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缘之 刘兵

▲竹子开花（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发生在大熊猫栖息地的两次大规模“竹子开花”现象，引发科学家、政府、媒体及社会公众极高的关注。因“竹子开花”现象而进行的“抢救大熊猫”活动，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忆，并为学界所讨论。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研究者关注大熊猫物种生存的问题，透过野外调查及数据分析，或讨论“竹子开花”现象与大熊猫生存的互动关系，或指出彼时“竹子开花”期间的“保护”措施所带来的后果。历史学者更多地透过文献梳理，关注大熊猫作为“国宝”的象征性意义在此事件中得到的强化，及其对大熊猫保护政策带来的长远影响。既有的研究文献，已标示出“竹子开花”现象与“抢救大熊猫”活动，在大熊猫保护史留下的时代印记。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历程中，该事件同样显著地为大熊猫带来极高的社会关注。虽然“竹子开花”事件的本质是一个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但这一事件又明显地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社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竹子开花”的自然现象，何以引起前所未有的全社会“抢救大熊猫”的热情，又为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基于科学传播的研究视角，在科学家著作、媒体报导和学术文献等基础上，梳理自“竹子开花”现象到“抢救大熊猫”活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发掘其科学传播的背景、机制、过程及影响，试图回应这个问题。

一、“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从“竹子开花”到“抢救大熊猫”

“竹子开花啰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

我们没有忘记你

高高的月儿天上挂

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

请让我来帮助你

就像帮助我自己

请让我去关心你

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太阳出来啰喂

照亮我也照亮你

一样的空气我们呼吸

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1984年为“抢救大熊猫”发行的歌曲《熊猫咪咪》。侯德健作词、谱曲，程琳演唱。）

“竹子开花啰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

我们没有忘记你

高高的月儿天上挂

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

请让我来帮助你

就像帮助我自己

请让我去关心你

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太阳出来啰喂

照亮我也照亮你

一样的空气我们呼吸

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1984年为“抢救大熊猫”发行的歌曲《熊猫咪咪》。侯德健作词、谱曲，程琳演唱。）

这首有关“竹子开花”和熊猫保护的歌曲，曾流行一时，让人耳熟能详，音乐的旋律至今仍会唤起人们对当年这场“竹子开花”与“抢救大熊猫”活动的生动回忆。但媒体传播带给人们的对于此事的印象，其实是有许多偏颇之处的。这里，可以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冷箭竹（图片来自中国植物图像库）

1983年春季，当邛崃山系大熊猫主食竹——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时，林业部迅速做出了反应，建立临时收容站，组织救援队上山搜救挨饿的大熊猫。([1], p.296)198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首次对此次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进行报导，指出“大熊猫已开始吃草，而且普遍消化不良”。[2]紧接着，国务院办公厅于8月27日转发了林业部关于抢救大熊猫的紧急报告的通知。至此，“竹子开花”已成为媒体及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现象。

1983年年底，四川省政府建起了5个监测站，且“采取投放羊肉、玉米馍，熏烤的羊骨、猪排等办法引诱大熊猫下山”。[3]此外，“国家还在积极筹建若干处大熊猫饲养场，用以收容、饲养受灾的大熊猫”，“组织了52个巡护观察组，约有600多名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抢救大熊猫的工作”。[4]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1983年12月22日成立后，开展了国内外“抢救大熊猫”募捐，以应对传闻可能长达十年之久的抢救活动。与此同时，“竹子开花”事件已在政治、媒体、科学界和公益慈善的国际舞台上，拥有极高能见度。

随后，中国政府决定，从1984年年末算起，三年内每年拨款四百万元作为抢救经费，以应对长期而艰巨的“抢救大熊猫”任务。[5]在1985年11月举行的保护、抢救大熊猫工作表彰大会上，林业部以“各级领导重视，发动群众充分，抢救措施得力，我国抢救大熊猫工作取得显效”总结了本次“抢救大熊猫”的工作，指出“死亡率比过去大大减少”。[6]然而，直到1988年2月林业部部长高德占的报告称，“大熊猫渡过了最严峻的难关”，“抢救大熊猫”活动才宣告落幕。[7]

