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思维：美国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内容摘要：作为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原型，“混沌” 在中西方神话传说和文学经典中都有记载和描述，但就 “混沌” 概念与混沌理论的联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 “混沌” 的认识却走在了西方文化的前面，更接近混沌理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混沌理论对世界呈非线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整体性和互联性等的认识，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更对当今 “新文科” 背景下跨学科研究美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混沌” ；混沌理论；美国文学研究

文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是对客观现实的能动性反映。恐怖主义、环境灾难、地产泡沫、国家债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美国及人类社会，建基于网络和高科技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使得世界前所未有的万物互联并呈现总体上的不确定性。当代美国文学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和叙事策略，并将科学和艺术话语有机结合，甚至转向东方文化寻求精神支柱，对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以及人类与后人类等关系都做出反思和呼应，有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我们把握美国文学发展趋势与律动提出了新的挑战。“混沌” 是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重要概念，混沌理论提供了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复杂、动态、多元、随机和 “混沌” 的世界，从而在变化中抓住机遇，审视和研究美国文学，提升外国文学研究。混沌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以及空间等相关理论交叉融合，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多维关联。因而，讨论、思考和研究 “混沌”，挖掘中国传统 “混沌” 思想，发现 “混沌” 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启示，运用 “混沌” 思维进行跨学科美国文学研究，促进文学批评中国话语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1、从 “混沌” 说起

“混沌” 与 “混沌理论” 极易被人混淆。实际上，“混沌” 是一种状态，而混沌理论却是 “一系列赖以处理和解决不能准确求解的非线性数学、运算以及几何技术的集合体”。[1] 作为专业术语，混沌理论常被称作非线性或非平衡动力系统理论，研究的是非线性动力系统中事物运行的行为。尽管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较非平衡动力系统理论使用广泛，但由于 “非线性”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用 “非线性” 来限定动力系统也不完全准确，人们习惯用混沌理论指称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从1960年代起，混沌理论逐渐成为不同学科与领域的热议话题，并在1980—1990年代末一跃成为众多学科和研究领域的 “新宠”。当下混沌理论已然是一种交叉学科，并与众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跨学科研究方向。当然，混沌理论的核心学科永远是数学和物理学。由于对传统的宇宙观以及生命传统认识论的颠覆，混沌理论引发了物理学领域范式的改变，被誉为继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论让人们重新审视宇宙，发现世界充满了复杂性，充斥其中的远非简单的机械钟等呆板意象而是类似 “分形” 和 “奇异吸引子” 等奇异复杂的意象，充满了艺术的魅力。混沌理论目前已不再拘泥于科学领域，而是 “闯” 入了文学和艺术的疆域，与这一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 “混沌” 也随之有了变化，成为当今世界新的文化隐喻，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为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原型，“混沌” 的 “血统” 非常古老。中西方的创世神话都有关于 “混沌” 的记载和描述。在西方文化中，“混沌” 一词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的《神谱》，“混沌” 在其中被描述为 “混沌一片” “造物产生的背景”。古希腊人将 “混沌” 看作宇宙的本原状态，将其与 “原始” “无序” “黑暗” 以及宇宙赖以演化的一种原始物质关联。《圣经》的《创世纪》就将 “混沌” 与有序、黑暗与光明、荒芜与生命呈相对关系，此时的 “混沌” 指的是天地开创前的状态。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也时常将 “混沌” 看作秩序的对立面。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混沌” 是一种天然的没有形状的状态。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混沌” 被视作 “自然的先祖” “无政府的君王”，甚至是深如涡旋的黑暗的统治者。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对 “混沌” 的认识，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 “混沌”，也即混乱与无序。可以说，从古老的《圣经》直至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和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处处都能发现西方人对 “混沌” 这一古老的概念及其所孕育的美学的冲动，其认识还停留在破坏与毁灭等符指意义。

