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第二章 1900年之后美国的远东战略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部队一直在亚洲驻扎，几乎从无间断。1854年，美国海军“阿什洛特号”军舰首次在长江执行“巡逻”任务。到 1900年，炮舰在中国内河执行任务已成例行公事。美国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9年中国与奥匈帝国签订的条约，认为美国海军军舰有权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有权访问各个港口。这两个条约都规定：“没有敌意或进行捕盗的军舰可自由驶入(中国)所有港口。” [ 注：埃文斯·卡尔森在“外国在中国使用武力的法律根据”一文(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六十二期[1936年11月]，第1546页)中引证过这一点。另见肯普·托利著《长江巡逻队》(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71年)，第一、二章。 ] 　　在新旧世纪更迭之际，驻在远东的美国海军受到了两大事件的影响。美西战争就是其中第一大事件。美国先后向香港和马尼拉派遣了乔治·杜威海军准将率领的海军分舰队，这支舰队在马尼拉击败了西班牙部队，这是一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杜威的胜利使得美国把菲律宾群岛占为己有，这样菲律宾群岛就成了美国在远东地区推动军事和商业活动的一个作战基地。更为重要的是，1898年之后，远东政治对美国来说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美国占有了菲律宾群岛，这就使美国承担了保护菲律宾群岛的义务。而为了履行这一义务，美国就必须在这一地区持续驻扎美国陆海军部队。 　　第二起事件也使美国派遣了海军部队，这就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之乱。美国派遣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参加国际军事部队，一起前往北京，援救围困在城里的外国人。义和团被镇压后所签订的议定书给予美国(以及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在京城及其附近派驻部队的权利。到192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卫队已有四百五十到五百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美国在离北京五十六英里邻近海边的天津还驻有一支部队，也就是陆军第十五步兵团的两个营。 [ 注：这个有所缩减的海军陆战营在1925年由路易斯·利特尔中校指挥，后又由托马斯·霍尔库姆上校指挥，拥有六门三英寸的大炮，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外国部队。规模占第二位的是一支由二百二十四人组成的英国部队。《中国年鉴，1926年至1927年》(上海：《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1928年)，在第1087页精确地记载了1925 年驻华外国部队的兵力。第十五步兵团第三营驻在菲律宾。驻在天津的那支部队在1925年年底兵力达九百四十六人，拥有三门三十七毫米的大炮。这支部队在 1925年由艾萨克·纽厄尔上校担任指挥，约瑟夫·卡斯特纳少将担任总指挥。在驻华北地区的外国驻军中，美国部队名列第三，法国部队兵力达一千五百六十人，英国部队达一千零三十四人。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七款规定，在北京建立使馆区，使馆区的居民有权在使馆区“自行防守”。第九条给予占领国权力酌定数处，留兵把守，以保卫北京通到海边的铁路线。 ] 　　美国派驻远东水域的海军力量比较薄弱。美国占有菲律宾之后，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防卫问题，因为美国陆军部队没有足够兵力把守这个群岛，无法防止成功的入侵。与此同时，和平时期的美国海军舰队规模也不大，只够在一个时期中维持一个洋区的必需兵力，无法兼顾两个大洋。由于美国在战略上优先考虑大西洋战区，因此不可能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一支作战舰队。美国认识到菲律宾群岛在战略上十分脆弱，因此在本世纪头二十五年中美国执行两种政策以弥补这一弱点。首先，美国试图在外交上达成保护这个群岛的协议；其次，美国也向这一地区派驻了一支海军部队。 　　军事决策人和外交决策人都认为日本对菲律宾所造成的威胁最为严重。美国试图同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借此来保护菲律宾群岛。美国同日本于1905年签订了《塔夫脱-桂协定》，1908年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并于1917年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想通过这些协定使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拥有主权。这些协定所暗示的是作为交换，美国对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各种欲望将予以默许。 [ 注：见泰勒·丹尼特著《美国人在东亚》(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2年)；A·怀特尼·格里斯沃尔德著《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多德·米德公司，1938年)；李田意著《伍德罗·威尔逊的对华政策》(纽约堪萨斯市出版社，1952年)；托马斯·贝利著《西奥多·罗斯福和日本危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4年)。 ] 这种“纸面上的相互追求”最终导致了1921至1922年举行的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达成的四国条约和九国条约中试图确保太平洋的现状，并要加强1899年和1900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信誉。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美国在远东地区维持一支海军部队的必要性将会大大减轻，不必派驻一支海军部队去保护菲律宾群岛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 [ 注：杰拉尔德·惠勒在《珍珠港序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921年至1931年》(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63年)一书第一章里对这一努力进行了启发性的探讨。