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永远走在长征路上――记洪学智将军夫人张文

文/ 王友平

　　【人物简介】

　　张文（1919―　），原名张熙泽，四川通江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洪学智的夫人。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被服厂任战士、班长。1935年春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2016年对老红军张文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不仅是她亲历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她加入中国共产党80周年，与开国上将洪学智将军结婚80周年。这位从巴山蜀水走出、历经磨难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巾帼英雄，革命经历传奇，一生信念不变。她说：“我永远是党领导下的一名红军战士。”

　　“我要当红军”

　　1919年7月24日，张文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张熙泽（抗战时期改名为张文）。家里有兄妹五人，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她在家中最小。家里只有四间祖上留下来勉强遮风挡雨的旧房，却没有一垄自己的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过活。

　　张文的父亲张玉鼎读过私塾，粗通文墨，勤劳本分，安心在山村教书，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母亲张刘氏没有文化，但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对子女管教甚严。

　　张文刚满9岁时，父亲积劳成疾，得了眼病，因无钱医治双目失明，一家的生活负担全部压在了她母亲身上。1929年春，洪口发生灾荒，张文一家生活极为困难。为了活命，大哥张熙银到地主家做工，二哥张熙汉去跟裁缝做学徒，张文和姐姐经常帮母亲到山坡地里挖野菜充饥。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这让张文从小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

　　为了让女儿能吃饱饭，母亲不得不狠心把年仅10岁的张文送到本村郭姓地主家当小佣人，条件是只给饭吃，不给分文报酬。张文在地主家从早干到晚，还经常挨打受骂。她先后给郭姓、蒋姓两家地主当了三四年佣人，饱受屈辱。挨打受骂的小佣人生活，使她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穷人为什么老受穷？地主为什么对穷人那么狠？这难道是命？她想不通。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来到了张文的家乡洪口镇。此后洪口镇就真的“变了天”，农民分了地主财产、土地，翻身做了主人。张文再也不用去给地主家当小佣人了。有一次，13岁的张文在洪口镇街上听了一位红军女战士的演讲：为什么穷人受穷，地主老财为什么压迫剥削老百姓，穷人要翻身，要过好日子，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张文听得入迷，从此受到革命的启蒙。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女战士曾广澜大姐的教育下，张文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曾广澜成为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她梦想着，自己也能像曾大姐一样，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

　　这时，张文和二哥张熙汉在红军供给部做支援前线工作。她虽然年纪小，但手脚麻利，干活很快。供给部的一位女兵班班长劝她参加红军。她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下定决心，要像曾大姐那样当红军。

　　1933年2月的一天，还不满14岁的张文，悄悄来到洪口镇苏维埃政府找曾广澜大姐，向她吐露了压在心头几个月的“秘密”：

　　“曾大姐，我想好了，我要当红军！”

　　“当红军？好啊！”曾大姐一面抚摸着她的头答应着，一面又劝阻道，“你年纪还小，当红军是要吃很多苦的。”

　　“我不怕！”她恳求，“再苦再累，总不会比给地主婆干活、挨打受骂还苦吧？”她满肚子苦水一下子涌上了喉头，忍不住向曾大姐倾诉。曾广澜流下辛酸同情的眼泪，像慈爱的大姐姐一样，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同意了她的请求。张文终于梦想成真，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时，她的二哥张熙汉也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兄妹俩都分配在红四军供给部被服厂工作。张熙汉还把自己带来的一台缝纫机捐给了部队，并教被服厂的干部战士做军衣。父母后来知道了，也支持兄妹俩参加红军，并叮嘱说：“你们参加了红军，这是我们老张家的光荣。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给洪口镇乡亲们争光。”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他们兄妹俩始终记住父母的这番话。

　　“三张”女班长

　　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后勤补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红四方面军供给部被服厂加班加点生产，也难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当时被服厂共有男女红军二三百人，每12人编为一个班，全厂只有四五台缝纫机。

