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中的抉择：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叙事分析

李淑亚

关键词：归途列车;叙事;生存

纪录片《归途列车》是由范立欣指导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以“春运”为主线，讲述了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夫妇春运期间买票回乡的故事，真实记录了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作为农民工的缩影，张昌华夫妇在生计与家庭之间的周转徘徊，女儿丽琴追寻自由放弃学业的选择不仅是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所折射的是在城市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背井离乡的打工者生存的窘境。

一、徘徊：离乡与留守的挣扎

纪录片是社会的晴雨表，关注群众生活，揭示社会现实，反映时代问题是其自身功能。农民工潮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庞大的群体，勾连着城市与乡村地域。他们所组成的工农众生像准确的反映出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状态。象征城市的标志是高耸入云的楼层、舒适整洁的居所、发达的商业圣地，这些在影片中不见踪迹，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范立欣毫不顾忌的展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场景。嘈杂的生产车间、杂乱的狭小住所、超负荷的工作将农民工吞噬在城市工业化发展之中。影片张昌华夫妇多次表述出生存的不易，一方面进城打工可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是为了供得起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在陪伴与生计两难选择中迫于生活压力，进城成为无奈的抉择，这使得“回家过年”成为拉近亲情的粘合剂。因此，“底层社会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底层群体。”[1]

作为影片城乡外的另一空间，“列车”成为了联系城乡与亲情的纽带。影片数次出现春节返乡的迁徙场景，蜂拥的人群将火车站围堵的密不透风，每个人扛起的不仅是归乡的行李，更是沉重的生活压力，带到稍作喘息的火车上才有了话语空间。整个过程体现出一个“难”字，离家难、回家难、生存难。创作者运用大量长镜头、特写镜头表现出车站农民等待返乡时的期待与无助，焦灼与压抑。影片中出现第二次春运时，张素琴在无望的等待中默默擦拭眼泪，隐忍的情绪终究决堤，她深知背井离乡的艰辛苦楚，深知返乡探亲的可贵，在“家庭”与“生计”不可兼得的无奈之举下奋力挣扎。因此，每次与子女的通话内容以及春节回家的话题都围绕着“读书”的字眼。“希望他们努力学习，出人头地”“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毫无怨言”，“现在无能为力，只能在经济方面多挣点钱支持你们”，这些交谈的话语中尽显父母的希望寄托与子女，经济成为可改变的唯一客观条件。这是农民工群体的缩影，父母依托子女，子女依靠教育，从而改变一成不变的命运轨迹。

在经济危机的外界环境与疏离的家庭内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母亲最后选择返乡回家，这是属于母亲的“归途”。而事实上成千上万身在异乡的农民工总是处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找寻不到自身的存在，渐行渐远的家乡，难以扎根的城市，人生列车的“归途”到底该如何前进成为未知。

二、寻觅：现实与理想的对抗

如果说张昌华夫妇让观众看到了农民工的生活图景以及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那么女儿丽琴和儿子张洋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后一代人的生活选择。影片中丽琴第一次讲话的内容便流露出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向往同龄人走出大山寻求所谓的自由，最终选择与父母意愿相悖的道路进城打工，两代人“殊途同归”。因为“不想见到爸妈”，在学校像“关在笼子里一样”，而且家乡“始终是一个伤心的地方”，想“去漂泊去流浪”，对生活、学业、亲情各种的反感催促着丽琴卷入打工浪潮。如果说成人世界迫于社会和经济的压力而谋生，那么青春少年则是在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积压下进行反抗。丽琴挣脱了大山的束缚，父母的监管，游荡于城市的角落，实现了从留守儿童到打工者的身份转变。

“城市生活的图景更多来自于想象而不是体验，文化和社会的距离是想象最好的催化剂，而奇妙的现代城市想象是人口大量迁移背后的驱动力之一。”[2]精神自由与物欲追求成为作为农民工二代的丽琴进城打拼的推动力，购物、烫发、聚餐等一系列的生活上的满足麻痹她的心理，乐此不疲。这些让丽琴享受的物质在父母看来是摧毁了孩子的前途。不管是父亲坐车看望女儿还是母亲电话的问候仍然离不开“上学”的话题，女儿的辍学打破了张昌华夫妇望孩子“出人头地”的心愿，在丽琴追逐自己的理想时，破碎的是父辈的理想。在与父母一同回家的第一次春运时，面对车站的人海，窒息的空间，丽琴洋溢的笑容与父母的愁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经历了现实长久的磨练，一边是追寻自我的渴望，思想和心灵上的鸿沟造成两代人的隔阂，最终在回家团圆的时刻因“老子”这一字眼引发“战争”。父亲与女儿撕扯的过程无人敢上前制止，因为这种在父辈看来大为不敬的词汇在女儿口中说的肆无忌惮，挑战了传统的权威，更是触碰的父亲的底线，两代人长期积压的愤怒在一瞬间得以爆發。同病相怜的父与子深受社会环境的压迫与反抗，本应相互慰籍的压迫者成为了相互反抗的敌对者，这是一个家庭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农民工在人生“囧途”中经受着生活的压力与人际关系的疏离与裂变。