另见雷蒙德·比尔著《华盛顿会议》(纽约阿普尔顿公司，1922年)。条约文本载于《限制军备会议，1921年-1922年》(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25年)。 ] 　　为了辅助这些外交活动，海军派遣战舰进行访问，并在这一地区建起一支规模不大但却是长期驻扎的部队。1907年至1909年的“白色大舰队”的航行和 1925年以夏威夷为基地的舰队演习都是海军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游弋”。 [ 注：惠勒著《珍珠港序幕》第 36、37页。有关这些活动的计划和执行的第一手材料，见罗伯特·孔茨著《从密西西比河到大海》(费城多兰斯公司，1930年)；亨利·威利著《来自得克萨斯的海军上将》(纽约州花园城：道布尔戴·道兰公司，1934年)；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南方历史收集馆的《莱曼·A·科顿材料集》。 ] 　　早在1870年，当约翰·罗杰斯海军少将被任命为亚洲海军分舰队司令的时候，海军部长乔治·罗伯逊在给罗杰斯的信中就阐明了驻在远东地区的美国海军部队的责任。罗伯逊指出，在罗杰斯之前的分舰队司令“至今为止总是只顾中国海和日本海”，并提醒罗杰斯他即将指挥的部队要为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负责，包括毗邻的海域。海军部长承认由于亚洲分舰队“规模不大”，无法访问它所负责的所有地区，但是他敦促罗杰斯尽力多访问那些“边缘的小岛”。罗伯逊强调指出，将来中国和日本对美国的商业将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 注：罗伯逊致罗杰斯，1870年4月5日。海军少校A·S·梅里尔(海军情报局)在1928年7月9日致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的信中全文引用了这封信。亨培克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提供一些关于亚洲舰队的背景材料，以供他正在准备的一篇演说中使用。梅里尔的信是给这份备忘录的回信。 ] 　　亚洲分舰队于1902年8月升级为舰队，这时它的实力已处于1942年前舰队实力鼎盛时期。1902年，由于菲律宾发生叛乱，美国向远东地区派遣了战舰和装甲巡洋舰，但到1907年这些部队都已拆散，亚洲舰队也不复作为一支主要战斗舰队的一部分而存在了。当然美国军舰仍然留在远东地区，1910年2月20 日，“出于战略及行政原因”，亚洲部队又重新组成一支舰队。同时也应该向这一地区派遣一名能够悬挂自己将旗的海军将官，因为在这一地区拥有高级军衔将有助于这名军官执行自己重要的外交任务。 [ 注：海军部长关于《1910 财政年度的报告》，第20页。理查德·利奥波德在“舰队组织，1919年至1941年”一文第10页中引证过这份报告。 ] 从1910年一直到1942年解散，亚洲舰队虽然是一支规模较小的海军部队，但它一应俱全，舰队总司令直接向海军部长汇报工作，1915年之后，则直接向海军作战部长汇报工作。 　　 1922年11月，亚洲舰队司令描述了亚洲舰队的使命：战时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执行“橙色作战计划”。这是海军为万一同日本发生战争而准备的总计划。驻在远东地区的部队应力图挡住日本向菲律宾发动的进攻，抵抗时间应足以让美国主要舰队穿过太平洋，同敌军部队交战。舰队司令写道，为此目的，亚洲舰队承担了下列任务： 　　 (一)保护吕宋岛和关岛； 　　 (二)阻止日本远征部队进攻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 　　 (三)在美国舰队到来之前给日本施加压力； 　　 (四)保护太平洋的交通线； 　　 (五)提高美国的威信，帮助执行确保有利于我们在华行动的措施； 　　 (六)帮助美国舰队向西太平洋地区前进。 [ 注：美国战斗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2年11月29日。 ] 　　从1904年以来，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就开始讨论“橙色作战计划”的梗概。1906年，计划草案已经形成，1910年，已开始有系统地撰写这份计划。到 1913年，美方已对有可能同日本爆发的战争进行了“巨细不漏地研究”。 [ 注：路易斯·莫顿：“橙色作战计划”，载《世界政治》第十一期(1959年1月)，第222页。这篇文章从联合委员会于1902年组建开始，简明扼要地讨论了这份计划的发展过程。 ] 这一计划的基本前提是，驻在当地的部队应“挡住”日本人，直到美国舰队穿过太平洋，最后打败敌人的海军部队。 　　但是在1919年，曾经担任过联合委员会海军成员的颜尔露(哈里·亚内尔)海军上校却写道，如果同日本爆发战争，“似乎可以肯定经过一定的时间，菲律宾将被攻陷，我们驻扎在那里的不管什么部队都将被俘。”陆军作战计划处与海军作战学院也持有颜尔露的这种观点，他们在19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不幸”，海军“根本没有作好同日本打仗的准备”。 [ 注：颜尔露致约翰·麦克阿瑟·帕尔默上校，1919年4月25日，同上，第224、227页。威廉·布雷斯特德著《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909年至1922年》(得克萨斯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33页。布雷斯特德从海军的角度全面讨论了“橙色作战计划”的发展。 ]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橙色作战计划”的发展过程从来没有间断。1923年年初，联合委员会制定了“太平洋战略概述”。这一概述是根据下列四个假设制定的： 　　 (一)美国在太平洋卷入的任何大战都将是同日本发生的战争； 　　 (二)美国必须在西太平洋获胜； 　　 (三)马尼拉湾是舰队所需的前哨基地的最佳可取地点； 　　 (四)胜利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占有马尼拉湾以及托管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所有港口”，是否能对日本进行封锁，并采取能够迫使日本投降的“进一步行动”。 　　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马尼拉湾必须至少坚守六个月，救援部队必须由一支至少由五万人组成的陆军军团和一支实力至少比日本海军强百分之二十五的舰队组成。委员会敦促亚洲舰队的实力应保持“二十艘潜水艇，十九艘驱逐舰，以及两中队的水上飞机”。 [ 注：布雷斯特德著《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第385-387页。总委员会致海军部长，载《首都华盛顿海军作战档案总委员会记录》，1923年4月26日。该委员会富于远见地敦促美国避免“在亚洲大陆上进行陆地作战”。杰拉尔德·惠勒在《军事事务》第二十一期(1957年夏季)第61至74页“美国海军和‘敌人’日本：1919年至 1931年”一文中，讨论了日本为什么并且怎样被认为可能是太平洋地区的敌人。1922年以后，人们假定在远东地区爆发的一场海战中，英国和美国将联合起来同日本作战。