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我们世界线的KR著名人物 美利坚联合工团 1.杰克·里德（约翰·里德）

KR里为1936年美国大选美利坚社会党候选人。他当选总统后，会很快就被麦克阿瑟赶下台。他在第二次美国内战中将作为美利坚联合工团的领导人率领钢铁区的工人们作战。美利坚联合工团胜利后，他将退位，与家人度过最后的时光。

本位面为美国记者、诗人和共产主义活动家。一战期间发表反战文章，驳斥“一战是自由主义反对暴政的圣战”的观点。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就在彼得格勒，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后他把他这段时间的见闻写成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于1920年在莫斯科逝世。

注：本文较长，约9000字。

约翰(“杰克”)·塞拉斯·里德（1887年10月22日至1920年10月17日）是美国记者、诗人和共产主义活动家。里德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而声名鹊起，后来因报道俄国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而闻名，他在书《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写到了这一点。

早年经历

约翰·塞拉斯·里德（John Silas Reed）于1887年10月22日出生于他外祖父母的豪宅里，现在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鹅谷社区。他祖母的家有中国仆人。里德曾写道，（他小时候）要向“Goose Hollowite”（国王山下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一个帮派中的一群年轻流氓）付五分钱以防止被殴打。2001年，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安装了一个纪念里德的长椅，从这里可以俯瞰里德的出生地（这栋豪宅已经不复存在）。

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格林）·里德（Margaret（Green）Reed）是波特兰实业家亨利·道奇·格林的女儿。亨利·道奇·格林创办并经营了三家企业，即第一家天然气和照明公司、西海岸第一家生铁冶炼厂和波特兰水厂（他是该公司的第二家所有者）。西南格林大道以他的名义命名。

约翰的父亲查尔斯·杰罗姆·里德出生在东部，作为一家农业机械制造商的代表来到波特兰。凭借他机智的头脑，他很快就赢得了波特兰商界的认可。这对夫妇于1886年结婚，家庭的财富来自格林一方，而不是里德一方。

小杰克是个多病的孩子，在护士和佣人的簇拥下长大。他母亲精心挑选了他的上流社会的玩伴。他有一个弟弟，名叫哈里，比他小两岁。杰克和他的兄弟被送到最近成立的私立学校波特兰学院。杰克聪明伶俐，能通过课程，但却懒得为高分用功，因为他觉得学校枯燥乏味。 1904年9月，他被送往新泽西州的一所预科学校莫里斯敦（Morristown），准备上大学。他的父亲没有上大学，希望他的儿子们去哈佛。杰克在莫里斯敦继续他糟糕的课堂表现，但他加入了足球队，并表现出了一些文学上的天赋。

里德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入学考试中失败了，但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于1906年秋季入学。他身材高大，英俊，阳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中。他是啦啦队、游泳队和戏剧俱乐部的成员，曾在《讽刺》和《哈佛月刊》的编辑部任职，还是哈佛欢乐合唱团的主席。1910年，他在《匆匆忙忙的布丁》剧团担任了一个职位，还为他们的节目《戴安娜的处女作》创作了音乐和歌词。里德没能参加足球队和船员队，但他擅长游泳和水上运动马球。他大四时还被评为“常春藤演说家和诗人”。

里德参加了他的朋友沃尔特·利普曼主持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议，但并未加入该俱乐部。该组织向州议会反映，抨击该大学未能向其雇员支付生活工资，并请求行政当局开设社会主义课程。里德后来回忆说：

所有这些对哈佛社会的面貌没有任何表面上的改变，也许代表我们走向世界的俱乐部成员（这里应该不是指的是上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而是其他校园活动性质的各类俱乐部）和运动员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些事。但是，在沉闷的外部世界里，有比大学活动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并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H.G. Wells和Graham Wallas 等人的著作，把我们从对奥斯卡·王尔德的业余爱好中抽离出来，这是几代大学生文学家都有的爱好（指对王尔德的爱好）。