就此事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先后已出版了几种重要的、需要被重视而且也成为本文分析之基础和出发点的论著。“竹子开花”之际，正值中外在大熊猫研究方面展开合作之时。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项目。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現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邀请纽约动物学会(现更名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简称WCS)资深专家夏勒(G. B. Schaller)，赴卧龙自然保护区和中国科学家共同合作。作为研究的结果之一，夏勒在《最后的熊猫》一书中，呈现了1980年代大熊猫保护及研究的状况、观念和问题，使其不仅作为首次野外研究的科学家手记，还有作者对“竹子开花”现象的实地观察记录，成为对此案例进行研究时的重要材料。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潘文石团队，基于在秦岭十六年的野外观察和研究所完成的《继续生存的机会》一书，开篇以，重点讨论了竹子开花现象和大熊猫保护工作之间存在的问题。潘文石等强调，问题的讨论应建立在对大熊猫栖息地环境的真实认识、对大熊猫行为的观察，还有对信息和数据的分析研究之上。透过实例的举证，以及对相关文献和数据的梳理分析，作者得出竹子开花的自然现象，没有造成1980年代大熊猫饥饿或死亡的结论。([8], pp.1-8)美国历史学者宋雅兰（E. E. Songster）将研究重点置于1970与1980年代的两次竹子开花时期的社会差异。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抢救大熊猫”的观念，是如何地受到政治和经济面向的影响而形成的。宋雅兰对彼时的社会背景进行梳理，分析两次竹子开花的自然环境之差异，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与转型。她认为，1970年代的岷山与1980年代的邛崃山系的竹子开花，从其发生的自然环境来看，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事件，却被视为对大熊猫生存的相同威胁。在其以王朗自然保护区与大熊猫保护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宋雅兰回顾了两次竹子大规模开花现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讨论了大熊猫在中国的符号意义，以及中外媒体在“抢救大熊猫”过程中起到的作用。([9], pp.230-291)

二、挨饿的熊猫在哪里?

——“竹子开花”事件中的科学争议

▲熊猫进食（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在“抢救大熊猫”的紧急措施落幕后，“抢救”行为仍时有发生。直至1990年8月的报导指出，“共抢救病饿大熊猫118只，其中救活82只”，被救大熊猫的数目才停止增加。[10]然而，喧腾一时的“竹子开花”事件中，究竟有多少竹子在开花后枯死，又有多少只大熊猫挨饿?与此相关的科学争议，都是彼时未能被严肃看待的问题。有的科学家认为，“竹子开花”对大熊猫生存造成的危机，被媒体过分夸大([1], pp.306-310)。此时，关于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知识，未能在传播过程中得到较完整的表述;相反的，科学家的发言经常被媒体断章取义地引用。究竟，在竹子大面积开花的实情之下，大熊猫是否真的找不到可食用的竹子?未开花的竹子是否不够大熊猫采食?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完整地呈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1熊猫可以吃未开花的竹子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竹子大面积开花枯死，但是“开花的冷箭竹可以活到翌年的九月和十月”([11], pp.193-194)，大熊猫仍可采食;更关键的信息是，大熊猫可以吃那些没有开花的竹子，包括那些没有开花的竹种。卧龙自然保护区里，除了冷箭竹，还生长着另一种储量丰富的大熊猫主食竹，即华桔竹(拐棍竹)。在冷箭竹开花之际，大熊猫主要就是食用这种竹子。([8], pp.2-3)

简言之，大熊猫是否受到竹子大面积开花的威胁, 要看当地是否存在两种以上可供大熊猫食用的竹子。目前的大熊猫栖息地，“大都属于这种类型，这是由熊猫以竹为生的长期生态作用所决定的”。([12], p.189)实际上，直到“竹子开花”的三、四年之后，研究者才观察到“熊猫有改变进食习惯的迹象”。([1], p.303)在1986年至1987年冬季,它们开始利用在低海拔地区的其他竹子作为替代食物来源。[13]由此可知，在“竹子开花”之际，大熊猫并非无竹可食, 也没有面临饥饿问题。

2找不到挨饿的熊猫

直到1985年，“卧龙剩余的箭竹都还没有死”，“援救小队没有找到一头挨饿的熊猫”。实际上，“并未发现任何熊猫面临困境的证据”。([1], p.302)这次的“竹子开花”事件，在夏勒看来只是地区性的事件，而非对大熊猫物种的致命威胁。在后续的研究中，根据潘文石团队自1983年10月至1998年6月的观察，“整个研究期间，没有发现大熊猫因竹子开花而缺食的现象”。([8], p.5)既然，“无论是在秦岭还是在卧龙，竹子开花、枯死都不是威胁大熊猫生存的主要原因”([8], pp.6-7)，更无需讨论其他竹子没有开花的地区。

