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余伟民：美苏是怎样走向“冷战”的？

美国和苏联作为资源和国力超强的国家，都是在二战中崛起的，并在战争形势下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当美苏共同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时，在国际政治层面找到了利益的重合点，也愿意就战后世界安排进行战略协调，寻求“大国一致和合作” 的途径。

但是，美苏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就必然形成双方战略上的互疑和防范心理，并由此衍生出难以调和的各种矛盾。

毫无疑问，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和代表，其意识形态中反共、反苏的理念十分明显。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中看到了未来世界走向和平的希望，并提出了一系列在战后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想法和主张。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 再到后来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诸文件，基本上体现了罗斯福的这种理念。

然而，面对苏联的崛起和日益强大，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罗斯福去世和美国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议会中压制和遏制苏联的呼声占了上风，政府各部门也逐渐为强硬派所控制。在占领德国、贷款、原子能合作等问题上，美国的对苏政策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尽管“返回美洲” 的孤立主义倾向仍在发挥影响，但美国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欧洲。恰在此时，在战争中没落的大英帝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在自己身边出现的日益强大的苏联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

他们十分担心贫困、寒冷和饥饿会引发欧洲的“革命”，并认为“虎视眈眈” 的苏联正在等待这一时机。

丘吉尔就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他到处渲染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气氛，极力说服和推动美国重返欧洲。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随着欧洲一连串“危机” 事件的发生，美国的反应愈来愈强烈，政策愈来愈强硬，终于被“邀请”回来， 并在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

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苏联当时的实力都远远赶不上美国。所以，从逻辑上讲，苏联都不会也不应该主动挑战美国。

因此，就冷战起源而言，在政策取向和舆论导向上，主要的和主动的方面还是在于美国和西方。

但这并不表明苏联是“无辜” 的。恰恰相反，苏联在战后初期的很多言行和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消除美国和西方的不信任感，反而助长了他们对苏联的战略性疑虑。

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反复的相互撞击中，冷战局面终于在欧洲定格。

那么，苏联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为己任。

在国内，苏联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国有化加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行高压统治的政治体制。

在国外，苏共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质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 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对抗中，处在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包围中的苏联，首要考虑的自然是安全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孤岛意识”。

二战后期出现的新形势和苏联已经确定的与美国及西方合作的方针，在形成“新型大国关系” 保障的安全机制的同时，也为苏联的国内体制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但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一种不安全感的困扰———除联合国外，苏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机制望而却步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出于这种心态，苏联不仅需要在国内实行加强军事实力、严格管控社会的传统政策，而且必须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起绝对服从苏联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甚至在一些感到“不满意”“不安全” 的地区谋求超出“雅尔塔体系”的权益。

二战为苏联打开了世界窗口。工农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识精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党内干部对改变原有体制和政策的设想，汇成了一股“思变”的社会潮流。

这在客观上为苏联提供了调整和改革战前已陷入重重矛盾的原有体制的内部条件，而大国合作的国际环境则为此提供了外部条件。

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长期宣传造成的思想僵化，严重旱灾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逐渐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等种种原因，苏联不仅没有抓住机遇实行制度性调整和改革，反而进一步强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思变” 的倾向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是对其统治权力及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威胁。

1946年出台的“日丹诺夫主义” 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应。其主旨在于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而不是通过制度性改革消除和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

国内政策的这种取向也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46年2月，斯大林在其著名的选举演说中，强调“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证苏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等，原本是针对国内问题讲的，希望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和净化意识形态，彰显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在西方政治家眼中，这种宣传无异于试图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战争鼓动”，是针对自由世界的“战争叫嚣”。

于是，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发出八千字长电，指责“扩张” 和推动“世界革命” 是苏联行为的根源。丘吉尔发表“富尔顿演说”，宣称欧洲的“铁幕” 已经降临。

对于苏联国内政策的这种“外延性” 解读，进一步加重了西方的疑虑，加深了对苏联的误解。其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对“希腊危机” 的看法。

