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以资源稀缺性作为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误导

二、利用能力与自然资源的转化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将现有的财货视为资源，但从根本上说，资源并非天然，而是使然。究其原因，既有财货在成为资源之前，它们的物质或实体成分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长期以来这些财货脱离了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例如，门格尔就将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的事物称为财货。一般地，成为财货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对应着人们的欲望；（2）必须具有使它有能力引起与欲望满足间的因果联系的各种特性，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联，即使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也不是财货；（3）这种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石油的能源价值，它就不构成财货；（4）此物必须是可支配的，人有将此事物用于满足欲望的能力，如月亮或火星上的矿产在目前就不构成我们的财货。显然，按照这四条件，财货本身就是可变的，具有时空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按照门格尔对财货的理解，资源或财货的稀缺不是相对于我们需求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人类的认知和利用能力而言的。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还缺乏大规模使用石油的能力，因而它虽然丰富，但并不构成资源；再如，在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永久冻土中广泛存在着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Natural Gas Hydrate），它具有能量高和污染小的性能，但人类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开采和使用它；同样，现有的研究表明，月球上蕴藏了100万到500万吨氦3，而只要开发出100万吨氦3就能够保证地球能源使用一万年。相应地，美国制度主义者艾尔斯则强调，“按照物质不灭原理，并不存在‘新材料’这样的东西。在人类几千年前首次进入西半球之前的地质年代里，氦气就肯定已经存在于狭长的德克萨斯北部延伸地区的地下了……直到几年前被用于气球之后，才被当做一种资源”；但新资源则是存在的，“每种材料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它是已有发明物与材料的新奇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发明物或一种新材料，或者两者兼有。”[①]这意味着，资源并不是自然的物品、材料或原料，而是人类的一组能力，这些能力以维持生命的方式使用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材料。[②]也就是说，人类知识和能力的总和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并且限定着其他的资源。米切尔说，“人类最无以伦比的资源是知识，因为它是其他资源之母。”[③]那么，自然物质何以成为可以被人们利用的资源呢？根本上在于人们的利用能力以及相应的技术。

从现实意义上讲，只有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物质才构成生产性资源；同时，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生产性资源也将不断增加。德格雷戈里写道：“某些人将稀缺看作是建立在自然的原则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就回到固定的、有限的资源这种观念。作为资源创造的技术理论是动态的。它不把稀缺作为经济学探究的组织原则。没有无限的资源供我们选择和配置，尽管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应对的也不是固定的资源。……使用‘稀缺’资源的一个经济/技术过程也在创造着资源，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配置和使用资源的历史过程，已经创造出了比用掉的多得多的资源”；[④]“简单的问题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资源，从而也就没有资源问题。但是人类存在的资源问题只能通过人类努力本身来终结。所谓的替代技术是可以节约资源，但却不能创造资源，会引起比它们解决掉的更多的问题。”[⑤]因此，要正确理解和区分自然物质和生产性资源，就需要将它与人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从而需要进一步地将资源与生产技术水平联系起来。事实上，没有技术，人类就无法用一种资源来无限地替代另一种资源；同时，当面临资源的瓶颈时，人类就开始寻求技术突破，从而出现了被应用的新资源，如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静态地将资源视为“天然”给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将自然物质和生产性资源区分看来，自然物质在成为生产性资源过程中，既是物质过程，也是观念上的过程。因此，资源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有限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审视土地这一的资源，随着人类使用技术和能力的提高，土地的利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这种趋势迄今还在持续。维塞尔就指出，“地理学家也许把土地数量视为不变，因为在历史的岁月中被自然的力量添加或者是减损的部分，与整体相比可以忽略。但经济学家由不同视角，只有那些被人们知道的土地，才需要得到人们来考虑。即使在已经发现的区域内，也只需要注意在经济上可利用的土地，实际的经济考虑只涉及这一部分。”[⑥]很大程度上，就资源的物质存在这一绝对意义上而言，相对于人类的需求和已有利用能力，自然世界提供的自然资源并不是稀缺的，只是大量的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人类所缺的正是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因而资源的数量就不应看成是稀缺的而应看成是无限的。特别是，由于社会无序引发的恶性竞争还导致那些已经能够被人类利用的少数资源遭到大肆破坏和浪费，因而提高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造新的人造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资源与人类知识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现代经济学才构设了“稀缺性资源”这一充满“混淆”的假设和命题。

三、劳动支出与人造资源的生成

生产性资源不仅是指自然资源，也包括人造资源，因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能力或活动的结果，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视为自然资源的矿产资源以及土地资源等都是人造的。通常的观点认为，土地是天然存在的，而不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产物；正是将土地资源看成自然赋予的，土地数量也就被视为固定性的。相应地，传统经济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供给不变（供给曲线垂直）的情况下，土地的地租率完全由土地的需求（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决定；同时，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又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量和土地上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因而地租率就由土地上的农产品价格所决定。进一步地，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决定于需求而非供给，而地租则决定于农产品价格而非决定农产品价格，因而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等古典经济学大家都主张增加对地租的课税，甚至是没收地租。其理由是，地租税不能破坏边际土地和较好的土地之间的生产力差别，从而落在地主头上的地租税不能转嫁；同时，税收既不会使农产品价格上升，也不会阻碍人们耕种土地。果真如此吗？