在中外合作的大熊猫研究项目之成果《卧龙的大熊猫》于1985年出版时，南充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西华师范大学)的胡锦矗代表中方专家组，与夏勒等人即指出“1983年冷箭竹大面积开花不一定会给熊猫造成重大饥荒”。([11], p.194)但是，直到1987年2月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抢救大熊猫研究小组”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抢救大熊猫、东迁神农架”的建议报告，作为“将为卧龙地区野生大熊猫度过箭竹开花难关提供一个新的途径”[14]，受到胡锦矗反对并指出“对它们生存的威胁，不是竹子开花，而是人类活动”。[15]至此，主流媒体上才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尽管后来并未因此而让危机说完全消失——危机说甚至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行依旧。

3野外的熊猫减少了吗？

1990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表示，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抢救大熊猫”的活动“使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在严重的受灾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稳定的种群数量”。[10]然而，《继续生存的机会》一书则给出了与此不同的说法：潘文石团队通过对1980年代“竹子开花”期间的大熊猫死亡数字进行分析，把大熊猫的平均寿命(野外情况下约20岁)和每年自然死亡个体数等相关数据对比计算，得出的结论是，“1983年至1988年所统计的野生大熊猫的死亡个体数并没有比平常年份的死亡个体数多”，而且，“这些大熊猫的死因显然与竹子开花无关”。([8], p.7)

为回应国际学界对大熊猫在保护情况下，数量仍然下降的关注，夏勒等人指出，陷阱(用以捕捉其他动物)、偷猎和栖息地的破坏，无疑才是导致大熊猫数量下降的主因。[13][16]诸多证据，显示了彼时大熊猫受灾情况的统计存在问题。不仅如此，如果被“抢救”或“捕捉”的大熊猫拥有在野外自然繁殖的机会，大熊猫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将会增加。[16]令人遗憾的是，像潘文石和夏勒等人的这些观点，并未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也未能带来应有的实际影响。

三、熊猫面临什么威胁?

——学界对“竹子开花”事件的反思

▲竹子开花（图片来源于果壳网）

既然，在1980年代邛崃山的“竹子开花”现象，并没有造成大熊猫饥饿乃至死亡。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竹子开花将令大熊猫饿死的信念，如此深入人心，被媒体关注和夸大?在科学传播机制失效之时，从“竹子开花”的自然现象到“抢救大熊猫”活动，人类的干预对大熊猫的生存和保护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信念从何而来?

——1970年代的“竹子开花”事件

在1983年的“竹子开花”事件以前，仅有极少的学术研究涉及竹子开花和大熊猫死亡的关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杨若莉、张孚允和罗文英等人发表在《兽类学报》的“1976年大熊猫灾难性死亡原因的探讨”一文。文章透过简单的因果假定，推断1975至1976年岷山山系华桔竹开花，是造成138只大熊猫死亡的原因。[17]这个观点与1977年中央主管部门组织的联合调查组的结论一致，(转引[9]、[17])甚至被不在少数的科学家采纳。

但上述观点并非是被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例如，潘文石就曾对杨若莉等人的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北岷山，除了竹子大面积开花之外，同时还有强烈的地震发生。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岷山大熊猫的死亡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当时的调查者不可能对每具大熊猫的尸体和骨骼残骸都作出精确的死因鉴定”。([8], p.3) 《卧龙的大熊猫》则指出，“岷山地区熊猫严重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毁掉了低海拔的竹子”。([11], p.194)然而，这种面对客观事实的含混态度，在1980年代的“竹子开花”事件期间，并未得到改善。许多“竹子开花”期间的媒体报导，显示“所有的熊猫死亡都列为饿死”，实际上却没有查明大熊猫的死因。([1], p.310)至今为止，“竹子开花”作为大熊猫的主要威胁一说，在报刊和学术论文中仍持续存在，“抢救大熊猫”的活动作为功绩，仍受到褒扬与铭记。

2熊猫即将灭绝了吗?

