笔者用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心理学对宣传行为进行文化“深描”，探寻其背后深层次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文化心理等，不仅把宣传看作政治行为，也把其视作一种“文化表达”（cultural expression）。

在史料方面，第三章主要依托的是美国对华宣传的中英文杂志（《今日世界》《自由世界》等）、文学作品、广播稿、小册子、宣传海报、漫画这些“非传统史料”。

第四章是宣传效果评估和全书结论。

之所以把宣传效果和全书结论放在一起，是因为结论是从效果的层面上说的，这部分可以看作对于宣传效果的总体研究。评估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的效果问题，需要实地考察调研，或者利用当时的东南亚报刊、私人日记、往来信件等材料，或者通过当地政府对此问题的评估，这样才能一窥究竟。由于获取这些材料的条件目前尚不完全具备，也是限于篇幅，笔者并未使用东南亚当地材料来评估效果。

笔者主要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评估：第一，主要是根据自己收集的美方的效果数据和评估报告来分析效果，并结合少量中国大陆的材料来佐证。第二，尝试分析美国和国共的政治行动和相关政治力量对于宣传效果的影响，即“影响宣传的政治因素”。一方面，受众不只看宣传者如何说，还要看其如何做；另一方面，政治局势和各方力量对比变化会影响人心和舆论风向。

第三，笔者想着重说明，美方的宣传特点和影响，不在于即时的效果，而是善于开掘话题，塑造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也是全书的一个主旨。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塑造认同，美国对华人华侨（乃至中国大陆与台湾和香港地区）最深层次文化战略是把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即是否属于中华文化、是否属于“中国”取决于其是否心向“自由世界”。文化冷战研究的成果很多，大多数都是从“总体冷战”的范式出发，把宣传作为除了外交、军事、经济之外的第四种“思想武器”，因而早期研究中宣传多被称为心理战或者心理宣传战，以表明其是和总体战、冷战联系在一起的。学界明确把文化冷战/宣传和认同塑造联系在一起的论著则很少，用文化理论来解释宣传问题长久以来并不是学界主流，其实宣传和文化冷战并不仅仅是外交政策、总体战的工具。宣传和文化冷战也是一种基于宣传发起者深层文化观念和心理的文化表达，也是国家身份的海外投射，而非仅仅是抹黑敌人和夸耀自己那么简单。一国对别国、其他地区（或者人群）的宣传，应该从入江昭、王立新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文化体，因而国家间的关系就是文化间的关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

三、本研究的特点和努力的方向

在学界先行者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希望本书能够推动这个研究领域向前发展。

笔者期望本书能够丰富相关研究议题。依笔者来看，由于文献利用方面的不足，既往研究美国对华人华侨宣传史论著所揭示的范围有限，对即便研究较多的政策和活动问题比较粗疏，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全面。本书试图从三个维度描摹美国冷战时期对华人华侨宣传这段历史的全貌。首先，政策层面上，对于美国政策的背景和起源、转变的原因、政策包含的多重维度、宣传式微从决策到执行层面上的表现，笔者都做了回答。其次，在横向层面上，笔者研究美国与华侨关系的同时，拓展和涉及美中关系、美台关系、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也涉及了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华人世界(这里的“东亚、东南亚华人世界”指的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华侨社区。——作者注)整体的宣传战略。最后，在纵向层面上，笔者不仅研究了政策，对于机制、媒介、目标人群、宣传主题、宣传效果也多有探讨，试图描摹一个相对全景式的历史画面。

笔者尽量系统整理和运用相关资料。对这个问题的既往研究，在史料的开掘和运用方面还是有推进的空间的。先前多数国内学者主要依托美国档案在线数据库，但限于电子化档案的规模和特定范围，其内容总体而言难免有限和粗疏，如果相关学者都在用同一批材料写作的话，研究议题和内容难免重复。而且，由于电子化档案是从统一电子平台下载（而并非在档案馆通过所在机构检索和调阅档案），容易造成研究者对档案所在的机构缺乏敏感，实际上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决策的多层次和丰富性，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缺少对各部门档案的互证意识。数据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容“鱼龙混杂”，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决策史料，一份档案的来源及其在决策系统之处于什么位置，都是数据库下载的文件不能简单解决的问题。

国外学者运用美国档案馆中原始未刊档案较多，但是运用得也不系统。例如，欧阳梅论述美国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宣传活动时，仅利用了美国驻香港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新闻处的四五个工作计划和评估报告，就对1950—1965年美国的政策和行动进行述评。这些文件只涉及这16年间的三四个时间点，而且所涉及的范围只有美国驻香港、越南新闻处等两三个宣传站，作者采取的是“以点带面”的方式，并未穷尽搜集和系统排列研究时间段内的重要史料。同时，因为作者们以较小篇幅的论述比较大的主题，加之史料运用的缺陷，所以所涉及内容难免粗疏，史实开掘也不够细致，所得出的结论也比较片面。