　　见此情景，心灵手巧的张文就同与她一起在洪口镇参加红军、同在供给部一个女兵班的张大英、张德意两人商量，要想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努力多生产被服。她们提出各班组要开展生产竞赛，比谁做得更快、更多、更好，通过竞赛调动生产积极性，增加服装产量。商量好后，张文和张大英、张德意她们三个人之间首先开始了竞赛，原来一天做1套军装，现在要完成1套半。供给部领导了解后认为这是件好事，决定在被服厂推广，号召大家向她们三人学习。就这样，劳动竞赛活动在被服厂开展起来，大家比学赶帮，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她们三人便成了被服厂人所共知的“三张”。不久供给部扩编，由于工作出色，“三张”分别调到3个班担任班长。

　　到1933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5个军、15个师，共8万余人。这时，蒋介石在调动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发动第5次“围剿”的同时，又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纠集四川大小军阀部队20万人，兵分六路向红四方面军发起围攻。作为后勤战士，张文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斗争。

　　西进遇艰险

　　1935年2月，为粉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川陕会剿”，策应红二十五军长征、迎接中央红军转入川西，红四方面军开始向西转移。张文所在的被服厂和后方机关，也随红军主力西撤。

　　张文、张大英和张德意是供给部里最活跃、最能干的三姐妹。从西进第一天起，她们三人就一起相约:“路上谁也不能掉队，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革命到底！”

　　在艰难的行军中，她们每人都要背四五十斤的背服和线团，山高路险，每天都要走六七十里路，脚下打起了血泡，一沾地就钻心地痛。第一天走下来后，张文正为第二天的行军发愁：脚下都打起了血泡还怎么继续赶路？这时，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告诉她：“把缝衣针烧红后，刺破脚上的泡，放出血水，第二天照样赶路！”她和战友们一试，这个办法果然有效。

　　一天晚上，背着一箱手榴弹的张文行进在清江渡（今四川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时，因天下小雨、夜黑路滑，她扑通一声，连人带背篓滚下山坡，摔得失去了知觉。排长刘文芝见状，急忙和张德意、张大英一起，拽着灌木枝叉小心翼翼地爬下山坡，终于找到了昏迷中的张文。幸好她被一棵大树拦住，才未跌下深渊。战友们都为她死里逃生感到庆幸。

　　踏上长征路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了长征。

　　张文随部队来到嘉陵江边时，部队首长已为供给部确定了渡江地点――苍溪附近的一个渡口（后被称为万里长征“第一渡”），前卫部队已用竹子搭起浮桥。渡江那天是个阴天，国民党追兵离渡口只有5里路，形势非常紧张。红军战士们站在江边，仰望大巴山，俯视嘉陵江，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很多战友情不自禁地捧起江水喝上几口，然后继续西进。

　　渡江以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天天连续行军，一连走了四五天，人困马乏。每到宿营地，如果敌情不太紧张，作战部队可以就地休息，但被服厂战士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赶做军服。

　　长途持续行军，饥寒交加，张文得了肺结核，发烧不止，身体极度虚弱，但行军的脚步不能停止。她背着沉重的被服和线团，紧随部队不停地行走，脚肿得穿不上鞋子，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但是她心里明白，此时掉队就意味着死亡，拼死也要跟上队伍。战友们看到张文行军困难，争相为她背背包、背线团，她肩上只剩下一只盛水用的铁皮桶。她想，战友们负担已经够重了，说啥自己也要为集体分担一点困难呀！

　　一天，他们走近一个山坡，谁也没有想到，在几间破草房里，竟隐藏着一股国民党军的散兵。正当他们望着房子迟疑时，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散兵从山坡两边冲了下来，狂叫着：“抓红军娘子呀！”“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红军被服厂的女战士，手中没有武器，无法抵挡敌人。避免伤亡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地形地物拼命地快跑，冲出敌军子弹射程。张文拼命地跑，决心“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她奇迹般地跟着队伍冲了过去。

　　摆脱敌人追击后，张文一到宿营地就瘫倒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战友们急忙围上来，帮她卸下背上的铁皮桶。

　　“啊！真玄哪！”有人惊叫起来。原来张文背的那只铁皮桶，竟被敌人的子弹打出了5个窟窿。如果没有铁皮桶的遮挡，她或许早就中弹牺牲了。她不禁暗自庆幸：“铁皮桶救了我的命！”

　　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在夹金山下的懋功县城里，红军战士们热烈欢呼，张文唱着《两大主力会师歌》，激动不已。

