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正式提告：TikTok法律诉讼的攻防依据与可能变数

在涉TikTok法案正式签署成为法律前，TikTok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反击，多次取得了胜利的果实。早在特朗普政府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行政令全面禁止TikTok时，其法律团队援引《伯曼修正案》关于IEEPA管辖权的限制，并已经开始强调禁令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迄今为止已经成功让三名法官阻止了相关禁令：2020年，费城法官温迪·比特尔斯通（Wendy Beetlestone）指出，TikTok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假设的”。同年，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卡尔·尼科尔斯（Carl Nichols）批准了一项初步禁制令，暂缓实施美国商务部针对字节跳动旗下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序TikTok的禁令。2023年底，蒙大拿州法官唐纳德·莫洛伊（Donald Molloy）表示，蒙大拿州官员在该州境内封锁TikTok的讨伐“普遍反华情绪”。国会立法顾问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除非涉及实质性的“国家安全”侵害，不得违反宪法，因此通过立法来禁止TikTok最为有效。

然而与此前不同，此次涉TikTok法案在拜登签署后已成为联邦法律，相关国家安全指控更站得住脚。虽然存在因违法第一修正案而推翻联邦法律的先例，但最高法院曾明确表示，当涉及外国对手或者当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岌岌可危时，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能更难以直接被用作法案无效的依据——这使得TikTok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正如《巴伦周刊》最新刊登所述，TikTok在美国的反击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目前主要存在三大变数：第一，正如前文所述，违宪诉讼结果尚未可知。第二，总统大选将为TikTok禁令增添变数，公众态度或影响后续走向。第三，中国政府未来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剥离，禁令存在公开上升地缘竞争高度的风险。

法律层面，明尼苏达大学宪法法律教授阿伦·罗森施泰因（Alan Rozenshtein）表示，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论据是否足够。美国政府有可能向法院披露有关TikTok涉嫌的安全威胁的机密信息。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执行主任贾米尔·贾费尔（Jameel Jaffer）预计，TikTok对禁令的挑战将取得成功，因为第一修正案不仅包括狭隘的“言论自由”即自由表达权，还包括“接收权”（全称“接受信息和想法的权力”，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ideas），使得政府不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限制美国人从国外获得思想、信息或媒体。在1965年冷战高峰，最高法院首次拉蒙特诉邮政局长案（Lamont v. Postmaster General）中裁定联邦法律公民有权接收即便是外国宣传信息，否决了“使美国人难以接收外国共产主义政治宣传邮件”的联邦法律——《1962邮政服务和联邦雇员薪酬法案》（Postal Service and Federal Employees Salary Act）。[1]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拉蒙特诉邮政局长案的焦点在于言论自由和政府对个人通信的干预，彼时被废除的联邦法律非涉及国家安全字眼。

反对该禁令的数字公民自由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师大卫·格瑞尼（David Greene）表示，在即将进行的诉讼中，司法部将需要表明国会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关闭一个受欢迎的通讯平台所带来的言论自由负担。同时，它还必须驳斥TikTok提出的议员关切可以通过比禁令或强制出售该应用更为狭窄的限制来解决的论点。

还有人指出，针对一家公司的禁令无助于实现推行禁令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在拜登签署禁令后指出，Facebook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事实上也对国家安全中的“选举安全”造成了危害，而封禁TikTok只会助长其他公司。非营利组织Fight for the Future的主任埃文·格里尔（Evan Greer）认为，国会的努力本可以更好地针对隐私和反垄断法，而不是针对一家公司的法案。“在不通过真正的技术法规的情况下禁止TikTok只会进一步巩固Meta和Google等垄断，而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美国人免受数据收集或政府宣传的影响。”

地缘竞争层面，中国“国家安全”与美国“国家安全”的相遇，可能存在激化的风险。知名投行韦德布什（Wedbush Securities）董事总经理丹·艾夫斯（Dan Ives）表示，由于2020年中国商务部在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了人工智能，包括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字节跳转在出售这项技术之前在技术层面必须获得商务部长的许可。《纽约时报》认为，有关事件已经引发了一场关于“国家安全”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可能最终会进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而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公司采取措施进行“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