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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自汉魏以来的颓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失去汉隶“一碑有一碑之面貌”和朴拙厚重的气韵，而是在外在形式上越来越走向程式化。隶书一直发展到唐玄宗之时，才使得盛中唐时期的隶书程式化表现的最为明显，而李隆基的《石台孝经》更是这一倾向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唐代以楷书成就最高，而楷书对法度要求最高，无论从用笔方法到结字方法无不紧紧遵循着法度的要求。唐代楷书对法度的恪守可谓达到书法史上的极至。试想我们改变唐代楷书名家无论欧、虞、颜、柳任何一家楷书作品的任何一个点画，都会使整个字变得很不协调。如果将楷书中的法度规范转移到隶书的书写过程中，这在唐代应该是一件十分自然地事情。这样一来问题也就随之产生，因为楷书从隋入唐逐渐走出隶书的影响，就楷书而言这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成熟的过程，这恰恰表现了楷书作为一种新型书体生命力强盛的表现。然而隶书此时的境况和楷书正好相反。隶书自汉末已经开始进入衰退期，程式化倾向日益严重，此时再将楷书的法度观念移入到隶书创作中，不仅不是对隶书的解放，反而成为隶书发展的束缚。这样看来，自盛中唐以来，凡隶书书家所写隶书几乎可谓千人一面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自汉朝以至魏晋，隶书一直是刻碑铭石的主流书体，刻碑铭石的基本要求便是庄重。下面这段话可以印证唐人眼中隶书的庄重地位：“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终非古法。故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请张庭珪以八分书书之，邕亦谓非八分不足以敬碑也。”由此可知隶书的实用功能主要在于书碑铭石，作为书碑铭石的主要书体，隶书的书写更应比其它书体规范统一。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不难想到，有唐以来，隶书书碑者认真严谨的书碑态度。这时的隶书书碑并不仅仅限于蔡邕《熹平石经》或曹魏《三字石经》正定文字的功用，更加强调的规范、庄重、唯美，这时书者的意识自然不会集中于隶书书法艺术的丰富性上。隶书的实用功能也为盛中唐以来隶书的程式化倾向更为明显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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