　　懋功会师不久，红四军开始北上。供给部被服厂的战士们继续前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他们又被迫南下，1935年10月，他们十分艰难地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夹金山终年白雪皑皑，空气稀薄，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有狂风大作、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当地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猿猴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当地人说，要想过山，必须提前拜祭山神，求得山神保佑，到了山上还不能说话，说话会惊动山神，若惹怒山神，就会下大冰雹把你砸死。夹金山被说成是一座令人恐怖的神山。

　　上山前一天，领导给战士们做思想动员，要求部队次日凌晨3点出发，中午必须爬到山顶。张文顾不上连续几天行军的疲劳，和战友们一起积极做好爬山的准备。他们不仅准备了草鞋、绳子、生姜、辣椒，每人还准备了3个用柏树皮做的火把。出发前，张文的二哥担心她过不了夹金山，专门跑来找她，鼓励、安慰她说：“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山上很冷，不要把手脚冻坏了。我走在供给部前面，过了山后我就点火烧开水，你们下了山就来取暖、喝开水。”

　　凌晨3时，外边还是一片漆黑，他们就打着火把上了山。那时，战士们年轻火气旺，由于山下天气较热，每个人只穿件单衣、头上包块毛巾就出发了。

　　山脚下，他们要趟过积雪融化的泥泞小路；山坡上，他们只能沿着一尺多宽的险路艰难地向上爬。当爬到海拔3000米以上时，冰封雪冻，空气明显稀薄了许多，呼吸都感到困难。突然，一阵狂风卷起，鹅毛大雪扑面而来。他们赶紧穿上所带的全部衣服，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高峰攀登。在离山顶不足3里时，张文呼吸困难，两眼发花，四肢如灌了铅一样，怎么也走不动了。排长刘文芝见她快要倒下时，急忙赶上来，把她背的东西抢过去全部背在自己的肩上。接着，她又叫来管理科长，两人用胳膊架着张文，继续往上爬。张文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必须坚持，绝不能倒下！因为如果这时停下来休息，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她亲眼看见，许多战友就是因为坐下来歇息，结果永远倒在了雪山上。

　　午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雪山顶。这时，山顶狂风大作，天突然下起了冰雹，接着是鹅毛大雪。排长招呼他们，雪山顶上更不能停留，必须赶紧下山。战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身上被乱石划出一道道血口子也全然不顾。

　　三次过草地

　　在长征中，张文曾三次过草地，其艰难情景，令她终生难忘。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军委把两个方面军的红军队伍重新编序，分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张文所在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被编入右路军。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率领下北上，开始了第一次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红四军是从黑水、芦花出发，向班佑行进。这里的草地绵延数百里，茫茫无际，渺无人烟，沼泽遍布。这次过草地由于没有经验，走的时间很长，饿死、淹死、病死的人很多，红军损失很大。草地行军时，张文还偶遇她的二哥张熙汉。二哥没有忘记父母的托付，在长征路上处处关照她。这次过草地，部队整整走了十多天，才走出去。

　　1935年9月底，张国焘已下定决心与党中央闹分裂，他下令红四军从班佑折回南下，于是，张文又跟随部队第二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比第一次还艰苦。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跋涉，才走出草地，到达了党坝。

　　第三次过草地，是在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休整一段时间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从甘孜出发，进行第二次北上，与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第三次过草地是另辟新路，更加艰难。过了毛儿盖，就是纵深600余里荒无人烟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位于川西北（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红原和若尔盖县境内，这里海拔3000多米，是最典型的沼泽地。放眼望去，只见绿茫茫的一片汪洋草海。

　　草地上最缺的除了粮食就是食盐。张文的同乡战友张德英（又名张兰）有一块盐巴，像石块一样坚硬。每次吃饭时，她就拿出来，大家用沾水的筷子在盐块上沾沾，再把筷子放到嘴里嘬嘬。当时的情景让张文终生难忘。

　　经过八天八夜的顽强跋涉，他们终于走出了神秘莫测、险象环生的草地，踏上了北进甘南的征程。

　　1936年2月，张文和张大英、张德意三人同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征途结良缘

　　在长征途中，张文还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1936年3月，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红四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川西甘孜地区的瞻化县（今四川新龙县）。瞻化县城是一座只有百十户藏民、依山傍水的小城镇，这里风景如画，波涛滚滚、奔流不息的雅砻江环绕城南。红四军供给部暂驻于此，女兵班驻地离军首长很近。