惠勒也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海军总委员会的工作。总委员会的成员是“一批高级海军军官，大部分都是海军将官，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审议海军部长提出的问题。他们总是一致作出决定。一名通常是过去担任过舰队司令的高级海军少将被指定为总委员会的主席；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海军作战学院院长和海军情报处主任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这个委员会不是根据国会的法令而成立的，而是由海军部长召集成立的”(第62页)。惠勒得出结论说：在整个二十年代， “海军坚信将来任何战争都将是同‘橙’——日本作战”，并指出：“总委员会相信日本针对远东地区的海军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侵略性政策”(第71、74 页)。布雷斯特德在《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一书第三十九章到四十一章中也表示支持惠勒的这一观点。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人们相信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占有优势，这种观点得到如下三种因素的支持：(一)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位置；(二)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规定阻止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岛上筑垒设防；(三)1922年的条约允许日本大大增加海军造船吨位。到1928年，日本海军在战舰数目上约同美国旗鼓相当，而在其他类型的军舰上已经超过美国。 ] 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分别于1928年6月和7月批准了正式的“橙色作战计划”。8月，海军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海军政策修改文件”，这份文件只是重复了一系列陈词滥调。它所确定的“海军根本政策”是要维持一支兵力充足的舰队，足够用来支持美国的政策及其商业活动，并且保护海外领地。海军的“总政策”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支持美国的对外商业活动”。这份修改文件未能解决“橙色作战计划”的基本弱点，也就是日本海军同美国亚洲舰队之间的实力悬殊这个问题。 [ 注：约瑟夫·施特劳斯海军上将在他于1921年担任亚洲舰队司令时给“橙色作战计划”的发展做了一个有趣的脚注。这位海军上将提议，由于各国的内河炮舰主要都是执行警察任务，因此爆发战争时这些炮舰应被视为中立。这就能使这些炮舰继续执行自己的使命。总委员会答复说：“考虑到即将举行军备控制会议以及美国采取的支持中国主权的立场……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长，1921年7月26日)。 ] 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继续占有菲律宾，总委员会似乎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本世纪二十年代，亚洲舰队的诸位总司令都认为他们的主要使命是为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做好准备。他们认为保护并推进美国的在华利益是居于第二位的任务。举例来说，马克·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1928年讨论自己的责任时说：“除此之外，舰队还有一项额外任务，那就是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再次提起这一问题，他写道，尽管中国局势向舰队提出了要求，他“仍在试图使舰队训练有素，使舰队真正成为海军的一部分”。 [ 注：应该注意到被布里斯托视为不象海军而打掉这些“要求”使得舰队大部分军舰都卷入到真正的作战之中，尽管作战的规模较小。 ] 　　舰队司令是根据1922年12月6日颁布的海军第94号总令开展工作的。他负责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地区，另外还正式承担了维持华南巡逻队和长江巡逻队的任务。 [ 注：亚洲舰队年度报告，1924年7月1日-1925年6月30日。 ] 当然这两支巡逻队在这项总令颁布以前很久就开始活动了，美国军舰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开始访问长江。 [ 注：见戴维·罗森堡的“长江巡逻队历史：美国帝国主义研究”一文。这篇论文获1969年美国大学系奖。另见托利著《长江巡逻队》 ] 　　亚洲舰队司令在1903年并不是根据条约特权为江河巡逻队进行辩护，而是根据权宜需要为之辩护。当一位中国官员对美国海军“维拉洛波斯号”炮舰访问南昌表示抗议时，罗伯利·埃文斯海军少将告诉这艘炮舰舰长，访问这个港口是合法的，并且指出他“希望在可行的情况下，用同样的方式访问在华所有拥有财产或其他合法利益的美国人”。“维拉洛波斯号”炮舰舰长受命拒绝接受中国人的抗议，并且通知那位官员：“我们的炮舰装备精良，足以对付[土匪]，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不尊重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他们将立即受到处理，炮舰无需得到进一步指令就可施加严厉持久的惩罚。” 　　接着，埃文斯向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只要中国人允许美国侨民在不管何地从事商业活动或其他活动，那他都有权力在必要的时候派遣适当的部队向他们提供保护。康格对此表示异议，但是埃文斯得到了国务卿海约翰的支持。 [ 注：引自卡尔森“外国在中国使用武力的法律根据”一文，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六十二期(1936年11月)，第1546、1547页。海约翰援引《天津条约》和中国与奥匈帝国签订的条约来支持埃文斯的观点。 ] 　　到1922年，美国在中国内河进行巡逻已成为美国势力的一个被人承认的经常现象。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孔茨海军上将于这一年写道：“长江巡逻队保护着我们沿江一千七百英里的利益，一直伸入到中国的心脏。” [ 注：罗伯特·孔茨“海军与商业”，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四十八期(1922年6月)，第999页。 ] 孔茨这是在步阿尔弗雷德·马汉的后尘。马汉过去曾经指出，长江使得中国对商业和海军活动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从大海一直深入到中国的……心脏”。 [ 注：阿尔弗雷德·马汉著《亚洲问题》(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00年)，第41页。 ] 　　孔茨还强调海军驻扎在长江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沿江进行贸易活动。他指出虽然美国“每年要花费三百万美元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的价值却“超过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 [ 注：孔茨没有标明这一资料的来源，关于这类情报比较有权威性的资料来源是查尔斯·雷麦著《外国在华投资》(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第76页注解。雷麦估计1914年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只有四千九百三十万美元。另外，1922年美国同日本和中国两国的贸易逆差达一亿二千八百万美元。(美国商务部：《美国对外贸易和航运》，第二卷，1922年[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23年]，表四，引自惠勒前揭书，第19页。) ] 这位海军上将列举的数字是否准确值得怀疑，但他这种理由符合这一时期的美国思想。1923年，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曾两次给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写信，敦促他加强海军在长江上的势力。 　　休斯注意到1923年海军建设预算中没有包括建造新炮舰的费用，他指出：“这些部队的实力仍然不足以保护华中地区的美国利益，这已引起我国驻该国官方代表的严重关注，同时也引起美国民间组织的批评以及报界的注意。”国务卿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动乱和仇洋排外活动都将加剧，他警告登比：“大批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可能不得不完全依靠英日两国的海军部队提供保护。” [ 注：休斯致埃德温·登比，1923年3月8日，1923年4月7日。 ] 　　 1923年10月，休斯谈到美国在华教会利益的重要性时指出： 　　我国主要的商业利益和教会利益都集中在长江流域，……由于这条带有支流的河流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向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提供极高的海军保护……[巡逻队]已经向中国人民表明外国政府的目的是既要保护他们的传教士，又要保护他们的商人，并且表明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很明显，有必要保持一支规模适当的海军巡逻部队。 [ 注：休斯致埃德温·登比，1923年10月16日。引白华莱士·沃顿“我国在华海军”一文，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一期(1925年1月)，第75页。 ] 　　海军官员们也进一步谈到中国对美国商业的重要性。1923年担任长江巡逻队司令的W·W·费尔普斯海军少将指出，他的部队将“保护美国的权利，……我们要使每个来到长江流域寓居或经商的美国人都感到高枕无忧，……我们要竭尽全力保持[长江]开放”。 [ 注：《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9月7日，第5页，援引1923年8月27日《字林西报》的会谈记录。 ] 1925年8月，华南巡逻队司令E·T·康斯坦恩海军上校写道：“如果外国人能够放弃一种暂时的私利，那么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是受到优惠的国家。” [ 注：康斯坦恩致罗杰·韦尔斯海军上将，1925年8月4日。 ] 总委员会在为1925年海军建设要求进行辩护时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意见，总委员会宣布：“一种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的外贸对我们来说将越来越有必要。” [ 注：总委员会第420-12 号/编号1162，1923年4月7日，第5页。 ] 　　受命保护这些利益的就是亚洲舰队。在1925年，这支舰队通常拥有一艘作为旗舰的装甲巡洋舰，两个驱逐舰分队(每个分队拥有十艘驱逐舰)，两个潜艇中队 (每个中队有六艘潜艇)，为数众多的炮舰，“黑隼号”驱逐舰供应船，以及“海狸号”和“坎罗普斯号”潜艇供应船。有时，“肖蒙特号”、“亨德森号”和“金星号”运兵船也供舰队司令调遣。 　　 1925年12月，略为新式的“匹兹堡号”巡洋舰取代了建于十九世纪的“休伦号”巡洋舰担任旗舰。这艘军舰建于1903年，配有四门八英寸和十四门六英寸的大炮，这是军舰的主要炮群，还配有十六门三英寸的炮及两支鱼雷管，并能运载两架能在船上起飞的水上飞机。“匹兹堡号”军舰上的正规编制中还包括七十五名左右海军陆战队队员。这艘军舰的吃水深度为二十六英尺，排水量为一万五千吨。由于体积庞大，这艘旗舰很少冒险在中国河流里航行，除非是沿着长达三十八英里的黄浦江前往上海。而“休伦号”则曾于1923年驶抵过汉口。 　　舰队的主要军舰是驱逐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驱逐舰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或在大战之后不久建造的新舰。这些新驱逐舰都是平甲板，有四座烟囱，排水量一千二百吨，吃水深度九英尺十英寸。它们的特征是配有四门四英寸的大炮以及一门三英寸的高射炮，还配备了十二支鱼雷管，有些驱逐舰还配有深水炸弹。这一级的驱逐舰时速可达三十五海里，由一百二十五人操作。由于吃水不深，这些驱逐舰能够沿着长江一直驶到汉口。它们经常驶到汉口，有时甚至走得更远。当时一共建造了二百七十三艘这种平甲板的驱逐舰，它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构成了美国海军小型作战部队的中坚力量。这些驱逐舰速度快，配有威力强大的武器，恰好适于在海岸水域以及内河水域进行活动。 　　亚洲舰队的潜水艇都属于“S”级的小潜艇，潜入水底时排水量为一千二百吨，浮在水面时吃水深度为六英尺。这支潜水艇小舰队有两艘供应船，“海狸号”和“坎罗普斯号”，它们排水量都为九千三百二十五吨，时速为八海里。 　　舰队经常租借商用轮船来补充舰队所属的三艘运输船的活动，往往是租借罗伯特·多拉尔运输公司的“总统班船”。美国海军“金星号”运输船是一艘四千五百吨的民造轮船，它的主要任务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属岛之间运载人员和物资。这艘船大部分时间都行驶在阿加尼亚、关岛(它的母港)、马尼拉和日本等地之间。“金星号”只能运载五十名乘客。“亨德森号”和“肖蒙特号”为了运载部队，作过特别改建。“亨德森号”排水量为一万吨，时速可达十四海里，可以运载两千名士兵。 “肖蒙特号”运输舰过去是霍格岛的双层渡船，它能运载一千二百多名士兵，排水量为一万三千四百吨，时速可达十五海里。舰队还有一艘载油船——“派克斯号” 军舰。 　　