那年夏天，他开始更多地了解“单调的外部世界”，在第二年春天返回美国之前，他访问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他最喜欢的教授查尔斯·汤森·科普兰（Charles Townsend Copeland，简称“科比（Copey）”）鼓励他的旅行，并告诉他，如果他想成功地写下生活，他必须“看到生活”。

生涯

记者

里德决心成为一名记者，并开始在纽约这个工业中心崭露头角。里德利用了哈佛大学的一个有价值的联系人，林肯·斯特芬斯，他正在树立一个揭发丑闻的名声。他很早就赞赏里德的技巧和才智。他很早就欣赏里德的技能和才智。斯蒂芬斯让他的年轻爱慕者在美国杂志上获得了一个初级职位，在那里他阅读手稿、更正校样，后来还帮助他完成了写作。里德通过在一家名为《风景园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短期季刊中担任业务经理，补充了他的工资.

里德在格林威治村安家，那里是诗人、作家、活动家和艺术家的新兴中心。他爱上了纽约，不遗余力地探索纽约，并为之写诗。他在杂志上的正式工作足够他支付租金，但里德（Reed）试图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来谋求自己的地位。他到处投稿一篇关于他在欧洲六个月的短篇小说，收到了不少拒绝信，最终在《星期六晚报》上获得突破。不到一年，里德（Reed）的其他作品就被《科利尔》（Collier）， 《论坛》（The Forum）和《世纪》（The Century Magazine）杂志接受。他的一首诗被作曲家阿瑟·福特改编成音乐。《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们把他看作是一名撰稿人，开始发表他的作品。

里德对社会问题的严重兴趣最初是由斯蒂芬斯和艾达·塔贝尔引起的。他超越了他们，走上了比他们更激进的政治立场。1913年，他加入了由马克斯·伊斯曼编辑的《大众》杂志。里德（Reed）为这本社会主义出版物贡献了50多篇文章、评论和短篇文章。

里德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因为他试图代表新泽西丝绸厂的罢工者发言。当局对罢工者的严厉态度和他短暂的监禁使里德更加激进。他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结盟。他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发表在6月的一篇文章《帕特森的战争》中。同年，在IWW领导人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的建议下，里德（Reed）在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了“帕特森罢工者盛会”， 为罢工者谋福利。

1913年秋，里德被《大都会》杂志派往墨西哥报道墨西哥革命。四个月来，他与潘乔·维拉的立宪（立宪派）军队（其“启蒙者杰夫”的政治领袖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一起经历枪林弹雨，并在托雷翁击败联邦军队，为其向墨西哥城挺进开辟了道路。里德崇拜维拉，但卡兰萨对他态度冷淡。

里德在一系列杰出的杂志文章中报道了维拉一伙人的经历，这使他赢得了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的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赞誉。里德对苦工深表同情，并强烈反对美国的干涉。里德的报告被收集并出版为《墨西哥起义》（1914年）。

1914年4月30日，里德抵达科罗拉多州，这是最近发生的卢德洛大屠杀的现场，这场大屠杀是工厂主镇压劳工组织的结果。在那里，他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这期间他调查了事件，代表矿工发言，并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科罗拉多战争》，于7月出版）。他开始更加相信阶级冲突。

1914年夏天，里德和梅布尔·道奇和她的儿子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敦度过了一个夏天，他整理了《墨西哥起义》，并就此话题采访了威尔逊总统。最终的报告在白宫的坚持下被淡化了，并没有取得成功。

战争通讯员

1914年8月14日，在德国对法国宣战后不久，里德作为《大都会》记者启程前往中立的意大利。他在那不勒斯遇到了他的情人梅布尔·道奇，两人一起前往巴黎。里德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争权夺利的结果，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同情。

里德在1914年9月出版的《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人”的战争》的未署名文章，他写道：