　　5月30日那天，春风和煦，阳光灿烂，雅砻江畔的原野上鲜花盛开。红四军在这里召开运动会。张文带领的女兵班也应邀参加，最后她带着女兵列队登台演唱，她还看着二哥张熙汉参加了武术表演。正是在这次运动会上，这位来自洪口镇的红军女战士给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后，经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及其夫人冯明英的介绍，张文与洪学智喜结连理。他们在红四军政治部办公室举行了十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从此长征路上又增添了一对新人，他俩共同战斗，白头偕老。

　　会宁大会师

　　三过草地之后，张文随部队进入甘南地区，他们冒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轰炸而继续前进。红四军在甘南地区同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周旋了一个多月，进行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张文所在的供给部随部队行军、打仗、生产，不断转移。紧接着，红四军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第一纵队奉命从洮州出发，一路作战，攻城略地，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肃会宁的清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师胜利会师。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实现了大会师，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张文见证了这伟大的历史性的一幕，只见会宁城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万众欢腾，她激动不已。

　　红军长征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同时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张文后来回忆说：“雪山又高又冷，草地一望无边。我们能吃的都在肚子里，能穿的都在身上，无医无药，天天都有战友牺牲……我所在的红四军被服厂共有6个班、100多名女战士，长征走到八里铺时，只剩下两个班。许多老大哥、老大姐都倒在了长征的路上，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继续新长征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洪学智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在经历了近18年的艰难坎坷、荣辱沉浮之后，洪学智和张文从吉林又回到了北京。洪学智被任命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张文也担任了解放军三○四医院的顾问，这对“长征夫妻”又重新穿上了军装，开始了新的长征。年近六旬的张文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工作。

　　1981年，张文被聘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从此，她积极热心为少年儿童工作奔忙，到处宣传，募集资金，不遗余力，动员大家为“3亿儿童出点力”。她的热心肠，感动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上将。秦基伟说：“张文同志为全国少年儿童做好事，这是应该支持的。”随后北京军区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资助了两万元。张文担任了20多年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在康克清、陈慕华、顾秀莲等历任会长的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出了十分出色的成绩，康克清会长曾向她颁发过该基金会的荣誉奖章。

　　张文还是全军较早的幼教工作者之一，对幼儿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关心支持下，总后系统的幼儿园连续数年被评为驻地、全军、全国的幼教先进单位。

　　1983年张文离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她很快发起组织了总后勤部第一支老战士歌咏队，并担任顾问。1984年该歌咏队改名为总后老战士合唱团，后又改名为总后业余艺术团。张文在这个艺术团里，首先是充当“后勤部长”和“管理科长”，其次是充当核心队员，经常在大合唱中担任领唱，一直到80岁还登台演出。

　　张文特别关心教育，曾把自己积攒的12万元用于资助家乡洪口镇中心小学建设多媒体计算机教室。

　　1995年，在张文的提议下，他们全家人在北京大学选定了来自湖北、四川、山东等革命老区的8位特困生，每月向每人资助人民币100元，一直供到他们大学毕业。逢年过节她和洪学智还把这些学生请到家里聚餐，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他们要继承革命传统，努力学习，立志成才。此后，张文一家又陆续资助了一些贫困学生，包括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

　　2006年11月洪学智同志逝世后，留下600多件遗物。张文把这些弥足珍贵的物品，包括一级革命文物31件、二级革命文物51件，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如今，老红军张文虽已97岁高龄，但依然身板硬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依旧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她十分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发展，特别是军队后勤领域的变化。她注重弘扬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痛斥军队出现的腐败现象。她在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要确保军队花过的每笔钱，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赖，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参加红军和长征，是张文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2005年，张文所写的《我的红军之路》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成为一段宝贵的历史见证。2012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为该书再版题词，称赞张文是“长征路上不老松，工农红军女英雄”。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历尽坎坷的老红军战士，张文同志始终保持红军本色，永远走在长征路上。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