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新书来了，14 组张三搞不懂的法律悖论，比推理小说还烧脑

这就是罗翔，从法律出发，到最后却不止于普法。恰如他一再强调的那样，“法律是对人性的最低限制”，而在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随时警惕内心的幽暗，接受道德的约束。乃至通过探讨和思考法律相关的问题，锻炼思维，摒弃偏见，走出独断。

新书《法律的悖论》正是要向大众传达这一点，这也是罗老师认真创作两年所推出的大众法律思维普及书，据说比《法治的细节》更系统，比《刑法学讲义》更好读。

熟悉罗老师的人都知道，各种活动中，他都有意在输出法律中的悖论的观点。还曾在《法律的细节》里写道：“法治在我看来，只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法治要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又要限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本身，防止它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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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为悖论？在新书的序言里，罗翔如此诠释，“从公认的前提推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就是悖论。”

譬如法律，法不容情，却又法中有情；又如刑法，惩罚犯罪人，但又保护犯罪人；再如犯罪，究竟是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这些一体两面的问题，相互矛盾的立场，竟都有它的合理之处，一切皆因法律中无不充斥着似非而是的悖论。

罗老师在《法律的悖论》一书中，就通过14个经典案件，深入浅出地辨析了法律与案件中的盲区，帮助大家看清法治的核心。

其中，不乏热点话题，例如去年引爆全网舆论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受害人几经易手，数次被拐卖，最终还遭到非法囚禁。今年4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董某民犯虐待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认定其他几位参与拐卖的被告人拐卖妇女罪，分别服刑并处相应罚金。

对此，罗翔指出，在这一案件的判决处理中，虽然适用了相对较重的刑法，但是却并未追究董某民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因为已经过了为期五年的追诉时效，同时也并未追求其强奸罪的责任。而这里就涉及到“对向犯”既可同罪同罚，又可异罪异罚的悖论。

所谓对向犯指的便是，“存在两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如受贿罪与行贿罪，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毕竟缺失任何一方，犯罪行为就不会成立。

而“对向犯”又分为“共同对向犯”跟“片面对向犯”两种，简单来讲前者所对向的双方都有罪（如买卖枪支罪），后者只惩罚一方，另一方则不被视为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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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关于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量刑，买卖双方就属于片面对向犯，也就是说只有卖方会被惩处。到了1991年《拐卖决定（简称）》出台，首次增加了收买型犯罪，买方按律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不过，为了避免打击过猛，同时还规定了免责条款——

“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其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其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罗翔犀利地指出，由于免责条款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买方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导致民众误认为拐卖有罪，收买无罪，“这无疑助长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蔓延。”

2010年，《惩罚拐卖意见（简称）》出台，对这一免责条款进行了一定的司法限定，认为“可以不追究”不等于“一律或者必须不追究”。但在罗翔看来，“司法的修补无济于事，无论如何限定免责条款，都无助于加大对买主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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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即更是直指问题核心：“当立法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想要通过司法手段进行修复，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自2015年起，收买人口犯罪与拐卖人口犯罪成为真正的共同对向犯，但和其他的共同对向犯相比，双方量刑明显失衡。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让大家切实地感受到这种荒诞的失衡，罗老师还列举了一番“人与物的比较”。

他指出，与动物相比，同样是收买行为，刑法规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买卖同罪同刑，譬如卖或买二级保护动物，基本刑都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与植物相比，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无论出售方还是购买方依然同罪同刑，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

甚至“买具尸体配阴婚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活动罪，最高可判七年”，但换成人，量刑却大不相同了：“买个活人当老婆，最高却只能判三年，怎么都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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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论证讲解下来，既能让读者明晰相关法律规定，又能帮助大家思维提升，认知升级，网络上那些永远都吵不完的热点争议在其有理有据，旁征博引的解读中，变得明朗清晰起来。

书中，罗翔总是这般围绕着某个悖论，以具体的案件进行阐述分析，发散多元视角，引导读者以开放的眼光，批判性的思维去探索与思考。更难得的是，身为法学人，罗老师并不规避法律中所存在的盲区，相反还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认识到法律的不足。

归根结底，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接受对立观点的相对合理性。”同时，也要警惕单一的价值观及唯一论，“当每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答案的正确性总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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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大家的常规观念里，犯罪一定有悖道德，也与邪恶挂钩。而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案件，却令人陷入沉思。

一个罹患重度抑郁的高校女生，从海外购买精神类药品，并如实填写了收件地址，然后被轻松抓获，后被控走私毒品罪。（麻醉药品、精神类药品既是药品又是毒品）。尽管法院考虑到此案有情可原，最后对该女生判处缓刑，但从此她的人生轨迹被改变。

所以，究其犯罪本质，到底是因为犯罪所以邪恶，还是因为邪恶所以才构成犯罪呢？这背后分别代表着“自体恶”与“禁止恶”，也有人因此将刑法中的犯罪区分为“自然犯”和“法定犯”。前者是违背伦理道德的犯罪，如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后者是因为法律的禁止而成了犯罪，被贴上恶的标签。

最后，罗翔写道：

“犯罪是一种恶，这种恶不仅因为它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因其内在的道义上的可谴责性而成了一种恶。缺少二者中任何一种的恶。都不是犯罪。”

“犯罪是一种恶，这种恶不仅因为它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因其内在的道义上的可谴责性而成了一种恶。缺少二者中任何一种的恶。都不是犯罪。”

并在文末向所有人发出一记灵魂拷问，“如果你的家人身患重病，你会冒着犯罪的危险去给他治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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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思考，以及理智与感性的拉扯在阅读《法律的悖论》的过程中，不时会跳出来，给人当头一棒。而所有的悖论无不是在提醒我们：“人类是有限的，理性是有瑕疵的。不要陷入理性的自负，更不要用‘最好’去拒绝‘较好’；能够避免最坏，可能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今天，《法律的悖论》所能带给我们的阅读意义。就像人类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当你仰望星空时，会发现人类如此渺小，但唯有人类才会仰望星空，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愿大家都能于悖论中开拓思想，“走出刺猬式的思维独断，接受狐狸式的多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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