其实，从微观物质意义上说，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不是人类创造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也不会导致既有物质资源的消失，人类劳动仅仅是改变既有物质的形态，这是物质守恒定律表明的。譬如，一块铁矿，对原始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劳动的作用，铁矿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就转变成为一个有用的生产资源；随着人类知识的继续积累和劳动的继续作用，铁矿则进一步转变成一片更锋利的钢片，就进一步转变成为作用更大的生产工具。在此过程中，铁矿的物质成分没有变化，但人们的思想和技能变化了，凝结其上的人类劳动增加了，因而就成了生产性资源，而且作为资源的量在不断增加。土地也是如此，经过人类的开发、灌溉、施肥等劳动作用，土地和人类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发生了结合，从而使得土地的形态改变了，土地中所包含的物质元素等发生了相应改变，土地的资源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为此，李斯特就指出，“（李嘉图）以为英国的田地和草原所产生的这样丰富的地租，是由他所假定的自然生产力而来的，而这些田地和草原的情况是一向如此的。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力显然是极其微薄的，它对于使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产量是极小的，因此单单由这一点而产生的地租简直少得不值一提”，“这种生产力并不是自然地、无意识地发生出来的，并不是造物主的恩惠，主要是直接或间接由于在这里所使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劳动和资本，是由于社会的发展。”[⑦]

很大程度上，一旦经过人类劳动的作用，新形态的土地就体现了自然土地和物化劳动的结合，从而就不再是以其自然状态存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而在实质上成为人造产物。[⑧]相应地，正是由于渗入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土地资本的数量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增加的，体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土地供给曲线。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两大方面加以说明。（1）尽管土地的面积数量（可以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但由于单位面积的土地质量是不同的，因而，衡量土地总量时就要将不同质量的土地以一定标准折算成同质土地。显然，随着土地“质”的变化和提升，土地资本的供给量就必然是上升的。（2）土地固定的观点仅仅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土地的蕴藏量是既定的，但经济学上有意义的是该资源的供应量，而这种供应量又取决于开采量。显然，随着土地被不断开发和利用，土地的供给量也必然在不断提升。当然，在这两种途径中，对土地资本供给量影响更大的是所凝结劳动的变化，这体现了土地供给的内涵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土地都经历了开垦，从而都凝结了人类劳动。托马斯.潘恩在1795年给法国立法者提交的建议《土地公平》中就认为，“未改良的土地”仅相当于国民财富的1/10，或者说仅仅超过0.5年的国民收入。而且，舒尔茨还指出，世界上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都曾是贫瘠的土地，而耕地生产力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人类对土地改良的投资。[⑨]例如，正是经过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的耕作，哈尼梯田才从原来贫瘠的山丘成为当前誉满全球的沃土，从而从质和量两方面增加了土地资源量。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先验地设定土地供给是固定的，并由此来推导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等。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就外延上而言的，而从内涵的质的角度看，随着物化劳动在土地中的累积和凝结，土地的实质供给是不断增加的。速水佑次郎就指出，“借助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开发种子肥料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同借助于扩大耕作面积增加产出的效果是一样的。前者可叫做内含式扩大，后者可称为外延式扩大。”[⑩]同样，德格雷格里也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或者‘扩大土地’的某些技术，或者投资创造耕地这些观念，在一种资源的功能性理论中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假设土地为‘自然’的或者非人类、非人造的生产要素这样的理论中则没有意义。”[11]很大程度上，由外延式到内含式的转变过程也是土地供给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正是由于经过开发的土地都凝结了人类劳动，投入生产的土地资源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名称：土地资本。土地资本就是凝结在自然土地上的物化劳动。相应地，生产要素从天然的土地资源到人造的土地资本的变迁，使得土地获得的支付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原先单纯的地租变为包括地租和利息两方面。但是，现代经济学为了将土地资本和狭义的物质资本相区别，过分强调了土地资本的天然生产能力的意义；相应地，它只关注了“租”的存在，乃至把真实世界中的“租”和利息都当成了租，而忽视了土地资本中物化劳动提供的生产力。

四、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源创造观

上面的分析表明，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转化还是人造资源的生成都与人类的技术水平有关，因而艾尔斯说，现有的“稀缺”观念必须彻底修正，现在的稀缺必然是由技术而非“自然”决定。[12]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决定而且决定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后者又有赖于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只有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人类社会才可以采取迂回度不断延长的生产方式，才可以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才有知识生产和知识使用之间的分工，从而又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新技术和新发明。进一步地，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物质资本，根本上都是物化劳动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劳动创造并积累的产物。正因为包括技术水平和物质资本在内的物化劳动是社会劳动创造的，因此，资源数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即，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随着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可利用的资源量也就越来越多。