“混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性和活跃度并不逊于西方。中国神话传说中的 “混沌” 基本上也与无序和混乱相关。无论《山海经·西山经》对 “浑敦” 的记载 (“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还是《神异经·西荒经》对 “浑沌” 的记载 (“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两目不见，两耳而不闻，有腹而无脏，有肠直而不旋。食物轻过。人有德行而往触之，人有凶德而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为浑沌”)，都是 “混沌”。前者 “无面目” 的特点与《庄子·内篇·应帝王》所载的处于 “倏忽” (即南北) 之间的 “混沌” 类似，而后者与饕餮、穷奇、梼杌四个异兽合称上古四大凶兽，其不见、不闻、直肠子、不消化的特点，与庄子的 “混沌” 有共通之处，都有 “空” 的特性。《三五历纪》也提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此处 “混沌” 则被用来描述天地未开、状如混沌这一宇宙的表现。《易纬·乾凿度》将 “混沌” 与宇宙的生成做了联系，即 “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炁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有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里的 “浑沦” 乃 “混沌”，也称 “一”，是一种宇宙未分离的状态。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 “混沌”，到底哪种是我们要讨论的接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 “混沌” 呢？不妨回到庄子那里。《庄子·内篇·应帝王》中的 “浑沌” 位于 “倏忽” 之间，为 “中央之帝”，显然在现代意义上的 “倏忽”(也指时间，短暂之意) 之外还多了一重空间意义。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 “混沌” 具有 “时空一体” 的特点，接近于巴赫金意义上的 “时空体”，更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 “混沌” 相通。“混沌” 被 “倏忽” 凿七窍而死，言外之意指的是原本浑然一体无所分界的 “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有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这个为天下母的 “混成之物” 就是 “道”。“道” 先于天地，是宇宙、天地、万物生成、运动、变化和转化的最初根据，是某种 “种子”，是 “物” “信” (息) 合一，可谓一种二重化存在的原始混沌状态。鉴于此，庄子意义上的 “混沌”，是 “大道” “宇宙的原本” “人类之初” “人生之始”，实属 “无形” “无名” “法自然” 而自然而然。其 “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将自化” (《老子·第三十七章》) 的 “自然不为、无不为” 的特性，不仅有了现代科学意义上朴素的 “时空体” 之特征，更因其本质上关于非决定论的复杂自组织思想，揭示了 “事物自生演化发展的无目的性、不确定性、随机性的特征” [2]，恰与混沌理论对宇宙中动态事物的认识，直接相通。

就宇宙的起源来说，中国古代哲学除了 “道” 或 “混沌” 之外，还有 “太极” “气” “太玄” 等概念，其共同特点是将宇宙看作具有变化特性的 “空” 或 “无”。《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对其提出的 “无” 未做太多解释，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将 “有生于无” 的思维推向了极端。他不仅以 “无” 为万物之根本，还以 “无” 来释 “道”，并将 “道” 归于 “无”。至于 “无” 与 “道” 的关系，禅宗也有类似思想。禅宗思想中的 “空” 尽管与 “有” 对立，但在禅宗的认识中却是一种 “存在”。正如《金刚经》偈语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与无、存在与非在，看似独立的两极却是一对辩证的矛盾，相互交融，共生发展，无始无终地变幻和循环。总之，中国传统思想中 “混沌” 的含义一直在变化，但总的来说，无论是 “空” 或 “道”，“太极” 或“无极”，“太玄” 或 “气”，中国古人将 “混沌” 看作能与 “秩序” 彼此做出变化的理解，远比西方文化将 “混沌” 与 “秩序” 对立的阐释，更接近于混沌理论对 “混沌” 的认识。可以说，早慧的中华文明在 “混沌” 这一概念的认识上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然，庄周与蝴蝶的 “物我两忘”，佛禅思想中的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等万物齐一的整体论思想，《周易》《黄帝内经》对天、地、人的全息统一的看法，都在强调相反相成、阴阳合一、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一中有二、二中有一的混沌思维。这一思维方式与西方重视界定、区分，强调彼此有别、“说一不二” 的传统思维方式，有显著差异。