“真正的战争是很早就开始的，这场突然爆发的带来死亡和破坏的战争（指一战）只是其中一个事件。它已经肆虐了几十年，但是它的战斗却很少被宣传，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商人”们的冲突...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结盟时，民主起了什么作用？在加蓬神父（俄国牧师，希望废除沙皇专制，引发1905年“血腥星期日”的工人游行的组织者）的彼得堡，在大屠杀的敖德萨中, 自由主义起了作用吗？（这句话实在是太难翻译了，我推测是在表达自由主义并没有对推翻暴政有任何用处）……

不。这是商业对手之间的战争……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希望，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在这场流血和可怕破坏的恐怖中，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变革，并朝着实现人类和平的目标迈出一大步。

但我们绝不能被这篇关于自由主义即将发动反对暴政的圣战的社论所欺骗。（意思是里德批判这篇社论将一战这个帝国主义战争美化成自由主义推翻暴政的战争）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在法国，里德对战时的审查制度和到达前线的困难感到沮丧。里德和道奇去了伦敦，道奇很快就动身去了纽约，这让里德松了一口气。1914年剩下的时间里，他与法国妓女喝酒，并与一名德国女子有染。12月初，两人去了柏林。在那里，里德采访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他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投票反对战争信贷的社会党人之一。里德对第二国际承诺的工人阶级团结的普遍崩溃，以及被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取代深感失望。

他于12月回到纽约，写了更多关于战争的文章。1915年，他在加拿大艺术家、《大众》撰稿人博德曼·罗宾逊的陪同下前往中欧。从塞萨洛尼基出发，他们看到塞尔维亚（包括被炸毁的贝尔格莱德）遭受严重破坏的景象，也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他们经过了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定居点。在海乌姆，他们被捕并被监禁数周。冒着被因间谍罪而被枪杀的风险，他们被美国大使救了出来。

在前往俄罗斯的途中，里德对美国驻彼得格勒大使倾向于相信他们是间谍而感到愤怒。里德和罗宾逊在试图潜入罗马尼亚时被重新逮捕。这一次，英国大使（罗宾逊是英国公民）终于使他们获准离开，但他们的所有文件在基辅被没收。在布加勒斯特，两人花了很多时间将旅行所见拼凑在一起。里德一度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在加利波利看到行动。从这些经历中，他写了一本书《东欧战争》，于1916年4月出版。

回到纽约后，里德在波特兰拜访了他的母亲。1916年1月，他与在那里相识并结识了路易丝·布莱恩特（Louise Bryant），在那里相恋。尽管他们很幸福，但两人也有外遇，符合他们放荡不羁的圈子和性解放的思想。1916年初，里德认识了年轻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从5月开始，三人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敦租了一间小屋，这是科德角的一个避暑胜地，许多来自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和作家都住在这里。不久之后，布莱恩特和奥尼尔开始了一段恋情。

那年夏天里德报道了总统提名大会。他支持伍德罗·威尔逊，相信他会兑现自己的诺言，不让美国卷入战争。1916年11月，他与布莱恩特在纽约的皮克斯基尔结婚。同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接受了一次切除肾脏的手术。他一直住院到12月中旬。这次行动使他不符合应征入伍的资格，并使他免于登记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这是他的本意。在1916年，他私下出版了《坦伯莱恩和其他诗句》，一版共500本。

随着国家走向战争，里德被边缘化：他与《大都会》的雇佣关系随后被终止。他典当了已故父亲的手表，并将科德角的小屋卖给了节育活动家和性教育家玛格丽特·桑格。

当威尔逊在1917年4月2日要求宣战时，里德在华盛顿的一次匆匆召开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大喊：“这不是我的战争，我不会支持它。这不是我的战争，我也不会和它有任何关系。” 7月和8月，里德继续为《大都会》写激烈的反战文章，但美国邮政部拒绝邮寄这些文章，于是他又为《七艺》撰稿。由于里德（Reed）和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反战文章，《七艺》杂志失去了资金支持，停止出版。里德被美国支持战争的热情惊呆了，他的职业生涯也因此一蹶不振。

