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明

还是这个别林斯基，他又指出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死魂灵》里到处渗透着他的主观性。」

「这种主观性显示出艺术家是一个具有热烈心肠，同情心和精神性格的独特性的人，─它不容许艺术家以冷漠无情的态度去对他所描写的外在世界，逼使

他把外在世界现象引导到他自己的活的心灵里走一过，从而把这活的心灵灌注到那些现象里去。」[10]

他要求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植根于占优势的时代精神中的强烈的主观动机」，[11]要有「热烈的充满着爱和恨的思想」，[12]并认为这是「一切真正

诗的生命」。[13]

因此，我们有必要划清现实主义「客观的描写」和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界限。

而 划清这个界限的关键，看来就在于作品的「客观的描写」之中，有没有渗透着当时「占优势的时代精神」，有没有体现出作家「热烈的充满着爱和恨的思

想」，也就是说，《金瓶梅》究竟是不是「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

拿对西门庆与王招宣府林太太通奸的描写来说，如果作者只是一味地渲染他们的奸 淫活动，那可谓是客观主义；而实际上作者却是先客观地写出他俩会面如

何彬彬有礼，林太太要求西门庆惩办日逐引诱她儿子王三官在外嫖妓饮酒的奸诈之徒，说：

「几次欲待要往公门诉状，争奈妾身未曾出闺门，诚恐抛头露面，有失先夫名节。今日敢请大人至寒家诉其衷曲，就如递状一般。望乞大人千万留情，把

这干人怎生处断开了，使小儿改过自新，专习功名，以承先业，实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浅，自当重谢。」

西门庆也一本正经地答道：

「老太太怎生这般说，言谢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何等人家！令郎既入武学，正当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听信游食所哄，留连花酒，

实出少年所为。太太既分付，学生到衙门里，实时把这干人处分惩治；亦可戒谕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辙；庶可杜绝将来。」

这些话说得是多么言之有理、冠冕堂皇啊！可是作者紧接着却写他们「说话之间，彼此言来语去，眉目顾盼留情。」

不久那林太太即主动「自掩房门」，跟西门庆「相挨玉体，抱搂酥胸。」（第 69 回）口口声声惟恐「有失先夫名节」，要「戒谕」后生「以承先业」的

人，原来自身却是奸淫狗盗之徒！

这种言行对照、前后映衬、表里不一的客观描写，其揭露封建礼教虚伪、堕落的倾向性，难道还不昭然若揭么？

诚如戴不凡所指出的，他俩「若无衣冠，便是禽兽。放下房帷，『节义』全无。作者不赘一词，而『结论』自显。此其笔墨高超处，亦明社会之最深刻揭

露。」[14]

《小说见闻录》

有的学者虽然也说倾向性不是看作者的「道德教训」，而是「要看它的具体描写」， 可是却又撇开上述具体描写揭露封建的节义已经徒具虚名，成为对他

们卑鄙行为的辛辣讽刺的倾向于不顾，而孤立地摘出其中的四句「有诗为证」：

「面腻云浓眉又弯，莲步轻移实匪凡。醉后情深归帐内，始知太太不寻常。」

据此指责：「作者往往不是使人对它所描写的丑恶现象引起反感，而是津津乐道，仿佛要读者和他一起欣赏。」[15]

其实，这四句诗是作者客观地描写西门庆对林太太的感受，读者从中看到的是西门庆那好色的卑劣灵魂，是林太太那「不寻常」的节义全无。

如果谁要把自己置于西门庆或林太太同一角色，那就正如前人早就指出的：「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16]

因此，与其指责这种客观描写缺乏倾向性，不如说这是对作品本身的曲解或误解。

事实上不是《金瓶梅》作者「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而是我们有的批评家忽视了 《金瓶梅》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倾向性有其自身的特点：

它不是侧重于歌颂理想和光明，而是着力于揭露现实的丑恶和黑暗；不是塑造和讴歌高大的英雄形象，而是冷峻刻画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不是让倾

向直接通过作家或人物的口说出来，而是「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17]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

有的学者之所以批评《金瓶梅》是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标本，就是由于忽视了《金 瓶梅》对于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而按照《水浒传》等经典作品的

