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经把帛书当作纸来用，为什么没有能普及开来？

史书记载，随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树起反秦大旗，天下的反秦义士们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沛县县令也想反秦，并准备联合刘邦，但后来反悔了。在城外的刘邦“乃书帛射城上”（《史记·高祖本纪》），正是这封信要了沛县县令的命，沛县县城不攻自破。这里的“书帛射城上”，就是刘邦把书信写在帛上，射入城内。同样，《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也记述“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很显然，鲁仲连射入城中的，也是帛书。

世界公认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作为图书载体的竹简和木牍太过于笨重，所以人们开始用丝绸书写，即所谓的缣帛文书。缣帛是帛、素、缯、缣的总称，所以缣帛档案又被称为“帛书”“缯书”“素书”“缣书”。平实无华的白帛称为“素”，它由生丝织成，不经漂染；由粗丝织成的叫“缯”，多用来绘画。

作为文字载体，缣帛柔软、轻便，便于携带保管，书写时易于吸墨。这些优良特性使缣帛在纸发明以前，成为最佳的书写材料。但无论从竹与帛的取材难易还是使用范围来看，竹远较帛要普遍，缣帛毕竟是一种贵重的丝织品，产量少，价格昂贵，不能向大众普及。古代文献中有关帛书的记载，大都是与皇家、贵族藏书有关的。由于自身的缺点，缣帛始终未曾独自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过。它的前期是伴着简牍档案的存在而起舞，后期随着纸张的普遍使用而谢幕。尽管它并非中国书史分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可它对纸的发明有直接启示，帛书的形制对后世的书籍制度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汉书·食货志》记载，周代的布帛，宽 2 尺 2 寸为幅，长 4 丈为匹。汉代的帛书非常考究。东汉时期，有个叫囊楷的，得到一部帛书《太平清领书》共 170 卷，是白绢上面写上黑字，以红笔画上界行，用青绢包头，亦称护首，还用红笔标题目录。纸书有些也用红笔或墨笔做“界行”，就是沿袭了帛书的传统。而“纸”这个汉字，也和丝织品有关，“纸”字在睡虎地秦简就已经出现，按照和蔡伦同时期的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的说法：“纸，絮一苫也。”意思是用浅而平的竹筐把漂在水面的细碎丝絮抄起来，积累成一层薄膜，接下来晾干就成了纸。《后汉书·蔡伦传》开宗明义：“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所以，在植物纤维纸诞生前，是有丝质纸存在的。

缣帛虽贵，但却难以留存千年辉煌。帛书文字容易因虫、鼠、紫外线等条件的破坏而缩短寿命。据测定，丝绸在日光底下连续照射200个小时，其强度就要下降50％，使纤维脆化，同时抗盐性也差。如人体出汗时，对缣帛的危害就很大。因为丝织品是一种动物的蛋白，极易被虫蛀，也易被鼠咬，而且遇湿后容易腐烂。这也就是为什么缣帛档案难以保存的原因。因此，考古出土的帛书实物极少。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发现的“楚缯书”(亦称“时占神物图卷”)，上面不仅有墨书的文字近千个，四周还用朱、绛、青三色绘出各种神怪现象，是一张极为古老的彩画。1973年冬和1974年春，在长沙的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三幅是军事地图，据考证这是汉文帝以前的作品，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地图。同时还出土了十几种古代著作，共计二十多万字，均是帛书。其中有用整幅帛书写的，如《老子》，宽约48厘米，折叠成长方形，放在一个漆盒下层；有用半幅帛书写的，如《战国纵横家书》，长192厘米，宽约 24 厘米，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这些帛书是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也为研究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依据。

丝帛于春秋之前用作书写材料，尚没有实物发掘佐证。不过，《论语·卫灵公》有“子张书诸绅”以及《周礼·夏官》中有“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的记载，“绅”和“大常”都是丝帛制成的衣物。这些记载都证明了春秋时代已有将文字记录在丝织物上的做法。

缣帛书写后字迹很难删除，这就难以与简牍档案的铜刀“削删”媲美了。即使简牍写错了改无可改之时，也可弃旧换新，而缣帛就没有那样轻松了。所以，一般情况下要在缣帛上写东西都要先在竹简上打草稿。因为缣帛档案自身存在着当时无法弥补的缺点，它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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