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中俄关系认知及转换前景

三是中俄关系是更加紧密的“轴心同盟”。

乌克兰危机以来，部分西方专家对中俄结盟的认知更进一步，将其与冷战阵营对抗的军事政治联盟类比。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俄“轴心”这一生造概念，已经被美国重点智库、知名专家和部分主流媒体不断地罗织、拓宽为“（新）威权轴心”、“轴心合作”、“便利轴心”、“网络轴心”、“文明轴心”等，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也体现出超越党派、政府届别的延续性认知特征。

以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为例，2016年10月，基于两党对中俄关系的高度共识，该智库获得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慷慨拨款，专门用于研究美国如何应对中俄战略合作。国家亚洲研究局与美国多家智库和大学联手，发起一个有数十名资深专家参与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34]目的就是找出中俄关系的“离合器”到底在哪里，什么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最终呈现的报告就将中俄合作定性为“威权轴心”[35]。

有学者指出，参加该项目的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属建制派，在政见上与时任总统特朗普格格不入，也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心”，但在遏制中俄两国问题上却是急美国历届政府之所急，拜登执政更是为建制派继续推进打压和遏制中俄两国提供了新契机。[36]而乌克兰危机让美国政策界对中俄“轴心”合作的程度与未来走向更加担忧，将其视为“中俄轴心”的试金石。

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认为，虽然中俄两国并不总是彼此喜欢或互相信任，但他们都在努力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并吸取了冷战失败的教训，在欧亚地区“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对抗美国，以实现在欧亚大陆两端占主导地位的目标，他们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和二战时期德日同盟的特征。他还提到，中俄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轴心关系，美国采取让步和外交等手段离间中俄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他主张，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推行类似“双重遏制”战略的强力手段。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如今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方面远超中俄轴心，但却无法以低成本来推行双重遏制战略。[37]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美国将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迅速崛起的系统性对手和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的大国正在紧密结盟反对美国。[38]

（二）逆流：去等级化与新型中俄关系

与“结盟论”预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是在大国博弈空前激烈的背景下，中俄官方依然坚决否认两国是结盟关系。2021年10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俄中没有建立任何封闭的军事集团，将来也没有建立这一集团的目标。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赞赏普京总统对中俄关系的积极评价，指出“中俄两国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虽然这样的外交话语给人更多想象空间，但在2022年2月4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39]。乌克兰危机以来，两国也否认结盟。2023年3月，普京总统在接受国家电视台对话时再次表示，中俄没有建立军事联盟，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没有任何秘密，更不会创建一个反北约的全球组织。由此可见，结盟并非中俄关系当下的最佳选项。这一点西方政策研究界的专家也给予了重点关注。

2023年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称中俄遵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图片来源：外交部）

1. 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早在2017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约翰·德雷南（John Drennan）、皮埃尔·诺埃尔（Pierre Noel）三位研究员就撰文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学会相互合作和照顾彼此利益，通过兼顾彼此的战略利益，两国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建立了有效的伙伴关系。两国平等相待，优先考虑“正和”互动，表明中俄之间已经构建起大国关系的新模式。[40]波波·罗也认为中俄远非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联盟，而是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典型大国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样的伙伴关系相对稳定，西方难以分化挑拨中俄关系，因为中俄双方都无法承受彼此为敌的代价。[41]

与此同时，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莉娜·贝纳卜杜拉（Lina Benabdallah）观察到，中国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俄罗斯，而未采取具体的亲俄行动，因此“中俄结盟”只是媒体和党派的政治宣传手段，未来应该就此类消息加以批判。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战争问题高级研究员马蒂厄·布莱格（Mathieu Boulègue）也明确指出，中俄之间并非结盟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务实和机会主义关系。[42]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研究主管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E. Hamilton）对中俄之间的务实倾向做了更细致的诠释，他认为中俄之间既非战略伙伴关系，亦非“各取所需的轴心”，而是一种取决于具体区域和情境的复杂、动态关系；中俄在利益重叠地区既有合作又有分歧。[43]

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一颇具中国风格的描述在学术界亦有回响。有专家认为，中俄远超结盟性质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对主要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大变局的相似愿景的基础之上的，认为中俄两国中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对于双方本身来说很重要，但对于全球局势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中俄关系是一个整体现象，并且是国际关系的单独部分，不涉及承担义务，不是联盟但近似联盟。[44]

2. 中俄意在构建一种去等级化（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有学者从中俄合作中强烈的问题导向、务实风格出发，阐述双边关系中的平等特征。谢尔盖·拉琴科指出，中俄双方都不太愿意接受盟友关系的约束，因为这通常要求双方承诺互相保护，并就外交政策进行密切磋商，而且这种约束还会导致双方战略上的分歧和领导权上的争执。他认为，中俄关系并没有形成等级制度，而是以重要战略问题为基础，这使得北京和莫斯科都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达成共识，这与中苏同盟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俄两国这种非正式盟友的现实情况下，美国更难“以寡敌众”。[45]

也有学者将中俄两国彼此尊重、相互协调的相处模式视为两国平等关系的基础。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指出，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中俄关系并非等级森严，也不要求俄罗斯毫无条件地服从中国的意愿，而且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相距甚远，谁也不指望对方接受同样的世界观，所以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不满情绪和对从属地位的抵触情绪来挑拨离间的假设是错误的。[46]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Michael Kofman）也指出，中俄关系不是正式的军事同盟，俄罗斯也不是中国的附庸，因为北京从未这样想过，而且经济实力的不对称不是决定中俄关系等级的决定性因素，两国关系是一种协调的、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47]

此外，还有西方专家的研究指出，中俄追求的去等级化关系在全球层面也得到了积极回应，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中俄项目首席研究员德米特里·努鲁拉耶夫（Dmitriy Nurullayev）和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高级研究员米哈埃拉·帕帕（Mihaela Papa）通过对1991至202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状况的量化分析发现，当中俄立场一致地反对美国时，大多数国家倾向于支持中俄；此外，上合组织、金砖国家、77国集团这类松散的非正式联盟比北约集团在投票时更加团结；这反映出中俄合作立足于推进多极化和革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并且得到了可观的国际支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