希腊共产党与政府决裂、重新拿起武器，实际上与苏联毫无关系，但西方就认定这是苏联煽动的“革命”，是意图在欧洲实行扩张。希腊危机也因此成为英国“邀请” 美国返回欧洲的重要理由之一。

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已经建立起一圈战略“安全带”，本来应该感到满足了。但斯大林就是放心不下，尤其是对一些东欧国家，非要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排他性地掌握国家权力。于是，便采取种种手段和方式，对东欧各国议会选举进行操控。在这方面，东欧国家共产党为了保障自身权力而影响了莫斯科的判断固然是一个客观原因， 但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使得苏联只相信共产党，不愿也不敢与其他各党派合作的因素，则发挥了主要作用。

苏联把东欧国家作为卫星国实行严密控制和过度干预引起了本地区和西方的反感，这种情况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断发生，自然使西方认定，所谓对多党制议会政府的保证都是空话，指责苏联违背诺言，破坏了雅尔塔体系。

另一方面，为了稳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不仅要在道义上承担“责任”，还要承受日益沉重的巨大的经济负担。

结果，斯大林建构的安全“ 缓冲区” 反而给苏联造成一种“安全困境”。

斯大林的不安全感特别体现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内未能满足苏联利益诉求的地区，这主要是指伊朗和土耳其。

为了取得伊朗北部的石油资源、保障苏联南部的安全，苏联拒不履行战后撤军的协定，并以建立库尔德人民党、发起地区自治运动相威胁，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

为了控制土耳其海峡，苏联在多次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约》未果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废除《土苏友好和中立条约》，并以调整边界、索要领土相威胁，从而引发了“土耳其危机”。其实苏联并未认真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军事准备，而只是希望通过恐吓和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在莫斯科看来，在伊朗和土耳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直接触犯美国的利益，但这些行为明显地溢出了雅尔塔体系，必然会引起西方的恐惧和强烈反对。

结果苏联自取其辱，在杜鲁门发出“最后通牒” 和美国第六舰队驶向地中海的时候，斯大林不得不分别“收回成命”。

然而，斯大林在处理与西方接壤的周边问题时的贪婪和过于强硬态度，无疑大大刺激了本来就对苏联感到不安和不满的邻居。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和危机，激发了美国充当“自由世界” 领袖和保护者的“救世主” 心态，助长了西方反苏、反共的强硬派势力， 导致“杜鲁门宣言” 和“马歇尔计划” 出台，斯大林的“联合政府” 政策也随之彻底失败。

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和“进攻” 态势，苏联被迫迎战，于1947年9月组建欧洲九国组成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 的理论，尚未形成的战后统一国际体系终于破裂。

尽管斯大林一直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其出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言行和政策还是刺激了西方和美国，引起强烈反弹。

结果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了对苏联更不安全的环境，“大国合作” 最终为“集团对抗” 所替代，冷战局面迅速出现在欧洲，并很快扩展到亚洲。

冷战的发生，固然与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行为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制度性分裂的结果。

在二战中曾经联合为一个阵营的反法西斯盟国，战后却因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分裂为“两个阵营”，美国和苏联成为各自“阵营” 的中心。这也就是冷战格局的“二元—两极” 结构。

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异质制度的大国在战争条件下结盟的产物，而意识形态的对立及美苏对各自“ 势力范围” 的控制使原来被遮蔽的制度异质性在政权建构中显化了，被划入势力范围以及处在“中间地带” 各国的本土性革命因素则与大国政治交织在一起，最终将战后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阵营” 对抗的格局——冷战的根源和本质即在于此。

历史表明，作为一个“革命国家”，苏联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异质性和对抗性既是“世界革命” 的依据，也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产生疑虑和敌意并使双方关系趋向冲突的内在动因。正是后者，使雅尔塔体系难以持久稳定地维持下去，即使双方主观上不想这么做，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驱动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陈阳

作者：沈志华，察哈尔学会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冷战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