2、混沌理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

如果说传统上人们将 “混沌” 与 “秩序” 对立且在认识上有优劣之分，如 “秩序” 一般意指 “上帝” “光明的使者” “规律” “健康” “善” “确定” “稳定” 等，“混沌” 则表示 “魔鬼” “黑暗” “破坏者” “疯狂” “恶” “疾病” “不确定” “不稳定” “流动” 等，那么，我们今天讨论 “混沌”，便不能将善恶优劣的伦理或道德判断强加在 “混沌” 之上。随着混沌理论在当代科学领域的兴起，传统中将 “秩序” 和 “混沌” 对立且将后者看作负面因素的观点必将被彻底挑战。坎贝尔 (Ali B. Cambel) 指出，“混沌代表了动态物质中不确定的存在或其随机性的一面，这样的特性绝无好坏之分，或人们不期望出现的那一面——有时，恰恰相反”。[3] 如此，“混沌” 不再是秩序的对立面，而是可以创造秩序，甚至相互转换。按照海勒 (N. Katherine Hayles) 的理解，“混沌” 可谓 “有序的无序” 或 “无序的有序”，意思是有序来自无序，无序可产生有序。[4] 因而，“混沌” 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处于完全确定和随机之间的一种状态”。[5] 简言之，“混沌” 不再是人们传统对其的认识，更非科学发现 (尤其在经典科学阶段) 中的 “噪音”，而是内涵愈加丰富。作为科学术语，“混沌” 指的是貌似随机的事件其背后却有内在的联系，貌似无序实则有序。美国动力气象学家洛伦兹 (Edward N．Lorenz) 将 “混沌” 定义为 “动态系统中对初始条件或内在变化敏感性的依赖”，指的是根据随机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过程，尽管 “这些行为方式的出现实际上受到确然律的限制”。[6] 因此，现代科学意义上的 “混沌” 已有随机性、非线性、不可逆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

秩序和规律一直是科学关注的焦点。到了19世纪时，“混沌” 才在热动力学中首次被发现。实际上，热动力学中常说的平衡态也是一种 “混沌”，这种平衡态要符合温度、压力、浓度以及化学能等条件，一个封闭系统 (守恒系统) 中的每一个点几乎与其他没什么差别。换言之，当系统中的熵值达到最高值时，便会形成 “混沌”，此时分子紊乱的程度也趋向一个最大值。根据数学家克劳修斯 (Rudolf J. E. Clausius) 的观点，当系统的熵值达到最高值时，系统中就会形成热的平衡态，最终引发整个系统的 “热寂死”。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对热从有到无以及从有序到无序甚至到最后的不可逆的传播方向，做了很多限制。但这样做有可能将人们对 “混沌” 的概念理解倒退到古希腊时代。需要说明的是，热动力学平衡态引发的 “混沌”(热寂死) 是系统中低级、混乱、安静甚至是异质的宏观表现，这与混沌理论对 “混沌” 的理解差别很大。

现代科学对 “混沌” 的革新认识得益于洛伦兹的发现。洛伦兹分别于1963年和1972年两次撰文指出，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系统巨大的长期的连锁反应，解释了长期的天气预报不能准确预测的原因。洛伦兹的发现，挑战了长期浸淫在牛顿经典科学中人们关于世界能够预测并且确定的认识。但 “混沌” 真正引发科学界的研究热潮，要到1975年题为《周期 “三” 意味着混沌》的论文的发表。正是从李天岩和詹姆斯·约克的这篇论文开始，逐渐诞生和发展了一门新兴学科，即混沌学。不过，混沌理论最终被完全接受并享誉整个科学研究圈，要归于庞加莱、库恩、大卫·儒勒、罗伯特·肖研究团队、曼德博、费根鲍姆等众多科学家的参与和研究贡献。

尼古拉斯·雷舍尔 (Nicholas Rescher) 指出，“从古希腊时期 ‘科学’ 的古典思想一直到现在，大多数哲学家都把他们对于科学典范的学科观念的渴望——如古希腊的科学——建立在数学之上。他们的目标一直是要以数学科学的精确性和普遍性回答他们领域中的问题。……这种根据世界偶然表面现象之下的、不能违反的、深刻的必然性，来掌握世界有规律的结构的认知寻求，长久以来就是科学的渴望”。[7] 人类对复杂世界的把握从来都渴望有一种规律或一种解释体系，确定性和精确性是终极追求。但这种渴望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西方古典哲学的缺陷不仅在于对确定性承诺的夸大，更在于夸大了对精确性的承诺。作为当代新兴学科的代表，混沌学率先确立了复杂性、非线性与随机性在后现代科学中的地位，更是对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核心的机械论科学图景做出变革。混沌理论将科学研究从关注宏观和微观世界转向了日常生活中的动力学，也将对物理行为简单的降低模式的关注转向了复杂的互动系统中。因此，混沌理论 “不再是一种理论，而要被看作一种方式；不是大量信念的集合，而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思考方式”。[8] 可以说，混沌理论将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第一次纳入了宇宙图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牛顿、拉普拉斯和达尔文等观点为基础的决定论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世界 (自然界和人类世界) 不再是一个具有自然规律的、可辨的、可解释的有序框架；也不是一个整饬的排列有序的 “花园” 或一种有条理的整洁边界的系统；康德主义的因果关系原理也不再被看作人类思维的重要部分，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宇宙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在宇宙的地位有着非凡的意义。