此外，长期以来亚洲舰队还配备一些种类繁杂的军舰，它们都在海岸和内河巡逻队中执行任务。这些军舰既有老式扫雷艇，也有经过改装的游艇。华南巡逻队的总部设在广州地区，它负责在这一地区的水域进行巡逻。这支巡逻队通常由一名海军上校指挥，他的旗舰是“萨克拉门托号”军舰。这支巡逻队通常还拥有另外两艘军舰，即“海伦娜号”和“帕姆帕恩加号”军舰。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事态发展上的军舰中，为数最多的一批军舰组成了长江巡逻队。在1925年至1929年期间，美国海军主要是通过这些军舰所进行的活动在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事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长江巡逻队在汉口拥有一座军需库，汉口位于这支巡逻队在长江巡逻地段的中间，指挥这支巡逻队的海军少将的旗舰 “伊莎贝尔号”通常也驻扎在这里。除了这艘由游艇改建而成的军舰之外，这位海军少将还拥有两艘由扫雷舰改建而成的军舰(“鸽子号”和“企鹅号”)，两艘西班牙为在菲律宾使用而建造的旧炮舰(“埃尔卡诺号”和“维拉洛波斯号”)，以及两艘在美国建造、在中国组装的内河炮舰(“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 　　 “萨克拉门托号”军舰建于1914年，排水量为一千四百二十五吨，吃水深度为十二英尺，配有三门四英寸、两门三英寸的大炮以及两门发射一磅重炮弹的炮。 “帕姆帕恩加号”建于1888年，过去是一艘属于西班牙人的炮舰，配有四门发射三磅重炮弹以及两门发射两磅重炮弹的炮，吃水深度为六英尺半，舰长一百二十一英尺。华南巡逻队只有这艘炮舰能够经常在珠江三角湾巡逻。通常配给这支巡逻队的第三艘军舰是“海伦娜号”袖珍巡洋舰，它配备的火器不少于八门四英寸的大炮和四门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炮，这艘军舰吃水深度为九英尺，排水量为一千三百九十二吨，时速可达十五海里。 　　有一艘军舰既不属于华南巡逻队，也不属于长江巡逻队，这就是“艾什维尔号”炮舰。这艘炮舰配有三门四英寸的大炮，还有两门发射三磅重炮弹和两门发射一磅重炮弹的大炮，排水量为一千七百六十吨。“艾什维尔号”通常驻扎在北部水域，也就是驻在直隶湾大沽附近。 　　长江巡逻队的旗舰是“伊莎贝尔号”，重七百九十七吨，由游艇改建而成，吃水深度为九英尺，配有四门三英寸的大炮。这艘军舰主要是用作一个通讯基地，同时也为巡逻队司令悬挂将旗。1927年年底之前，也就是在头一批六艘新炮舰编入现役之前，长江巡逻队是由六艘比“伊莎贝尔号”更陈旧更稀奇古怪的船只构成的。其中最为奇怪的是“埃尔卡诺号”和“维拉洛波斯号”军舰。这两艘军舰都是杜威在马尼拉湾获胜之后从西班牙人手里缴获过来的。“埃尔卡诺号”排水量为六百吨，“维拉洛波斯号”为二百吨，它们分别建造于1885年和1886年，都用铸铁法建造而成。“埃尔卡诺号”吃水深度为十英尺，时速只能达到十一海里，船上配备的武器威力很强，主要武器有四门四英寸的大炮以及四门可以发射六磅重炮弹的炮，船员共有一百零三人，他们只能在原始的生活环境中生活。这艘船的动力由两只烧煤的苏格兰锅炉提供，在紧急情况下锅炉也可以烧木头。船上很少有电力，照明通常都靠蜡烛。 　　 “维拉洛波斯号”略小于“埃尔卡诺号”，但比它稍为舒适。这艘船仍然保留着过去的铁船壳，但是船的上层结构已被一个木制的貌似盒子的结构所取代，这使得船员的起居间较为宽畅，通风条件也比较好。“维拉洛波斯号”吃水深度为九英尺，配有两门可以发射六磅重炮弹以及两门可以发射一磅重炮弹的炮，时速只有十一海里，它同“埃尔卡诺号”一样，由于速度太慢，无法在上游活动(指离海九百五十英里的宜昌城以上的那部分长江，这里浪速经常高达十四海里)。 　　由扫雷舰改建而成的“鸽子号”和“企鹅号”建于1918年，排水量均为一千吨，配有两门三英寸的大炮，时速可以达到十四海里，但是吃水深度却深达十三英尺，这就意味着它们只能在水位高涨时才能在汉口以上地区活动，根本无法开过宜昌。 　　长江巡逻队在1925年只有“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这两艘军舰是专门为在长江服役而建造的，排水量均为一百九十吨，吃水深度为三英尺半，烧煤，时速可达十三海里。由于“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这两艘军舰吃水较浅，运转自如，舰长也只有一百六十五英尺，它们能够行驶长江全程一千七百英里，能够驶抵甚至驶过四川省的重庆。这两艘军舰看上去象是被截短了的密西西比河汽船，它们建于1914年，每艘军舰都载有四名军官和四十六名士兵。每艘船上还有六位中国“船民”充当炊事员，并干些其他杂事。这两艘船都配有两门三英寸的炮和数挺机关炮。 [ 注：关于亚洲舰队军舰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奥斯卡·帕克斯和莫里斯·彭德格斯特编写的《简氏战舰年鉴，1927年》(伦敦劳萨姆森公司，1927年)。关于“平甲板”驱逐舰的描绘取自约翰·奥尔登著《平甲板和四管》(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65年)。关于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活动，见帕特里克·阿巴齐亚著《罗斯福先生的海军：美国大西洋舰队的私战，1939年至1942年》(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和道格拉斯·诺顿的“公开的秘密：大西洋之战中的美国海军，1941年4月至12 月”，载《美国海军作战学院评论》第二十六期(1974年1月至2月)，第63-83页。前面援引过比肯普·托利和戴维·罗森堡的著作都详尽地讨论了这一时期驻在中国的炮舰情况。罗森堡的著作对十九世纪的炮舰的讨论尤其有价值。托利的笔调随便但却具有权威性，因为他曾在自己描述的几艘炮舰上服过役。应该注意“炮舰”是含义十分模糊的一个词，阅读了《简氏战舰年鉴》一书后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词用来指那些通常(但并不是总是)小于驱逐舰的军舰，但是它们的建造、武器装备和能力却是千差万别。理查德·麦克纳在小说《沙卵石》(纽约哈伯-罗公司，1962年)一书中，精彩地描绘了“维拉洛波斯号”炮舰。麦克纳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在长江服役，他把“维拉洛波斯号”作为原本虚构了“圣帕布洛号”炮舰。本书作者采访过那一时代的几位老兵，他们都认为这部小说十分精确。 ] 　　海军认识到这支部队不够用来在长江进行有效的巡逻。早在1920年，海军在拨款要求中就要求拨出款项为长江巡逻队和华南巡逻队建造新炮舰。在整个二十年代，亚洲舰队和海军总委员会在为数众多的信函往来中都谈到有必要设计建造新炮舰。举例来说，“帕姆帕恩加号”炮舰舰长在1920年指出他的那条船“根本不适合执行它所受命执行的巡逻任务”。 [ 注：美国海军“帕姆帕恩加号”舰长致海军作战部长，1920年6月7日。 ] 在此之后，总委员会于1920年8月建议应宣告“维拉洛波斯号”和“埃尔卡诺号”“不能继续使用，应使其淘汰，……予以出售”。 [ 注：“维拉洛波斯号”估价为四万七千美元，“埃尔卡诺号”为六万美元。 ] 　　总委员会一再建议建造新的内河炮舰。总委员会在1923年和1924年的预算要求中指出，现在驻在中国的船只“数量少，陈旧过时，破烂不堪”，并指出，建造新炮舰的理由是有必要“维护美国的威望与影响”以及“政治及商业利益”。 [ 注：总委员会致海军部长，1922年5月31日。 ] 1923年3月，代理海军部长小西奥多·罗斯福把要求建造的炮舰数目从六艘减到两艘，他指出建造其他类型的军舰的必要性更大，以此为这次裁减进行辩护。罗斯福还认为征得建造炮舰的授权并非完全是海军的责任，他指出：“如果得不到国务院和商务部最强有力的支持，国会永远不会同意建造内河炮舰。” [ 注：罗斯福致总委员会，1923年3月13日。罗斯福预计柯立芝新政府将把海军拨款裁减“一千万美元甚至更多”。 ] 　　 1923年12月，长江巡逻队司令查尔斯·麦克维海军少将汇报说，由于冬季水位较低，他的炮舰没有一艘能够驶到上游城市重庆，因此当重庆发生一场危机时，他不得不搭乘一艘商用轮船前往该城，这确实表明建造新炮舰十分必要。麦克维还指出，由于在汉口和重庆之间没有美国领事，因此炮舰的指挥官在长江中上游的这一地段不仅得履行他的海军责任，还得履行领事职责。他最后抱怨说：“江面上我们没有任何一艘船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赋予它的职责。” [ 注：麦克维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3年12月28日。1924年4月30日，总委员会答复说已要求建造六艘新炮舰。 ] 　　驻北京海军武官A·圣克莱尔·史密斯海军上校在1925年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他所关心的是再出现一次象义和团那样规模的暴动时，海军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问题。他敦促海军公开要求建造新炮舰，保护海军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 注：A·圣克莱尔·史密斯致海军部长(通过海军情报局)，1925年9月12日。 ] 中国的美国联合商会在1925年提出了另一种理由。这个组织指出，过去美国的商业利益都依靠英国提供保护，它敦促“立刻建造四到六艘适合在上游活动的船只”，这对美国商人在中国成功地同其他外国进行竞争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1925年-1928年这段时期内，各商业团体都提出过这种理由。 [ 注：D·J·路易斯致马慕瑞，1925年9月22日。 ] 　　尽管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在1923年10月给麦克维的便函中说：“我认为我们毫无疑问能够得到[六艘新炮舰]，因为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需要”，但是数年之后，海军才得到这些炮舰。 [ 注：登比致麦克维，1924 年1月21日。 ] 在小耶茨·斯特林海军少将于1927年11月接任长江巡逻队司令时，他指出：“我们在江上的那些老炮舰老态龙钟，都快散架解体了。” [ 注：小耶茨·斯特林著《海上责任》(纽约普特南父子公司，1939年)，第207页。 ] 　　 1925年12月18日，国会终于授权建造六艘新的内河炮舰；1926年3月，签订了建造这批炮舰的合同。但是直到1926年12月，才拨出七十万美元的款项用于建造这批炮舰。 [ 注：预算局局长(赫伯特·洛德将军)给总统的备忘录，包括“现今海军造船方案梗概”，1926年12月17日。 ] 这些炮舰将在上海附近由中国政府经营的江南造船厂建造，武器装备和推动设备都从美国引进。第一艘炮舰于1927年3月1日建成。这时还没有任何一艘炮舰可以编入现役，但是它们都已起了名字，分别为“关岛号”、“图图伊拉岛号”、“瓦胡岛号”、“帕莱号”、“吕宋岛号”和“棉兰老岛号”。 　　最先建成的新炮舰是“关岛号”，1927年5月28日下水。另两艘也紧步后尘，“图图伊拉岛号”和“吕宋岛号”炮舰分别于6月14日和8月15日 [ 投笔从戎注：原文如此，疑应为6月15日。 ] 下水。“棉兰老岛号”、“帕莱号”和“瓦胡岛号”炮舰分别于7月10日、9月10日和10月22日建成。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11、19页；1928年年度报告，第59页。 ] 这些船只同它们以前的舰只相比当然有所改进，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尤其是前三艘炮舰，船舵安排都不能令人满意，船舵既小又少(只有三个舵，而不是四个舵)，因此，这些炮舰在长江上游就无法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运行自如。另外三艘体积大大，无法整年在上游活动。这批炮舰的长度和吃水深度都有所增加，这可能是想要使旗区更为豪华，也可能只是因为人们认为“越大越好”的缘故。“关岛号”吃水深度为五英尺，舰长一百五十英尺；最后建成的“棉兰老岛号”的吃水深度为六英尺，舰长一百九十八英尺。这意味着只有最先建成的两艘炮舰“关岛号”和“图图伊拉岛号”才能在冬季在上游活动。 [ 注：沃顿：“我国在华海军”，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一期(1925年1月)，第72页。另见R·C·萨特利夫“在长江炮舰上执行任务”，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六十一期(1935年7月)，第981-984页，这篇文章讨论了炮舰长度在上游地区的重要性。 ] 　　长江巡逻队和华南巡逻队所属所有新旧军舰几乎都无法航海，无法来往于中国与海军设立在菲律宾吕宋岛甲米地的亚洲主要供应基地之间。因此军舰坏了都在上海或香港的民用船厂修理。亚洲舰队用于航海的那些军舰的活动到1925年已很有规律。舰队大部分军舰从10月到3月都在甲米地过冬，在菲律宾水域里进行维修和演习。夏季则在中国北部海岸附近进行演习或访问港口。潜艇在青岛拥有一个夏季基地，驱逐舰的夏季基地设在烟台。 [ 注：1926年5月15日的《北华捷报》谈到了舰队这种季度性运动的一个间接影响，报纸报道了十一艘潜艇和两艘潜艇供应船抵达青岛，并指出：“美国军舰的到来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生机，……水兵每年在这里花费的金钱是这座城市繁荣的一大财源。” ] 　　 1925年至1928年期间，由于中国的排外事件越来越频繁，舰队的这种活动规律也日益遭到破坏。因此，1927年4月决定向亚洲舰队增派三艘轻巡洋舰，加强舰队的实力。同样，舰队所属的两支驱逐舰分队有一支也直接派到中国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执行任务。马克·布里斯托海军上将于1928年讨论过这支分队重新调动的情况： 　　中国内战的形势以及它对美国侨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威胁，迫使舰队不得不大大改变总的部署方针。为了提供足够的保护，必须向受威胁地区派遣军舰或部队，直到这种危险或威胁平息为止。 　　布里斯托悲叹道：“这样一来，这些军舰在炮击、工程和舰队工作方面的训练都受到了损害。” [ 注：亚洲舰队1928年年度报告，第33页。 ] 　　因此，亚洲舰队在1925年是一支实力较弱的部队。这支舰队通常拥有一艘重型巡洋舰，二十艘驱逐舰，十二艘潜水艇，十一艘炮舰，为数众多的供应船，偶尔也拥有一些运输船。尽管制定了“橙色作战计划”，但是很明显，这支舰队没有能力真正同日本海军对抗。不过，亚洲舰队的实力却足够用来在中国开展广泛的活动。 　　