传统模式来要求《金瓶梅》。

因此，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纯客观的描写或叙述是不可能的。要在《金瓶梅》那样洋洋七八十万言的作品中掩蔽作者的观点更是难以想象。」

而另一方面，却又以《水浒传》为范本，指责《金瓶梅》的客观主义还表现在：「应该歌颂的没有歌颂或歌颂不够，应该否定的没有否定或者否定不

够。」[18]

所举的具体例证，就是：「在《金瓶梅》里提到的如宋江、武松等人物，除照抄不改的部分外都已经走样了。

例如第 84回，宋江在清风山，『看见月娘（西门庆的正妻）头戴孝髻，身穿缟素衣服，举止端庄，仪容秀丽，断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贵眷。』

又见她『词气哀婉动人，便有几分慈怜之意』，于是就假托自己『同僚正官之妻』，要释放她回去，并且决心为这个恶霸的妻子报仇，这哪里还有一点点

水浒英雄的气味呢？这个故事是《水浒传》第三十二回的翻版。

《金瓶梅论集》

《水浒传》释放的是官府刘知寨的夫人，《金瓶梅》换成了西门庆的正妻。也许有人问： 官僚同恶霸，半斤八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水浒传》写宋江的心理活动，起先是『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

当他知道是刘知寨夫人之后，他又想：『他（她）丈夫既是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

他想到的只是江湖义气，哪里像《金瓶梅》那样见一个『富家贵眷』，就不惜捏造关系为她求情，一副无原则的奴才相呢？两部书对武松杀嫂的不同写法

也是一个绝好的对照。

在《水浒传》中武松借亡兄断七为名，请来了前后邻舍，关紧门户，迫得潘金莲与王婆一一招认明白，一个叫胡正卿的人从头写下，四家邻舍都书了名画

了字，然后把潘金莲杀了。光明磊落，理直气壮，不失封建时代大丈夫本色。

《金瓶梅》所写却是武松假意与潘金莲成亲，骗入新房，虽然仇是报了，尴尬畏葸，昔日景阳岗打虎的豪气如今何在呢？」[19]

这种以《水浒传》为典范和模式，来要求和批评《金瓶梅》，难道是公正的、实事 求是的么？让我们先看两书对宋江救妇人的描写。

宋江救妇人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在《水浒 传》中写「那妇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便答道：『侍儿是清风寨的浑家。为因母亲弃世，今得小

祥，特来坟前化纸。那里敢无事出来闲走。告大王垂救性命！』」

这是由于「母亲弃世」等个人偶然的原因。

又写「宋江寻思道：『他丈夫既是知寨花荣 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这是从个人情面观点出发。

《金瓶梅》写宋江因「月娘向前道了万福，『大王，妾身吴氏之女，千户西门庆之妻，守节孤孀。因为夫主病重，许下泰山香愿。先在山上，被殷天锡所

赶，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想天晚，误从大王山下所过。行李驮垛都不敢要，只是乞饶性命还家，万幸矣。』宋江因见月娘词气哀婉动人，便有几分慈怜

之意。」

这分明是出于反对官僚恶霸殷天锡的政治原因和对受欺压的孤孀的同情。

宋江根本不知道西门庆是个恶霸，怎么能说宋江要救月娘，就是「决心为这个恶霸的妻子报仇」呢？宋江提出要求释放妇人的理由是什么？

邮票 · 宋江

在《水浒传》中写道： 「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这 娘子说来，是个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

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 这是以江湖义气来为「朝廷命官的恭人」说情。

在《金瓶梅》中写宋江「乃便欠身道：『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识。为夫主到此进香，因被殷天锡所赶，误到此山所过，有犯贤弟清

跸。也是个烈妇，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全他名节罢。』」

又说：「不争你今日要了这个妇人，惹江湖上好汉耻笑。殷天锡那厮，我不上梁山便罢，若上梁山，决替这个妇人报了仇。」

接着作者写道：「看官听说：后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为殷天锡夺了柴皇城花园，使黑旋风李逵杀了殷天锡，大闹了高唐州。此事表过不题。」