如上文介绍的，本书尽可能收集最核心的、决策方和执行方的计划和评估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和使馆文件），进行系统整理、互证，并按时间排列梳理，以期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政策执行的演变过程和丰富维度。本书也对未刊档案和出版档案互补互证（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材料和美国档案在线数据库的材料），弥补单纯依靠某类档案带来的问题。本研究也注意美国政府各部门档案的互证和综合使用，以及外交档案和宣传报刊类史料的结合使用。

笔者尝试进行学术领域的进一步结合和交叉。笔者认为上述的三个领域——美国对外宣传史、华人华侨史、中美关系史，对应的大领域是文化史、族裔史和移民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学者欧阳梅有着明确的学术领域交叉的意识，她强调移民史和外交史结合。而笔者则是有意的把另外两领域——文化史和外交史结合起来。尽管对外宣传史脱胎于外交史，但其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文化理论工具，笔者认为，“文化转向”后的宣传史可以为外交史提供文化方法和文化理论（以及思想史路径），笔者不仅探讨国际关系史中作为研究话题和研究领域的文化史，即关注言辞、媒介交流和教育文化交流及其他文化产品的国际交流；也探讨作为视角和方法的文化史，即用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解读外交行为，探究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等思想因素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搭建思想和外交行动之间的关联。笔者认为将文化史和外交史二者结合之后，一些术语诸如“公共外交史”“文化冷战史”“对外宣传史”“文化外交史”体现出来的应该是外交史和文化史（思想史）自觉结合的学术格局和学术意识，而不仅仅是外交史的分支。

同时，学界和笔者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欧阳梅最早注意到并且研究的中国大陆、台湾当局和美国三方争夺华人华侨的历史，这既是中美关系史，也还包含着国共政权关系史的面向。另外，1949年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宣传中是紧密合作的，美国借鉴了台湾当局很多的宣传话题、话语甚至文宣思路，美国宣传机构和香港的第三势力以及香港文化、传媒界也是深度结合的。美国与港台合作出版发表大量中文的书籍和文章，这些小说、戏剧、文学作品、时评文章、甚至学术作品融入大量中国文化、思维和元素，因而，这些文本也都属于当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和台湾地区史、香港地区史以及港台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史有密切关系。上述这些面向，都可以加深和丰富我们对影响中国历史的力量的认识和理解，提供更宽广的学术视野。

当然，笔者也要对本书的一些不足和努力的方向做出说明。

第一，本书绝大部分史料还是美方单方面的外交档案，放在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领域内大抵还说得过去，但是距离目前学术界国际史研究趋势（多边档案、多国视角）还有很大差距。美国对华人华侨宣传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双方的事情，和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港英政府也有着间接的关系，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本身的反应、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反应和应对其实也应该是考察对象。但是限于笔者的精力、材料收集的难度（尤其是东南亚政府的档案）、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关于华人华侨反应的材料过于零散），笔者目前只能先把这幅宏阔的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期待有机会书写多方争夺华人华侨（包括华侨的反应）人心的文化冷战的国际史。

第二，就效果评估这方面来说，笔者做得还是相对薄弱，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材料比较零散、获取不易。笔者会进一步搜集东南亚华文报纸和美方专门的民意调查和舆情分析报告，来弥补这个缺憾。

第三，宣传主题部分，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笔者没有涉及，就是美国对华人华侨学生（侨生）教育问题的政策和实践，美方投入和调动资源促进华侨学生去台湾、香港，或者留在东南亚本地求学，阻挠他们赴中国大陆求学，为此美国深度卷入了东南亚和港台的华文教育当中。这又是一个文化冷战的经典案例，很值得深入研究。但是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太有限，不足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所以还有待继续收集史料深入研究。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目 录

导论 学术史的回顾与本书的内容

与特点

第一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政策的演变

第一节 背景和序幕：1945—1949年美国对华宣传的

政策与活动

第二节 从中国政策到东南亚政策：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

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5）

第二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的机构、媒介与目标人群

第一节 “遥控指挥”“头重脚轻”：宣传机构和运作机制

第二节 用“冷战纸弹”争取精英阶层：目标人群与宣传媒介

第三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的主题和形象

第一节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对国共政权形象的塑造

和对“中华民国”声誉的宣传

第二节 “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美国的反共宣传

第三节 华人的“美国梦”：对在美华人形象的塑造

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宣传

第四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的效果

第一节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宣传效果及相关特点

第二节 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

参考文献

后记

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

翟韬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年9月

定价：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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