见证俄罗斯革命

1917年8月17日，里德（Reed）和布莱恩特（Bryant）从纽约出发前往欧洲，二人首先向国务院提供了法律上宣誓的保证，即两人都不会代表社会党出席即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会议。两人正以工作记者的身份报道刚刚起步的俄罗斯共和国的轰动性事态发展。两人途经芬兰，在君主主义者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事政变失败后，他们立即抵达首都彼得格勒。里德和布莱恩特发现俄罗斯经济一团糟。旧帝国的几个主体国家，如芬兰和乌克兰，已经获得自治权，并寻求与德国单独的军事通融。

里德（Reed）和布莱恩特（Bryant）曾在彼得格勒（Petrograd）参加十月革命，在那次革命中，以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

粮食短缺使首都的局势严峻，社会动荡不断。里德后来回忆：

“克伦斯基政权的最后一个月的标志是面包供应从每天2磅减少到1磅，0.5磅，1/4磅，最后一星期根本没有面包。绑架和犯罪增加到您几乎无法走上街头的程度。报纸上写满了这些（新闻）。不仅（临时）政府崩溃了，市政府也完全崩溃了。这座城市的民兵组织混乱，街道上的清洁设备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都坏了。”

空气中弥漫着彻底变革的情绪。布尔什维克寻求建立一个全社会主义的政府，并立即让俄罗斯退出战争，他们寻求将权力从克伦斯基移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将于10月召开的民选工兵代表大会。克伦斯基政府认为这是一种政变，并采取行动关闭了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它发布了对苏维埃领导人的逮捕令，并准备将据信不可靠的彼得格勒驻军调到前线。由布尔什维克党主导的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心代表未来的苏维埃大会夺权。1917年11月7日晚上11时，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冬宫，这是克伦斯基政府所在地。里德（Reed）和布莱恩特（Bryant）在冬宫陷落期间在场，这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的象征性事件。

里德是新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的热情支持者。他到新人民外交委员会工作，把新政府的政令和新闻译成英文。里德后来回忆说：“我还合作收集材料和数据，分发文件，进入德国战壕。”

里德与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关系密切。1918年1月18日，在制宪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他认识了列夫·托洛茨基，并被介绍给了列宁。到了12月，他的资金几乎用完了，他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美国人雷蒙德·罗宾斯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罗宾斯想创办一家宣传美国利益的报纸，里德答应了。但在他准备的一期报纸中，他在报头下写了一条警告：“这张报纸致力于促进美国资本的利益。”

制宪议会解散后，里德没有离开。两天后，他手持步枪，参加了一支红色卫队的巡逻队，准备保卫外交部免受反革命袭击。里德参加了第三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在会上做了简短的讲话，承诺将革命的消息带到美国，他说他希望这将“引起美国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的响应”。美国记者埃德加·西森（Edgar Sisson）告诉里德（Reed），布尔什维克正在利用他进行宣传，他接受了这一指责。

1月份，托洛茨基回应里德（Reed）对他的大量档案的安全性的担忧，提议里德（Reed）担任苏俄驻纽约领事。由于美国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所以里德的资格几乎肯定会被拒绝，而且他将面临牢狱之灾（这将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一些宣传材料）。在彼得格勒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里德的任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商人亚历山大·甘贝格（Alexander Gumberg）会见了列宁，向他展示了一份简章，其中里德（Reed）呼吁美国向俄罗斯提供大量资本支持，并要求创办报纸来表达美国人对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谈判的观点。列宁认为该提议不好，因此撤回了里德的提名。得知甘贝格的干预，里德总是在事后诋毁他。

里德和布莱恩特撰写并出版了有关俄罗斯经历的书籍。布莱恩特《在俄罗斯六个月的红色时光》最先出版，但是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布莱恩特于1918年1月返回美国，但里德直到4月28日才抵达纽约市。在返回途中，里德从俄罗斯前往芬兰；他在过境前往芬兰时没有签证或护照。在图尔库港，里德（Reed）在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途中登上一艘船时，芬兰警方逮捕了他。他被关押在图尔库的卡科拉监狱，直到被释放。里德（Reed）从芬兰出发，经斯德哥尔摩前往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Kristiania，即今挪威首都奥斯陆）。