这支舰队关心的主要港口从南往北是广州、香港、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烟台和大沽，其中许多港口在航行上都有困难，通向天津的大沽港困难尤其严重，因为一系列移动的大沙堤围住了这个港口。南方的广州位于迷宫曲径般的三角湾的顶部。即使是能够容纳最大的远洋轮船的上海也是位于离海三十八英里的一条狭窄的水道旁边。 [ 注：费利克斯·约翰逊在“海军在长江上的活动”(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三期[1927年4月]，第508页)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了一名中国领航员“在快要退潮时”指挥一艘二万吨远洋轮船顺河而上驶向上海，最后“在紧靠岸边的地方抛下船锚，这时轮船离河岸只差五十英尺左右。” ] 　　内河航行对舰队的航行技术提出了真正的挑战。中国最长最重要的河流是长江，长江上的巡逻也最为频繁。长江长约五千五百英里，从中亚向东穿过中国注入黄海，排水量为一千吨的轮船可以一直驶到离海一千三百六十英里的重庆。长江流域面积达十万零三千多平方英里。 [ 注：乔治·克雷西著《拥有五万万大众的大地》(纽约麦格鲁-希尔图书公司，1955年)，第46、86页。 ] 　　上海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市。1925年，上海城里大部分外国人都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美国侨民同其他许多国家的侨民都充分利用了寓居“租界”的各种方便和安全。二十年代末，寓居上海的外国侨民约达五万人，占上海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日本人一万三千；俄国人一万；英国人八千；美国人三千。另外还有一千一百名法国人；一千一百名印度人；一千名德国人；三百名丹麦人；二百八十名意大利人；以及另外三十多个国家为数较少的侨民。设在黄浦江畔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占地约九平方英里。租界始于1843年，是《南京条约》给予英国的权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人在同英国进行短暂合作后，把租界属于法国的那一部分发展成自我管理的法租界。 　　外国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分为两类。在“公共租界”中，外国人向中国土地所有人租借土地，他们的租借手续既向本国领事登记，也向中国当局登记。然后，租借人选举一个管理委员会，并就税务问题进行投票。只有上海和厦门这两个城市才有这种类型的由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外国“租界”指中国政府直接永久地让给一个外国的一块土地。租界由外国领事管理，他也控制着把租界土地租借给租界居民的权力。上海、广州、汉口、九江、镇江、牛庄和天津等地都有这种给予一国的租界。 　　上海作为外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中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932年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达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资就占十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个城市滨临大海，但又有一条河流为它提供保护，是一个理想的港口。上海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到1927年，工会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到这个城市；同样，上海的地下黑社会也十分庞大，据说出生于上海附近浙江省的蒋介石的经济财源就是来自上海的黑社会。 　　上海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充满了巨大的财富，也常发生政治运动。上海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暴动之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为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中国军人、政客提供避难的中立地点。 　　美国在上海从来没有正式拥有一块租界，虽然一位名叫文惠廉(小威廉·琼斯·布恩)的美国传教士曾在1848年试图在这里建立一块租界，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寓居上海的美国侨民不得不遵守英法两国的规定。公共租界的这些管理规定是在1854年的“土地章程”中正式形成的，在1869年和1898年经过重大修改，它们成立了工部局和会审公廨。会审公廨由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巴西、丹麦，意大利、墨西哥、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和西班牙等国的外交代表组成。德国和俄国的代表也曾参加过会审公廨，但是由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国侨民丧失了治外法权，因此两国的外交代表不再参加会审公廨的工作。 　　成立会审公廨的目的是要作为裁判所审核工部局的活动。工部局拥有实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行事。1928年的工部局由五名英国人、两名美国人和两名日本人组成。工部局没有中国代表，尽管在1925年中国人占租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之多。法租界的工部局虽然有中国委员，但仍然是法国领事说了算。 [ 注：这里对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外国侨民社团的讨论取材于曼利·赫德森著《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会审公廨》，北京领袖出版社再版书第三十九号(北京：北京领袖出版社，1928年)；以及小威廉·琼斯顿著《上海问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7年)。另见H·G·W·伍德豪斯著《长江及其问题》(上海水星出版社，1931年)。 ] 　　上海的公共租界基本上呈五边形，只是日本区除外，它向北一直延伸到华人区。苏州河构成租界的北部边界，租界中只有日本区这一突出部分越过苏州河。租界的东界是河滨宽阔的草地外滩。南部和西部都没有自然边界，租界的外围一直延伸到爱德华七世大街和沪杭宁铁路线。 [ 注：卡尔·克劳著《中国手册》，第五版(上海凯利和沃尔什公司，1933年)，第140页。克劳还指出，1843年上海有二十三名外国侨民和十一家商业公司；到1933年上海的外国公司已有七百多家。 ] 　　从上海地区出发，沿着长江往上遇到的第一个拥有大批美国侨民的城市就是镇江，它也是上海上面第一个通商口岸。英国在这个口岸城市拥有租界，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在这里也设有庞大的储油设施。镇江再往上四十二英里就是南京，城里有几所美国教会学校，如金陵女子学校和金陵大学等。南京城墙长达二十六英里，某些地方高达六十英尺。美孚煤油公司在南京也设有一个销售办事处。南京(意译则为“南部的京城”)对那些力图从北京政府手里夺权的各派势力来说都是必争之地。明朝初期，南京曾是中国的都城，在中国历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 [ 注：查尔斯·赫克尔在《中国昔日的帝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一书中，简明综合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南京在许多朝代也曾是中国的都城。 ]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南京是长江地区美国传教活动的中心，因此南京对美国海军来说十分重要。1927年，寓居南京的美国侨民人数比长江沿岸所有其他通商口岸的美国侨民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从南京沿江往上就到了芜湖。“企鹅号”和“鸽子号”冬季航行的极限就到这个港口城市。由于这两艘炮舰吃水深度达十三英尺，因此在通常从10月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的低水位时期，这两艘炮舰只能在芜湖到海面之间的二百五十英里的长江江面上航行。因此在这几个月中，这两艘炮舰通常是一艘留在南京担任值勤军舰，另一艘则到上海进行维修。 　　由芜湖往上行又一个重要城市就是九江，鄱阳湖在芜湖和九江之间注入长江。鄱阳湖位于长江南面，面积很大，但湖水较浅。在美国巡逻队中，只有“摩诺克西号” 和“帕洛斯号”两艘炮舰吃水较浅，能够驶过鄱阳湖，访问湖南端的南昌市。由于这两艘炮舰必须经常在长江上游进行活动，因此美国军舰很少访问南昌。九江是一个通商口岸，英国在城里拥有租界。美国在九江也有一些教会机构，外国游客通常都是取道九江去参观九江南面的山林胜地牯岭。 　　在九江上面离上海约六百英里的地方就是由汉阳、武昌和汉口构成的武汉三镇。这个港口城市是长江沿岸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划分线。英国、日本和法国在这里都有租界，城里还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商业机构和教会机构。同时汉阳还有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中游从汉口延伸到宜昌，全长约四百英里。宜昌往上就是上游，除“摩诺克西号”和“帕洛斯号”炮舰之外，美国巡逻队的所有军舰的航行极限就到宜昌。在汉口往上约一百八十英里处，长江南面的湘江穿过洞庭湖注入长江。沿湘江往南二百英里就到了长沙。长沙是美国传教活动的一个中心，雅礼学院 [ 译者注：英文名“Yale in China”，即湘雅(医)学院。 ] 就设在这里。在长沙地区有二百多名传教士，美孚煤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在这里也设有销售和储存机构。“维拉洛波斯号”通常就在长沙过冬，一旦遇上低水位，它就无法离开这里了。 [ 注：艾伦·史密斯在“中国游记”(载《船友》第四十期(1977年7月至8月)，第29页)一文中回顾说，在低水位时长沙附近的湘江江面“缩到只有三百码宽”，从长沙通往长江的那段湘江在好几处水深只有三到四英尺。 ] 　　宜昌有两所美国教会学校，“埃尔卡诺号”炮舰也在这里过冬。宜昌往上就是上游，一直延伸到重庆，全长三百五十八英里。长江上游的下半部分就是著名的三峡。经过无数世纪的风吹雨打，这里长江两岸高达一千英尺，构成一道天然峡谷。峡谷中水流湍急，航行十分困难，经常遇到时速二十多海里的巨风和时速十四海里以上的激浪。通常只有“摩诺克西号”和“帕洛斯号”能够驶过三峡，因此只有这两艘炮舰能够在重庆过冬。在1927年至1928年建造的三艘炮舰中，只有“关岛号”和“图图伊拉岛号”冬季能够在上游行驶。长江巡逻队司令小耶茨·斯特林海军少将在1928年驶向重庆的航行中汇报说，有一处激流“落差高达九英尺。当我们遇到这个激流时，‘关岛号’正以每小时十八海里的全速疾驶，但在急流最湍急的地方，炮舰完全停了下来。” [ 注：斯特林著《海上责任》，第212页。 ] 由于这里浪湍流急，从宜昌到重庆的航行通常要用四天时间，而从重庆顺江而下到宜昌却只需两天时间。长江巡逻队大部分活动都到重庆为止，虽然偶尔也派船驶到拥有一座教会医院的叙府。 　　亚洲舰队司令在1928年题为“航图”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描述了在长江航行的困难： 　　由于长江航道总是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适当的航行图。所有船只都雇用当地的领航员。更新航图的困难最大，领航员都有最新的情报，他们经常离开航图上标明的航线，不顾指明水情的浮标，把船靠近岸边达四分之一英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长江水情很难掌握，指挥官要掌握这里的水情必须花费很长时间，而这对他们来说却又是不可能的。上游尤其困难，每个不同的水位都有不同的问题。另外随时都存在发生抵制运动、领航员罢工或者军人对领航员进行恫吓等可能性。如果领航员停止工作，那么指挥官将陷于十分窘迫的境地。 [ 注：长江巡逻队1928年年度报告，第二部分。 ] 　　长江地区和西江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以及航行情况的不断变化，一直引起亚洲舰队总司令及华南巡逻队和长江巡逻队司令的关注。从1925年到1928年，这些变幻莫测的情况，以及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加上在华以及在美国国内的教会、商人和国务院等机构所施加的压力，都给美国海军这些指挥官造成了一种十分严峻的局势。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且时刻施展外交手腕和技巧，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他们可以调用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实力比较薄弱，这就意味着这些军官在工程、炮击和航行等方面都必须精益求精，发挥专长。海军部长登比在1924年表示过这一思想。登比在赞赏麦克维少将杰出地担任了长江巡逻队司令时指出：“[在华]担任高级指挥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他这样的船艺和机智，有时还需要他的勇气，两者必须兼备。” [ 注：登比致麦克维，1924 年1月21日。 ] 从1925年到1929年，美国亚洲舰队从无间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些职责要求亚洲舰队所有成员都献身于那些对美国来说既复杂而又十分重要的海军任务和外交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