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管理中6大价值取向理论

     比较经典的跨文化管理是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Kluckhohn & Strodtbeck，1961)。

     人类共同面对6大问题，而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这6大问题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解决方法都不尽相同。他们提出的这6大问题是：(1) 对人性的看法；(2) 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3) 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关系的看法；(4) 人的活动导向；(5) 人的空间观念； (6) 人的时间观念。

    不同观念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行为。

1. 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人性的看法有很大差异。

    比如，美国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复杂，不单纯地认为人生来善良或生性险恶，而认为人性可善可恶，是善恶混合体。他们同时认为人性的善恶有可能在出生以后发生变化。相反，中国文化对人性采取较单一的看法，“人之初性本善”表现的是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而“三岁看老”则有一点人性难变的假设。

    在管理上，美国强调制度，尽可能考虑人性恶可能带来的坏行为，在设计制度时严密仔细，事先设置种种限制以防坏行为发生；而中国则从人性善的角度，假设人不会做坏事，所以制度稀松，漏洞百出，到坏事发生的时候再去修补制度。

2. 在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上，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讲求“风水”，选厂址、造房子、建工厂，都得先看风水才能决定。另外，房子的朝向、形状等也都得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和谐。而美国人就几乎不考虑建筑与风水的关系，强调的更是人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去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人主导环境是美国文化的特色，而人与环境和睦相处即为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事件的反应。

3. 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很不相同。

    中国人把个体看成是群体的一员，个人离开群体很难生存。个人不应有与他人不太相同的特征，应该尽量合群，一个人如果个性太突出，太与众不同，就可能变得格格不入。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则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集体的利益，应该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而美国文化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应与众不同，都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否则上帝没有造你的必要。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对别人负责；或者说是先对自己负责再对别人负责。另外，他们强调人的独立性，而证明独立性的重要一点就是成年之后离开父母生活，自己打天下。所以，美国青年18岁就离家生活，即使自己的学校或工作地点离父母家很近，也一定会自己另找房子，独立生活。从另一方面来说，父母即使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将孩子送出家门，以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再看看在中国，许多青年成人后依然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直到结婚才搬出去住，觉得很自然，本人也好，父母也好，社会也好，都认为理所当然。

4. 人的活动取向是指一个文化中的个体是否倾向于不断行动。

    美国社会是一个相当强调行动的社会，人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更有甚者，不仅要动，而且要快。而美国人创造的快餐食品，速递公司，也都是行动导向文化的产物。虽然美国的这种行动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商业社会的重要特点，但在许多亚洲社会里，静态取向，安然耐心仍然被视为美德之一，而非无所事事的表现。有时候，甚至提倡“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强调无为而治。所以，当美国人发现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立即找出解决方法，然后实施；而东方人有时会选择静观，什么也不做，让时间和外界环境自然成熟，再抓时机去把问题解决掉。而这样的智慧则很难被美国人接受。

5. 人在关于空间的理念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显著。

    中国人倾向于把空间看成公共的东西，没有太多隐私可言；而美国人、德国人却倾向于把空间看成是个人的私密之处，他人不能轻易走近。中国家庭中的房间常常没有单独的门锁，家里任何人都可随意进出，包括父母的房间，孩子的房间更不用说了。父母进入孩子的房间无需敲门，有的父母甚至擅自拆读子女的信件、翻阅子女的日记而不以为然。在德国，办公室的门都是紧紧关着，居民区的房屋更是大门紧闭，窗户严实，连窗帘都一丝不苟地拉下。相反，日本人的工作空间是公共的，他们设计的办公室巨大，办公桌之间并无隔板，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另一个人在做什么，或者另一个团队的人在聚会与否。

6. 身处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对时间的看法更加表现出文化差异。

    对时间的看法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时间的导向，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另一个层面是针对时间的利用，即时间是线性的，应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按计划和时间表行事；还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做多件事，不应该绝对按照时间表行事，应该灵活机动。

    关于时间的导向，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关注过去和现在，而较少注重未来；美国文化则很少关注过去，基本着眼现在和未来。这种导向的一个表现可以从中美两国创造的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稍见端倪。

    美国是科幻小说大国，科幻电影大国，关于未来外星人的入侵，机器人对世界的占领和威胁，星球大战的爆发，地球生态的哗变，如此种种，大多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近年来美国流行幻想世界的末日到来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或者人类灭亡消失之后的地球会是什么模样。相反，看中国的电视频道，十有七八放着古装电影、戏剧或电视连续剧，唐代的、宋代的、清朝的、穿越时空返古……一部接一部，乐此不疲。据统计，具有这种内容的影视作品至少超过1000部！

    这种时间导向的另一个表现反映在做事的计划性上。

    在商业运作中，在管理中，美国人则更讲究计划性。任何一个美国经理人的日历本，或者是电子日历，上面通常都已写下了未来几个月的安排：商务会议，谈判，出差计划，休假日期，以及与别人的午餐约会，晚餐约会等。远程的商业活动更是提前半年一年就开始做安排了。这种习惯让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的人很难适应：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半年后的某一天几时几分会有空呢？实在匪夷所思。这种由于时间导向不同造成的挫折感，在跨文化商业交往中经常出现。

    将时间看成线性与否也是区分文化的重要方面。

    美国人、德国人倾向于把时间看成是线性的，一段时间内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后再做另一件事，一个约会完了之后紧跟下一个约会，每一个约会在事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反，意大利人、中东人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则把时间看成是非线性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做多件事，不必按部就班有板有眼地按时间表行动，而必须随机应变根据当时的情况及时调整时间安排，不让自己成为时间表的奴隶。

    综上所述，用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提出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来区分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平时观察到的文化差异现象，并对有些“异常”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该理论没有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为什么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这6大价值取向上会如此不同。

    再次，文化应当被看成是中性的，无好坏或先进落后之分，只讨论文化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如何影响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何影响企业和组织的运作和发展。

                                                             《跨文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