由于他仍在“《大众》案”中受到起诉，因此联邦当局在他的船到达纽约时立即与里德会面，在搜查他的物品时，将他扣留在船上8个多小时。里德的文件，这是他打算用来写书的材料，被查封了。在他的律师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承诺第二天将他送往联邦大楼后，他凭自己的见解被释放。他的文件直到十一月才退还给他。

激进的政治活动家

回到美国，里德和布莱恩特为布尔什维克辩护，反对美国的干涉。公众对俄罗斯放弃对德国的战争感到愤怒，普遍对里德冷淡。在俄罗斯期间，他在《大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一篇标题为“为你的士兵男孩织一件直夹克”的文章，作为政府起诉他从事反战煽动的证据。（反战煽动被视为煽动叛乱和叛国罪）。

在里德（Reed）到达纽约的前一天，第一次“《大众》案”审判以陪审团悬而未决告终。包括他在内的被告将被重审。4月29日，他立即缴纳了2000美元的保释金。第二次“《大众》案”审判也以陪审团的悬而未决而告终。

5月31日，在费城，里德站在一个封闭的大厅外，向1000名群众大谈此案和战争，直到警察把他拖走。他因煽动暴乱被捕，保释金5000美元。里德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9月14日，他从俄罗斯回国后第三次被捕，被控违反《煽动叛乱法》，交纳保释金5000美元后获释。此前一天，关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美国（布朗克斯）举行。里德曾热情地为这场革命辩护，他似乎认为革命也将降临美国。他试图阻止盟军对俄罗斯的干预，认为俄罗斯人通过遏制德国在乌克兰的野心和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图谋，为战争作出了贡献，但这一论点最终毫无结果。

1919年2月21日至22日，布莱恩特在参议院一个调查布尔什维克在美国的宣传活动的委员会前受到了激烈的质询，但他表现得很是坚韧。里德跟着她。据霍姆伯格说，他的证词被媒体“野蛮地歪曲”。那天晚些时候，里德去费城为他5月的演讲接受审判；尽管法官、媒体和检察官发表了一番充满敌意的演说，里德的律师还是说服陪审团这起案件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他被无罪释放。回到纽约后，里德继续广泛发言，并参与当年社会主义政治的各种曲折活动。他曾担任大纽约社会党左翼发行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周刊的编辑。

隶属于社会党左翼的里德与其他激进分子于1919年8月30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被开除。激进分子分裂成两个极端敌对的团体，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简称CLP，里德帮助成立）和第二天成立的美国共产党。里德是前者的国际代表，撰写宣言和政纲，编辑其报纸《劳工之声》，并被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指责为“骗子杰克”。里德1919年的著作显示出对西方式民主的怀疑，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预示着真正的民主“基于平等和个人自由”。

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由于里德因煽动叛乱被起诉并且他希望为CLP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他于1919年10月上旬在斯堪的纳维亚护卫舰上持伪造护照逃离了美国；他以司炉的身份前往卑尔根。上岸后，他消失在克里斯蒂安尼亚（Kristiania），于10月22日越过瑞典，经过芬兰，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1919-20年寒冷的冬天，他在莫斯科周围地区旅行，观察工厂、公社和村庄。他在笔记本上写满了自己的文章，还和一个俄罗斯女人发生了外遇。

里德对革命的感觉开始变得矛盾。活动家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最近登上了“布福德”号，这是美国根据《煽动叛乱法》驱逐出境的数百名外国人之一。她特别关心契卡。里德告诉她，革命的敌人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命运，但也建议她去见安吉丽卡·巴拉班诺夫，一位对当前形势持批评态度的人。他希望戈德曼听取一些对方的意见。

里德虽然面临在伊利诺伊州被捕的威胁，但还是试图在1920年2月返回美国。当时，苏维埃组织了一次大会，成立了美国联合共产党。里德试图通过拉脱维亚离开俄罗斯，但他的火车始终没有到达，迫使他搭上开往彼得格勒的军用火车的车厢。 3月，他进入赫尔辛基，在那里他有一些激进的朋友，包括未来的政治家和SDKL议会成员海拉·伍利乔基（Hella Wuolijoki）。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被藏在了一艘货轮的船舱中。