——动物形象与民众的认识旨趣

在“竹子开花”事件中，人们除了担心大熊猫个体是否挨饿，还存在着该物种是否即将灭绝的讨论。在“抢救大熊猫”行为的背后，大熊猫的动物形象影响了它们是否有待人类拯救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竹子开花现象显示了大熊猫正在走向退化和灭绝。[18]这种观点促进了政府、媒体和民众对熊猫物种生存的忧虑，增强了对于“竹子开花”现象的关注，以及抢救“国宝”的热情。

除了媒体对事件的过度渲染外，潘文石认为，“有人过分强调大熊猫繁殖中的难题，使人们开始对大熊猫的命运做出过于悲观的估计”。([8],前言)与此同时，在“竹子开花”期间的报章杂志中，人类帮助“最好的朋友”——无力自救的大熊猫之故事，显示了其楚楚可怜的形象，早已被民众广泛地接受。大熊猫栖息地居民保护大熊猫的故事，不止是感人且受到颂扬的英雄事迹，较之于自然和生态知识，具有牺牲精神的爱国行为，更为媒体所偏好。

3“抢救”，抑或“捕捉”?

——走向野生动物保护的误区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在“抢救大熊猫”活动中，人类对大熊猫的“救援”或“捕捉”行为，实际上已很难区别。

彼时中国圈养大熊猫数量增加得很快，正是因为多数大熊猫是在“竹子开花”或其他情况下被“抢救”的。[16]1983至1987年间被捕捉的108头大熊猫中，有40头或被卖给中国动物园，或被关在省级林业单位主管的机构里。([1], pp.328-329)潘文石、秦自生等人的著作，以及《人民日报》等媒体同样支持了此类信息。([12], pp.189-191; [19], p.389; [20])如胡锦矗所言，在“竹子开花”事件中，人们投放了一千多斤肉食“请它走”，如果大熊猫不走，就“送它走”，“关起来抬着下山”。[21]甚至连竹子没有开花的唐家河、甘肃白水江保护区等地，都相继建设起“长期囚禁熊猫的大型设施”。([1], p.314)可以说，这样的“救援”，实际上等于是以“保护”的名义鼓励了对大熊猫广泛的捕捉行为。彼时有些工作人员认为，将野外大熊猫移置于人工饲养环境，对它们更有利。([1], p.297)实际上，人们不愿以较为简单的但却更加“自然”的方式救治大熊猫，而更倾向建立所费不赀的人工设施圈养它们。

同时，在媒体的鼓动、抢救“国宝”的热情，以及内援外助的资源汇聚之下，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活动的主管部门同样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正确的理解。潘文石写道，当时“申请到经费的条件是必须去‘研究竹子开花是如何使大熊猫面临绝境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人事先指定的‘结论’，科学工作者的良知使我断然不能接受”。([8], p.1)

四、从“竹子开花”事件

看科学传播中的社会建构

“如果熊猫能留在竹林里继续过它默默无闻的生活．不要应付外界的宣传，也不受宣传挑动的贪婪滋扰，或许现在就不会有那幺多的熊猫失去自由，竹子死亡也不会成为毫无必要的大举捕捉熊猫、成立收容站的借口。”

——夏勒，《最后的熊猫》。([1], p.368)

“如果熊猫能留在竹林里继续过它默默无闻的生活．不要应付外界的宣传，也不受宣传挑动的贪婪滋扰，或许现在就不会有那幺多的熊猫失去自由，竹子死亡也不会成为毫无必要的大举捕捉熊猫、成立收容站的借口。”

——夏勒，《最后的熊猫》。([1], p.368)

正常的科学传播机制，显然在“竹子开花”期间完全无法发挥作用。本来应该由科学家群体自主分析并讨论的科学问题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针，在媒体、民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建构之下，被严重地扭曲。政府主管部门也被裹胁于其中，无法对事件有清楚的认识，反而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方案。大熊猫有着作为“国宝”的特殊意义，使得与其相关的自然现象和生态知识，于彼时难以被客观看待。在科学共同体无法按照正常机制进行科学传播的情况下，科学家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非专业人士的参与和介入。最终，虚构了自然界不曾存在的危机，引发全社会抢救“国宝”的活动，为野外大熊猫的生存和野生动物保护，带来长远影响。科学共同体几乎完全失去了主导问题讨论的能力。实际上，要回答“竹子开花”事件何以发生、对大熊猫及保护工作带来什么影响之问题，皆须了解其科学传播的背景、生态知识被社会建构的过程，以及人类保护大熊猫的与境。