这里《金瓶梅》作者显然是把殷天锡作为梁山农民革命的对象来描写的，宋江是从反对殷天锡迫害烈妇的正义立场出发的。

这样的宋江形象不是比吹江湖义气的理想更真实，更具有社会典型意义么？怎么能说他是「一副无原则的奴才相」呢？

再让我们来看两书对武松杀嫂的描写。

武松杀嫂的原因，是为了替哥哥武大报仇雪恨。 那么，谁是害死武大的罪魁祸首呢？当然首先是勾引潘金莲，并向潘金莲提供毒药的恶霸西门庆。

因此，在《金瓶梅》中是写武松首先要杀西门庆，而在《水浒传》中却写武松首先杀嫂，然后再去杀西门庆，「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以突出他对淫

妇和奸夫的憎恨。

《水浒传》的这个描写，实际上是宋元话本〈刎颈鸳鸯会〉的翻版。不过〈刎颈鸳鸯会〉是写淫妇被丈夫捉奸，当场「则见刀过处：一对人头落地，两腔

鲜血冲天。」而《水浒传》则是写武松为兄报仇。

两者情节虽有差异，但以「鸳鸯」被「刎颈」，来 惩罚奸夫淫妇的思想倾向则是一致的。

《金瓶梅》作者虽然也未摆脱反对奸夫淫妇的传 统思想影响，但是他却在「西门庆」的名字上特地戴了顶「豪恶」的帽子，灌注并拓展 了更为广阔的社

会内容。

武松杀嫂的方式，在《水浒传》中是借祭祀亡兄断七，在《金瓶梅》中是武松假意与潘金莲成亲，骗入新房。

这两种写法，实际上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前者是为了突出武松的兄弟之义；后者是为了深刻揭示和鞭挞潘金莲为情欲所迷的丑恶灵魂。

因为作者早已经写明，潘金莲第一次见到武松时就心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在武松仇恨未报成却身陷囹圄，六七年之后遇赦归来，假意要娶潘金莲

时，她却仍然「旧心不改，心下暗道：『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

连吴月娘听了，都「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明。与孟玉楼说：『往后死在他小叔子手里罢了。』而潘金莲竟欲令智昏到这种地步！作者把

人物性格刻画得真是入骨三分，」 令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可以说作者是把反对滥施情欲的思想倾向，溶化到潘金莲这 个人物的血液之中去了。

至于说到武松采用了「骗」的方式，就说他是「尴尬畏葸」，那么，在《水浒传》中武松对潘金莲说：「明日是亡兄断七。你前日恼了众邻舍街坊，我今

日特来把杯酒，替嫂嫂相谢众邻。」他不仅骗了潘金莲，而且还骗了众邻舍街坊。

两者同样是「骗」，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在《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之后是主动向官 府投案自首，而在《金瓶梅》中，武松杀嫂之后是「上梁山为盗去

了」。

对比这两种写法，我们能说后者缺乏「打虎的豪气」么？不，它缺乏的只是在《水浒传》中过于浓重渲染的江湖义气，而奋不顾身的「打虎的豪气」，则

被带到那个现实社会梁山农民革命的正道上去了。

当然，我们也承认，从总体上来看，《金瓶梅》中武松的形象，确实不及《水浒传》中的武松那样「打虎的豪气」光彩逼人，但这不是由于《金瓶梅》的

写法自然主义、客观主义，或倾向性有问题，而是因为两书的题材内容、思想倾向和艺术方法有所不同。

《水浒传》是旨在歌颂武松等水浒英雄，而《金瓶梅》却是要揭露社会的黑暗，尤其是财和色的罪恶。

恰如文龙所指出的：「《水浒》以武松为主，此则以西门庆为主，故不能不换面，此题旨使然耳。」[20]

正是这种不同，我们才说它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如果是完全雷同，那就成为毫无可取的因循抄袭了。

邮票 · 武松

二、划清典型化与非典型化的界限， 认识《金瓶梅》的理想性

典型化，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 如同俄国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指 出的：「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

作。」[21]

恩格斯也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2]

《金瓶梅》所反映的是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现实。那时虽然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整个社会是处于日趋腐朽、堕落的黑暗时期。

而《金瓶梅》作者所采用的创作方法，暨不是以浪漫主义，也不是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来描绘和歌颂理想的英雄形象，而是要用严格的现实主

义来刻画那个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种创作方法是跟那个失去理想主义光辉的黑暗时代相适应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再现那个时代的需要。