随着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谔等科学家对旧的物理学秩序的打破，康托尔、海丁和曼德博等数学家对旧的数学秩序的挑战，量子力学理论造成因果关系的崩溃，横空出世的混沌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上人们将世界看作精密机器的观念，不仅出现了新的相对主义，确定性也正被或然性和似真性取代。确切地说，20世纪是后现代主义的世纪。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就是 “无边界、去分化，打破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有形与无形的界限”。[9] 桑塔格就将后现代看作 “越界”，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的特征在于 “距离的销蚀”，鲍德里亚则称其为 “内爆”，如此等等其实际表现便是文学对非文学的侵略、扩张、征用乃至收编。帕克 (Jo Alyson Parker) 提出，“通过吸收科学的概念范畴，文学理论家会发现新的解读文学作品和理解文学文本的方法”，毕竟 “新的概念会引领新的看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0] 20世纪以来的我们不仅 “栖居在一个遍及机会和混沌的世界” [11] ，更处于 “一种从无序到有序，从机遇到规律，从混沌到结构涌现的更高级的复杂系统的自然动力学” [12] 占主旋律的世界。总之，混沌理论是我们认知世界以及宇宙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文化的范式。

3、混沌思维与跨学科研究美国文学

放眼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一场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加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科技进步，使得人类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无疑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当代美国小说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科技文化主题。电脑科技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也为小说文本的形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许多有着新的空间形式的小说，如 “赛博空间” “超空间” 等，已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叙事观念。与此共生的是，当代美国小说的叙事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复杂起来。空间批评学者约瑟夫·弗兰克 (Joseph Frank) 对小说叙事 “空间并置” 的建议已显得无力，毕竟许多后现代主义小说根本没有真正的句法和组织可以 “参照”，其叙事也不再遵循传统的因果—线性—时间顺序，小说的空间也呈现出漂浮和异质。换言之，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呈 “混沌” 式碎片化。《血色子午线》《穿越》《天下骏马》《致命尖端》《回声制造者》《鸽灾》等小说，在叙事内容和结构上都有 “混沌” 的空间构型，如90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33卷 “分形” “奇异吸引子” 等。《安德鲁的大脑》《幻影书》《奥菲欧》《末世之城》《树影》《困惑》等小说在故事构成和叙事模式等方面，也运用了 “迭代” “蝴蝶效应” 等混沌理论的范畴，使其有了 “混沌” 的审美效果，兼有新奇而又熟悉的杂糅。不仅如此，混沌理论的空间形式如 “迭代” “分形” “涡旋” 等，也被以约翰·巴思、约翰·豪克斯、凯西·艾克、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科麦克·麦卡锡、保罗·奥斯特、理查德·鲍尔斯、露易丝·厄德里克等为代表的一批当代美国作家所运用，用来丰富他们的小说叙事或建构小说的空间形式，使得他们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新的动态空间性。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时候摆脱C. P. 斯诺所说的 “两种文化” 的现象了。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混沌理论已展示出其对于回顾、重释甚至重记语言、文本、自我、社会以及时空性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混沌理论 “推翻现有的科学观和系统观这一过程，与当今文学对于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能指的自由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重写等新的关注点有了共振”。[13] 不仅如此，混沌理论与人文领域以及当代的文学创作所关注的空间以及空间形式的联系，以及混沌理论与新兴的叙事空间理论家们在对读者介入、整体把握叙事细节，并重新拼贴叙事空间形式等方面强调的共识，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印证后现代主义文学及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富有启发。