1不存在的危机，建构的话语

——科学传播机制的失效

媒体对“竹子开花”事件的建构，与不曾存在的大熊猫饥饿危机，形成强烈的对比。由媒体话语所建构的危机，建立在竹子开花后枯死的现象，以及大熊猫以竹为主食的既有认识之上。由此，轻易地推断个体大熊猫挨饿、大熊猫物种面临生存危机的结论。在这场引发社会各界响应，资源相继投入的大熊猫保护活动中，自然现象引发的危机固然不曾存在，科学家同样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显得极为消极。部分科学家在此过程中，接受、默认或利用了媒体的建构，其余的科学家也未能透过正常的科学传播机制，向各界传达完整的生态知识。相反的，本质上为科学问题的“竹子开花”与保护大熊猫的活动，经过媒体自圆其说的话语建构，成为一个伪问题。“竹子开花”现象因此被关注、夸大、扭曲，大熊猫也因此被“抢救”和“捕捉”。

2对“国宝”的英雄式救援

——保护大熊猫的特殊意义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形象代表，对其的保护行为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抢救大熊猫”期间，中外各界对大熊猫及政府主导的保护措施，皆相当关注。无论是媒体或主管部门，都难以冷静地看待这股保护大熊猫的热潮。大熊猫作为“国宝”的特殊意义，使得建构一场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多重利益，为科学家推翻“竹子开花”危机一说，带来莫大的难度。科学共同体在描述或讨论竹子开花现象时，莫衷一是，综合观之，科学家的话语显得微妙而含蓄，甚至暧昧。即便在“竹子开花”事件后，也始终存在着关于竹子开花是否对大熊猫构成威胁的争议。然而，无论是1990年代对大熊猫栖息地的竹与森林动态演替的研究，抑或是2000年后的许多论文，虽皆有分析与猜测，但基本上没有肯定竹子开花对大熊猫物种构成威胁之严肃定论的学术论文。

3“竹子开花”事件

对野生动物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

“竹子开花”和“抢救大熊猫”虽然提高了社会对保护大熊猫工作的关注，但却不利于现实中大熊猫个体和物种生存，不利于生态知识的传播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将“抢救”的熊猫数目作为功绩衡量的情形下，建构“危机”更有利于所谓的“保护”活动之开展。如果不存在彼时错误的“保护”观念和政策，就没有随“捕捉”而来的熊猫死亡，存活下来的熊猫也不会失去自然繁衍的机会，持续数年的“抢救大熊猫”亦不会成为后继以“抢救”为名，行“捕捉”之实的典范。

对野生动物保护而言，“竹子开花”事件强化了民众对特定物种数量的过度关注，忽略了栖息地保育的重要性，也淡化了人们对于人为地破坏了熊猫完整、理想的自然栖息在这个实际上更严重地危及了熊猫生存的大问题的关注。因为强调“国宝”的价值，将大熊猫视为珍贵自然资源之观念深入人心，“保护”乃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名实不符的“抢救”大熊猫，本身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和伤害，也为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带来负面影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对生态环境的意义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在彼时不仅未能被民众认识，同时，偷猎和栖息地被破坏等对大熊猫生存的威胁，亦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透过这个事件，民众更可能在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方法和目的等面向上产生误区。

五、结论

“竹子开花”事件所反映的，不单是一个科学问题被传播、建构和争论的过程;“抢救大熊猫”也不仅为一场保护物种的救援尝试。回顾这个有争议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待自然的方式和观念，以及媒体、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等不同团体的利益，在此亦有涉入与交会。“抢救大熊猫”活动有着对错误信念的挪用，以及民众既定的认识旨趣作为背景。作为野生动物保护行为的对象，大熊猫具有在生态、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面向上的特殊意义。正常科学传播机制的失效，令原本在科学问题上，应该拥有话语权并主导讨论的科学家，在传播过程中缺席。媒体不顾及断章取义和夸张化报导的问题，以宣扬爱国主义的方式，借由“竹子开花”建构了一场具有时代特色的“危机”。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对于如何呈现关于自然和生态学知识，如何理解在科学传播中复杂的社会建构，以及这种存在问题的建构的现实会进而如何影响和干预自然的过程，可以带给我们更好地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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