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故事】纸甲三楚　

众所周知，造纸、印刷、指南针与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南朝·宋·范哗认为，造纸术是公元105 年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其实在蔡伦上奏之前，造纸术在中国北南两方都已经流行了很久，只是皇帝不知道而已。据新疆罗布淖尔汉代遗址和西安灞桥汉代古墓出土的纸张证明，早在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就已经用上了纸。即使在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纸业也颇为兴旺。熊承芬以为，在六朝时期，江南许多地方都设有专门的造纸机构、官员和作坊，而且建康（今南京）等地一直都是江南造纸业的中心。东晋时分，桓玄还曾令平淮官负责造纸事宜。刘宋永初年间，又于都城设纸官署，隶属少府卿管辖，南朝历代也相沿未衰。

江夏纸坊的造纸技术是从哪里传来的？

经过长期的研究后，彭敦运先生以为，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于河南。

晋咸和至太元年间（公元327—377年），河南人避石勒之难大批逃至涂口，不久汝南郡又在沙羡侨置，过了二百一十四年后，他们终于完成了本土化。

汝南是“天下之中”，在汉代就有造纸作坊。汝南人在涂口的两百多年里，不可能不把造纸术带到涂口。但是，涂口的造纸原料远不及纸坊丰富，因此，纸坊出现造纸业，应该比涂口稍晚。是的，这一时期南方的造纸业也很发达，但对江夏的影响却不是很大。这是因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南移，江浙的造纸术是很难逆势扩张的。

纸坊纸业的兴盛应该与中国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密切相关。由于安史之乱，河南、河北的人口再度迁徙，历史记载这次大约有100万人到了江南。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一直以来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而且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落后的江南湖沼，促进了这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江夏“纸坊”的勃起应该就在这一时期。

一个地方的造纸要成为“业”并且成为“领跑”，需要这样几个条件。

1.有大批消费纸张的人。

2.有造纸所需要的原料，譬如竹、褚皮（褚，即构树）；燃料和水。

3.懂得造纸技术的人。

4.畅通的输出输入手段。

早年的纸坊不缺第二、第四两个条件。郁郁葱葱的青龙山，不仅盛产毛竹（一千五百年后这里依然遍地青竹），而且燃料也极为充足。汤逊湖、梁子湖宽阔的水面，不仅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还提供了畅通的水道。

公元621年，唐朝改江夏郡为鄂州，州治在江夏（今武昌区），并辖江夏等五县。又在大江以北设置了沔州，下辖汉阳、汉川两县，沔州的州治与汉阳县治都在汉阳。大江两岸顿时出现了两个州治、两个县治，一时间这里商贾云集，人潮如流。有资料记载，天宝年间，仅鄂州的户籍就达到19190户，有人口84563人；而沔州在贞观年间早就有户1517，人口有6559人。安史之乱时，黄河、淮河因战乱彼此不通，传统的漕运道路被堵塞了，江淮的财富不得不转由长江、汉水运抵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县转运至唐军根据地扶风，以接济京师长安。因此，鄂州就成了唐朝中期后漕粮的转运枢纽和命运支柱。其实，安史叛军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为了切断唐朝的这一经济命脉，多次猛扑过南阳，兵锋直接威胁鄂州，但唐将鲁灵拼死坚守，最终保全了江汉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不久，大唐干臣穆宁来鄂州坐镇，不仅继续确保了漕路畅通，而且促进了地方的文化繁荣。毫无疑问，这都为纸坊造纸业的勃起，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小气候，也提供了一片不错的买方市场，从而使青龙山下的一个小村落，摇身变成了官办的造纸作坊。经济发展必然推动文化繁荣，八分山下也因此成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胜地。山顶是历代地方主官礼天的祭坛，山下的白云洞是享誉鄂地的佛教洞天，附近还有巍峨的道观，是授徒传道的重要场所。

黑格尔曾说，“名称是一种普遍的东西，是属于思维的，它把复杂的事物变成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纸坊”成了这一地理实体的名称。

纸坊的衰落，应该与唐朝的命运相关。晚唐时节，农民起义军王仙芝一部曾攻陷鄂州，兵锋扫过纸坊；两年后，黄巢义军再度攻破鄂州，纸坊又遭兵火。经过这两次打击，纸坊已经风光难再了。进入两宋后，这里又成了刀兵频仍之地，反复的战火荼毒，终于将纸坊剔出了历史，留下了一个徒有的空名。等它再度回来，已经是一千多年后的事情了，而且已经与“纸”没有了任何关系。

明清两朝，纸坊虽然东有龙泉山，北矗武昌城，但纸坊的纸业已经失去了与江浙、中原竞争的一切优势，只留下一座明兵部尚书熊廷弼的坟茔，和当年“白云洞”、“慈云寺”、“小观园”、“龙王庙”和“龙井”等一批著名古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