「缺乏先进的理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实主义，而只能降低为庸俗的消极的现实主 义，即现在所通称的自然主义。」[23]

这是持「标本」论的学者指责《金瓶梅》是自然主义的又一重要论据。

现实主义当然需要有先进的理想。但是，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不同创作方法的理想。 一种是浪漫主义主观性的理想。

「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

「积极的浪漫主义派多半幻想到未来的理想世界，例如雪莱的《普洛米修斯的解放》；消极的浪漫主义派则幻想过去的『黄金时代』，例如梯克的仿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而作的《弗兰茨‧希特巴尔德的漫游记》。」[24]

另一种是现实主义客观性的理想。

它不是以主观想象、虚构的方式，直接描绘「理想世界」，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 再现现实世界上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作家的理想灌注

和熔化在艺术创作的典型之中。

我们不能以浪漫主义或带有浪漫主义因素的理想模式，来作为对现实主义作品要求和评价的唯一标准，而应该把对客观现实的描写是不是加以典型化，作

为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界限。

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排斥典型化的。佐拉说：

「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对于现实的 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从一块整布上再制成一件东西。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从这个观念开

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削弱它。」[25]

高尔基也指出：

「自然主义这个手法，并不是同那应该消灭的现实进行斗争的手法。

自然主义从技巧上指出事实─给事实『定影』； 自然主义是照相师的手艺，而照相师只能够复制，例如，一个只带凄惨微笑的人的脸庞，为了照出这个脸

庞带有嘲讽微笑或欢乐微笑的相片，他就得一次又一次地拍摄。

所有这些相片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然而是一个人凄惨地、或者愤怒地、或者欢乐地生活着的那一分钟的『真实』。

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全部复杂的真实，照相师和自然主义者是没有能力去描绘的。」[26]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既反对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又不赞成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 对于现实的增、删」，而主张忠实于现实，寓理想于艺术的典型化之中

的。

《文学书简》

「典型」这个名词源于希腊文 Tupos，「由这个词派生出来的 Ideal 就是『理想』。所以从字源看，『典型』与『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在西方文艺理论

著作里，『典型』这个词在近代才比较流行，过去比较流行的是『理想』；即使在近代，这两个词也常被互换使用，例如在别林斯基的著作里。[27]

正因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忠于现实，理想完全服从于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需要，所以恩格斯才强调：

「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28]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29]

《金瓶梅》绝非自然主义的照相式的反映生活。

从它对一些话本题材的加工、改写之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在社会环境或人物形象描写方面，它都是力求做到充分地典型化的。

如《金瓶梅》第 47、48 回关于「西门庆受赃枉法」「曾御史参劾提刑官」的故事，是根据《百家公案全集‧港口渔翁》的故事改写的。

这本书又称为《龙图公案》或《包公案》。是以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为主人公的。包公的形象实际上跟北宋名臣包拯已经面目全非，而是成为人民群众

理想的化身─箭垛式的人物。

原故事是说扬州一位有钱的善人，姓蒋名奇来，号天秀。因撞见家仆董某与一个丫头调情，而严厉地惩治了董某，以致董某怀恨在心。

一个多月后，蒋天秀带董某和一个琴童雇船赴京，途中，董某便与艄公合谋，杀死蒋天秀，并把琴童扔到河里。不料琴童没有淹死，被一个老渔翁搭救。

蒋的尸体漂流到清河县慈惠寺附近，被和尚埋在河滩上。一天，包拯骑马路过清河，一股旋风把他引到埋尸的地方，发现了蒋的尸体。当地官员便武断地

认定杀人凶手是慈惠寺的和尚，使和尚蒙受冤狱。

后来琴童偶然遇见参与谋杀蒋天秀的艄公，向包公告发，才使真正的杀人凶手艄公正法，和尚被无罪开释。另一个杀人凶手董某，以谋得的不义之财经

商，成了一个大富商。

虽然他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但几年后却被海盗杀害，得到了应得的报应。

这个故事被移植到《金瓶梅》中，不只是把蒋天秀改成苗天秀，董某改为苗青，琴童沿用了《金瓶梅》原有的人物安童，更重要的是把苗青调情的对象，

从丫鬟改为苗天秀的小妾，使主仆间的怨恨显得更加真实、合理，有典型性；

又把苗青之所以得逃脱法律的惩罚，改成是由于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和夏提刑接受了他一千两银子的贿赂；同时又把理想化的箭垛式的清官包拯删去，改为