一般地，社会劳动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它能够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造出新的资源；另一方面它又是稀缺的，因为人口总量和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如何更好地配置有限的、稀缺性的社会劳动就是经济学更为核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劳动的配置，也涉及到劳动的分工。正因如此，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将资源（财富）创造都归咎于劳动，从而关注社会劳动的投入，这包括对生产性劳动的界定和劳动分工的探究。同样，马克思经济学也强调，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主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社会劳动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13]显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反，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乃至把在不同用途上分配社会总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内容。这也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广、对人类社会也更关键。事实上，不仅马克思经济学如此，研究分工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关注资源创造问题，只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才从探究资源创造问题转入到了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同时，马克思经济学在探究资源的创造时，不仅关注生产力等技术性问题，更关注生产关系等制度问题。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迄今为止的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关键在于社会关系不健全，导致劳动时间没有有效配置。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就写道：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关注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的节省，但“这不是生产问题的核心。……生产的基本问题是，设计一些能把人类能量调向生产性用途的社会制度”，而“满足这种基本要求，并不总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例如，在1933年的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无法进入生产过程。尽管有数百万失业男女渴望参加工作，尽管有许多闲置的工厂可供他们工作，尽管存在紧迫的需求欲望”，而且，“在最贫困的国家，生产需要高于一切，大规模失业成为一种常态。在许多亚洲城市，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这也不是自然界的稀缺性所强加的。毕竟可从事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们可以去清扫肮脏的街道，修缮穷人的住宅，建造公路，挖沟渠。问题在于没有一种社会机制能把人力调向生产性用途”；此外，“让男人和女人参加工作，只是解决生产问题的第一步。不仅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必须是生产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仅要确保足量的社会人力，而且还必须确保对其进行有效配置”。[14]

事实上，对既有“稀缺”资源如何使用，往往会决定能否创造出新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出新资源以及创造什么样的新资源；而这一切又涉及了既有资源的配置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劳动以及劳动时间的配置问题。为此，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等都致力于探索如何合理配置社会劳动，进而区分了社会劳动的性质以及深化了劳动分工的探索，这也是探索资源创造的至关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劳动性质以及劳动分工的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等将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统一起来；同时，正是通过对生产关系以及激励机制的剖析，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联系得以架通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1）经济学原初的研究对象就是组织（小到企业组织，大到国家组织），研究组织的规范问题，从而关注组织的健康运行和财富（资源）的有效创造，进而关注组织内外的劳动投入和分工，关注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关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2）从宏观视角上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要解决人类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这两大问题。不幸的是，自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组织运行转向个人行为以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舍弃了资源创造问题而仅仅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在封闭系统中依据稀缺来定义效率，从而就不再关注劳动性质、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生产关系以及资源创造等议题。

五、结语

资源并不是给定的，也不是稀缺的，因为“稀缺”资源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资源。一般地，资源的数量主要取决于这样两方面：（1）对既有自然物质的使用，这主要取决于人类的技术能力；（2）新资源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人类的劳动投入以及劳动的有效性。德格雷格里写道：“有了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体现于其中的技术，资源创造就能够持续，而适应就不再依赖偶然的生物学变化……我们使用技术把一个地区变成可居住地，制造衣物、居所、食物和材料，这些方式只能被称为资源创造，把过去无法居住的一个地区变成可居住的地区，只有通过资源创造才能做到。”[15]相反，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制约了劳动数量的投入，并进而决定了使用既定资源的能力。李斯特很早就指出，“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间重视的程度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16]其实，大量的社会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世界最大橡胶生产国泰国、世界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世界最大铜生产国智利等国的人均收入都排在世界70名之外，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的人均收入也只有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新加坡的一半，没有石油的以色列的人均收入也比大多数中东石油富国高，更不要说日本、瑞士等国的人均收入是自然资源丰富的乌拉圭、委内瑞拉的数倍。所以，索维尔也指出，“能够利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比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发展更主要。毕竟，是知识在决定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自然资源。当人类还处于穴居时代时，人类拥有的物理资源并不少于现在——甚至会更多，但是当人们还未拥有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知识和组织文化时，这些物理资源并不是任何经济意义上的自然资源。”[17]

注释：

[①] 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②]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③] 转引自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④]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0-371页。

[⑤]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1页。

[⑥]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⑦]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9页。

[⑧] 这种观点可以推广到煤铁矿、石油等所有自然资源上，它们在没有被开采出来之前是天然资源，而一旦被开采和利用时就结合了人类劳动而成为物质资本。

[⑨]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5页。

[⑩]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11]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12] 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13] 参见张俊山：《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4] 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页。

[15]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0页。

[16]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5页。

[17] 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原标题《现代消费理论三大基本假设缺陷：兼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经作者授权察网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