现实终归为现实，在与父亲正面反击后丽琴独自到广州打工，她“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实现梦想的地方”，叛逆自我的她为钱奋斗，在歌舞迷离的酒吧打工，机械的口号，冷漠的面庞，最终同打工者一样沦为生活的奴隶，在偌大的城市寻觅所谓的梦想，在广东这个“淘金”的地域是否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归途”？

三、迷失：城市与乡村的碰撞

影片中以张昌华一家的生活来反观农民工的处境的同时，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城市与乡村两大空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隔阂。从影片中见证了底层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所面对的环境、身份、文化的差异。

影片以平行剪辑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城乡的环境差异。广州作为经济繁华的城市，不仅是面向世界的出产地，也聚集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工厂、街道、车站等地方所见之处皆是人流，这与寂静荒凉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人潮流动的喧哗工厂所表征的工业文明与偏僻冷清的乡村文明的对比标志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的失衡。城市的多机会、多收入吸引着农村人口涌向生产场成为城市的底层边缘人物，蜗居在狭窄的空间内竭力谋生。影片多次出现工人利用机器劳动的画面，在制造厂中，没有男女之分，没有贫富差距，人像机器一样超负荷工作，迫于生存的需要使得农民工从思想到心灵成为毫无怨言的顺从者。工厂在向世界各地输出商品的同时，源源不断的输入与张昌华夫妇一样的“劳动产品”，这是城市自带的诱惑力。

身份是人社会地位的表征，“居民”和“农民”的符号就显示出身份的不同。农民工身处城市边缘，毫无技术性质的工作、数平米住所、任由支配的身份，着实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经济产业发展中，底层工作人员成为不可或缺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付出超额的体力却无法得到同等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农民工突破地域的壁垒进入城市立足，却迷失在身份的确立中。影片中的火车成为重要的符号，坐上回乡的列车仿佛找寻到了身份的存在，他们可以相互诉说生活的辛酸苦楚，可以任侃关注的话题，成为情感释放与身份认同的聚集地。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是城市的局外人，是农村的背离者。

在社会的变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乡村的生活意义与模式被改变，熟人社会的结构解体，甚至民俗文化被现代所冲击。城市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满足人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快感。生活在乡村的丽琴向往城市这片圣地，无奈困在山中操持繁杂的家务，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成为她远离家乡的动机，在她看来，自己“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没钱是不幸的”，终究迷失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环境中。面对女儿放弃读书步向父辈的后尘，反叛的性格造成家庭尴尬的境地，作为农村女性，母亲张素琴烧香拜佛来祈求女儿“改邪归正”，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显得若乎其微。现代性文化批判着乡村文化的落后，生活的无趣，精神文明的匮乏，漂泊在外的农民工却找不到与现代文明相应的生活方式。

现代工业化的发展造成的城乡发展的失衡导致落后的农民涌入城市找寻属于个体的生存法则，工业技术异化的时代使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碰撞，冲击着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

结语

《归途列车》从一个农民工家庭生活状态的微观叙事故事中展现出社会结构的宏大命题，影片通过主人公的抉择和行动的呈现，揭示了社会底层人民面对匮乏的物质世界的挣扎与抗衡，影射了工业化文明的发展对边缘人群的冲击与无可奈何，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机制的失衡，使得我们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彌补人心灵的创伤。片名如人生，农民工的归途在何方？是返乡回家还是游荡在城市化道路的边缘，是作者留下的审视与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亮.底层手稿[J].上海文学，2006，（1）：96-97.

[2] 王庆明，陆遥.底层视角：单向度历史叙事的拆解——印度底层研究的一种进路[J].社会科学战线，2008，（6）：224-227.

科技信息·学术版202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