混沌理论指出，世界是一个 “决定性的混沌”。在一个充满 “混沌” 的宇宙，我们不能再习惯于 “习惯” 中，要直面我们自身处于的复杂世界的生活事实。混沌理论给予我们的是一种 “真实的冲击”，不仅人们长期从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看待宇宙的思维方式有必要改变，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或考察文学的思维定势，也有必要打破。乔内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说得好，“文学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它得以形成的价值评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14] 海勒指出，混沌理论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秩序的新方法，秩序不再被单纯地概念化为一种绝对的状态，而是在对称的复制中允许非对称与不可预测性”。[15] 她认为，当代美国小说中明显具有的四大后现代主义特质——非线性、自指性、不可逆性以及自组织，在混沌理论中也相当突出。因而，除了与后结构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外，海勒发现，混沌理论 “对总体性的怀疑” 与后现代主义重要学者德里达、詹姆逊、利奥塔与露丝·伊丽格瑞等的观点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混沌理论对迭代、递归循环、非线性与不可预测性等观念的强调，与其他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混沌理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复杂的整体的多元的混沌思维，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把握世界的复杂性，还可以将这种思维方式用来建构一种新的混沌学文学批评。

作为混沌学文学批评的践行者之一，海勒的做法是一个极佳的范例。海勒在《被缚的混沌》(1990) 一书中，就将混沌理论的概念和相关范畴灵活运用，不仅用来解释当代美国文学，还用来说明科学、文学与文化现象三者之间的重要关联。可以说，海勒在她的这本著作中已经提供了混沌学文学批评的范式，“它们不仅与普通的文学批评范式平行且使用更加宽泛，她还凝练出了一些重要的批评词汇，这些词汇与那些描述物理现象的词汇类似”。[16] 除了海勒，著名学者菲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在他的著作《混沌互渗》(1992) 中，就将混沌理论的多个概念进行改造、改装并且化用，使得他着力建构的新的 “审美范式”，不仅超越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突破了分析者和被分析者的二元独立模式。此外，吉莱斯皮 (Michael P. Gillespie) 与帕克等指出，混沌学是一种新的批评系统，重视整体性和多元性，关注过渡和边界状态，能真实反映阅读文学作品时一系列不同的反应。

混沌理论与叙事研究的关联是近年学界讨论的热点。斯莱索格 (Gorden E. Slethaug) 在《美丽的混沌》(2000) 一书中，将结构或内容上运用混沌理论的小说称为 “动态小说”，认为其兼具开放性、复杂性、“可写性” 等特点。[17] 沃尔什 (Richard Walsh) 认为混沌理论和叙事学都是对时间进程中事物运行方式的研究，二者可相互激荡并发生关联。[18] 皮耶尔 (John Pier) 指出，随机过程、离散结构和自组织等混沌理论的重要维度，可为叙事学借鉴。[19] 就混沌理论与当代美国小说的 “混沌” 叙事研究而言，仅以科麦克·麦卡锡小说为例也可窥见一斑。麦卡锡的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形式、叙事策略乃至叙事的空间构型上，都活跃着 “混沌” 的概念和混沌理论的原则和范畴，使得麦卡锡的小说独具 “混沌” 的美学特征。总之，作为一套批评和阐释系统，混沌学文学批评不仅对以 “混沌” 为本体的叙事在时空想象、聚焦作用、叙述结构和阐释方式等方面提供新的方法、概念和范畴，也适用于探讨其他与性属、族群、环境、后人类、历史书写等相关的叙事。

实际上，一直笼罩在人类中心主义下的人文学科，正被 “一个复杂的、以科学研究和技术信息为主导的知识体系所取代”。[20] 这一挑战虽算不上终极危机，但却开辟了人文学科跨学科和跨媒介研究的新纪元，也为 “软” 科学和 “硬” 科学之间的新对话指明了新的方向。混沌思维与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就其对世界呈整体性、互联性等的认识来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无疑给予我们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维度，得以拓展混沌理论在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新的领域。混沌理论所提出的 “自组织” 概念以及系统通过其自然的运作能够展现出更高阶规律的 “涌现”，恰使处于后现代虚无主义焦虑下的人类，有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藩篱的可能。随着人们对后人类状况研究的增强，新的认知主体也会发生变化，不仅出现了人类和非人类、行星和宇宙、自然与人工的复杂综合体，更是出现了环境人文学科、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历史的跨学科融合以及数字人文学科的飞速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调整思维方式。世界永远朝向未来开放，混沌理论可谓恰逢其时。混沌理论带给我们这一新的整体的、复杂的、动态的和全息的思维方式，正是我们得以运用从而应对日新月异、愈来愈复杂的世界和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