小说所写的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曾孝序，而这个曾御史对西门庆等受赃枉法的参劾，又由于西门庆给朝廷太师蔡京送了大量礼品，而得到了蔡京的庇护，结果西门

庆不但没有得到应得的惩处，反而被提拔为理刑正千户，参劾西门庆的清官曾御史，反而遭到了革职流放的处分。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经过《金瓶梅》这样的改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小说〈港口渔翁〉歌颂清官包公、美化封建统治的主旨，而使西门庆的形象更加富有「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的特色。因为：

第一，原故事中的董某得以逃脱法网，是带有偶然性的，没有多大典型意义的。

《金瓶梅》改成苗青用行贿的办法，得到了提刑官西门庆的庇护，这是带有必然性的，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从中寄寓了作家对社会政治黑暗进行揭露批

判的崇高理想。

第二，清官在历史上虽然确实存在，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清 官个人也不能不受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制度的制约，特别是到

了封建统治腐朽没落的时代，即使有清官也无能为力。

原故事中把包公作为理想化的清官来歌颂，既有反映人民理想的一面，也有美化封建官吏，散布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寄予幻想的一面。

《金瓶梅》改成曾孝序参劾西门庆反而遭到革职流放的处分，这就更加真实、更加深刻， 因而也更加典型地揭露了那个社会环境的黑暗和险恶。

第三，《金瓶梅》把〈港口渔翁〉的故事，不仅用来为刻画西门庆这个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服务，而且它不只是鞭挞了苗青、西门庆等个别坏人，更重要

的是揭露了那整个腐朽、黑暗、没落的封建时代。正如清代张竹坡的批语所指出的：

「平插曾公一人，特为后文宋巡按对照，且见西门庆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

也？」[30]

这里面所具有的社会典型意义，其揭露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该是多么令人震惊啊！

从《金瓶梅》对〈港口渔翁〉故事的改写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它既摒弃了 包公式的浪漫主义理想化的描写，又改变了传统的公案小说就事论事的自然主义的写法，而是把个人的偶然的原因，改为社会的必然的原因，

把个别的特殊的人物和事件， 上升到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典型的高度，如张竹坡所说的，从「一西门之恶」，使读者 可以看到「何止百千万西门」。

这种典型化的写法，既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和人物性格具有真切的本质的认识，又寄托了作者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给予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的先进理想

和强烈感情。

「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创造伟大的典型。」[31]创造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 等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金瓶梅》现实主义艺术成

就的集中表现。

「它的若干主要人物形象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现实主义成就。」[32]这是连把《金瓶梅》指责为「自然主义的标本」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

实。

可是「标本」论者一方面承认《金瓶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高度现实主义成就」，另一方面，又无视典型化本身就是理想，把这部「长篇小说完全写反

面人物」，作为它缺乏理想的论据之一，说《金瓶梅》作者既没有「真正忠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在生活中发现令人鼓舞的乐观的人和事」，又不会

「凭自己的主观创造出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33]

皋鹤堂本

要求作家「凭自己的主观创造出一些积极的东西」，这是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色。用 它来要求《金瓶梅》，如同要求男人生孩子，实在是看错了对象。

指责《金瓶梅》作者「完全写反面人物」，没有「在生活中发现令人鼓舞的乐观的 人和事」，这也未免言过其实。

对此，张竹坡早就批驳过。他说：

「《金瓶》内有一李安是个孝子，却还有一个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个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谁谓一片淫欲

世界中，天命民懿为尽灭绝也哉！」[34]

再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色本来就不是要写「令人鼓舞的乐观的人和事」。不仅《金 瓶梅》是这样，西方许多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大多如此。茅盾

就说过：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只能算是半面的现实主义，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没有前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然要改革的一面，但没有反映出资本主义的

掘墓人─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及其必将创造历史新页的一面。

如果说巴尔札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所反映的他那时代的现实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晚于巴尔札克几十年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就没有在他们的作品

中反映出他们那时代的全貌。」[35]