3月13日，芬兰海关官员在船上的一个煤仓中发现了里德。他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他坚称自己是海员“吉姆·戈姆雷”。最终，他手中的珠宝、照片、信件和伪造的文件迫使他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遭到了多次殴打并受到酷刑威胁，但他拒绝交出其当地联络人的名字。由于他的沉默，他无法被以叛国罪受审。他被指控走私和拥有珠宝（102颗价值14,000美元的小钻石被没收）并被判有罪。

美国国务卿对里德被捕感到满意，并向芬兰人施压，要求他们提供他的文件。但是，美国当局对里德的命运无动于衷。虽然里德付了走私罚款，但他仍然被拘留。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迅速恶化。他患有抑郁症和失眠，给布莱恩特写了令人震惊的信，并在5月18日威胁要绝食。他终于在6月初获释，并于5日启航前往爱沙尼亚的塔林。两天后，他前往彼得格勒，从营养不良和坏血病中恢复过来，这些都是因为他几乎只吃鱼干。他的情绪变得高涨。

6月底，里德前往莫斯科。在他和布莱恩特讨论了她加入他（去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可能性后，布莱恩特乘坐了一艘瑞典籍的不定期轮船，于8月10日抵达哥德堡。与此同时，里德出席了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尽管他的心情一如既往的愉悦和舒畅，但他的身体健康已经恶化了。

在这次大会上，里德强烈反对其他革命者对俄罗斯人的认同。后者认为革命的热情正在退潮，共产党需要在现有的体制内工作，里德认为这样的政策将是灾难性的。他对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在大会期间表现出的欺凌手段感到不屑，他们命令里德参加8月15 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人民大会。

去巴库的旅程很漫长，乘火车经过一个饱受内战和斑疹伤寒蹂躏的乡村地区，需要五天。里德不愿意去。他请求允许他晚些时候出发，因为他想在布莱恩特从摩尔曼斯克到达彼得格勒后在彼得格勒见她。季诺维也夫坚持让里德乘坐官方火车：“共产国际已经做出决定。你只能服从。” 里德需要苏维埃的善意，也没有准备好与共产国际最后决裂，他不情愿地踏上了这趟旅程。他的朋友本杰明·吉特洛在他自己放弃共产主义多年后断言，里德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幻想就此破灭了，因为他受到了季诺维也夫如此这般的对待。

里德（Reed）在巴库（Baku）期间，收到了一封电报，宣布布莱恩特抵达莫斯科。他跟随她于9月15日到达那里，并将过去八个月的事件告诉她。他显得更苍老了，衣服也破旧了。在莫斯科期间，他带着布莱恩特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列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主要的布尔什维克，还参观了莫斯科的芭蕾舞团和美术馆。

去世

里德决定返回美国，但在9月25日病倒了。起初他被认为患有流感，五天后住院，被诊断为斑疹伤寒。布莱恩特花了所有的时间陪伴他，但由于盟军的封锁，没有药可以买。里德的思绪开始乱转，最后他失去了身体右侧的活动能力，并且不能再说话了。1920年10月17日，里德在莫斯科去世，当时他的妻子正紧紧握着他的手。在一场英雄式的葬礼后，里德的遗体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他仍然是被埋葬在那里的仅有的三位美国人之一。

遗产

里德在流行文化中的解释千差万别。有些人，如传记作家罗伯特·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称他为浪漫主义者，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则嘲笑他是“革命的花花公子”。对于他所属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里德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国际性的象征，一位烈士在庄严的宣告声中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他的名字将作为激进的共产主义先贤的一员而受到崇敬。而一些其他人，例如他曾经的老朋友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声称里德在他生命的尽头已开始回避苏联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和暴力行为。他们试图在里德死后利用他为他们的反共行动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