可见，以没有写出「令人鼓舞的乐观的人和事」，没有反映「时代的全貌」，来指责《金瓶梅》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也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第 98、99 回写韩爱姐跟陈经济成为情人，与《古今小说》 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从情节到语句都很相似。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全文近一 万字，《金瓶梅》第 98、99 回与其文字相似的达七千字，除了前面的入话和后面胖大和尚的三次托梦外，大部被借入

《金瓶梅》所用。

《古今小说》的出版，虽然略迟于《金瓶梅》成书，但在《宝文堂书目》中著录有宋元话本〈三梦僧记〉，可见它是宋元旧篇。

颇有意思的是，《金瓶梅》作者并不是简单的抄袭，也不只是将人物的姓名和故事发生 的地点变了一下，重要的是他把人物性格和作家所寄托的理想完全

颠倒了过来。

原小说中的吴山，是个「生来聪俊，粗知礼义，干事朴实，不好花哄」的商人子弟，而小妇人金奴则是个好色的私娼，「不止陷了一个汉子」，吴山就是

其中之一，「只因不把色欲警戒，去恋着一个妇人，险些儿坏了堂堂六尺之躯，丢了泼天的家计，惊动新桥市上，变成一本风流说话。」

后来吴山在和尚托梦的教育下，才「从此改过前非，再不在金奴家去。」

《古今小说》插图

《金瓶梅》作者则把吴山改为腐化堕落成性的浪荡子陈经济，成为与原小说中的吴山有天壤之别的人物，而好淫的韩金奴也改成了坚守贞节的韩爱姐，成

为截然相反的形象。

在陈经济与庞春梅私淫被人杀害后，韩爱姐竟一往情深，说：「奴和他恩情一 场，活是他妻小，死傍他魂灵。」「虽刳目断鼻，也当守节，誓不再配他

人。」

原小说 中吴山与韩金奴的关系，体现了话本作者把女人视为祸水，宣扬戒色欲的封建理想。

经过《金瓶梅》作者的改写，则成了针砭男子的腐化堕落，不可救药，自取灭亡，歌颂女子的爱情，信誓旦旦，矢志不渝。

如果《金瓶梅》作者没有理想，他怎么会对吴山、韩金奴这两个人物形象作如此相反的大幅度的改塑呢？

指责《金瓶梅》为「自然主义的标本」论者，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论据：

「《红 楼梦》同《金瓶梅》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都是愁云惨雾、黯无天日的景象，但是在曹雪芹那里尽管伸手不见五指，却使人想起云层之外太阳仍然在

那里运行，不管多么长久我们还是会见到它的；

在《金瓶梅》中，虽然黑暗似乎并不加深，但是太阳是永远沉没了，或者是它虽然会重新升起，但是人们却已经对它不再有所期待了。

所以批评一个作品缺乏理想，不一定嫌它没有正面人物，像《死魂灵》那样虽然没有正面人物也不使人感到有所缺欠。」[36]

这种说法，未免自相矛盾。既然「不一定嫌它没有正面人物」，为什么又要以「完 全写反面人物」来责备《金瓶梅》为「缺乏理想」的「自然主义的标本」

呢？

至于拿《金瓶梅》和《红楼梦》相比，《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远远高于《金瓶梅》，这是确凿无疑的；可是没有《金瓶梅》，也就很难想象会有

《红楼梦》，《红楼梦》是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以《红楼梦》的水平来要求《金瓶梅》，那就如同以壮年人的成熟来责难青少年人的幼稚一样，只不过暴露了责难者本身不看客观对象、不顾历史条

件而已。我们评价任何一部作品，必须从该作品本身的实际出发。

再伟大的作品，都不能作为要求和批评其他作品的唯一模板。否则，就势必导致千篇一 律，把文艺创作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何况《红楼梦》的创作方法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它所创造的贾宝玉、林黛玉等主要人物，显然都带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成分，「大观园」更属「太虚幻境」式的「理想世界」。

而《金瓶梅》的创作方法则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是批判现实主义。它的特色和任务，不是要描绘和歌颂「云层之外的太阳」，而是要「曲尽人间丑

态」，[37]要无情地赤裸裸地再现「一片淫欲世界」。[38]

这是不是就证明它「缺乏理想」呢？我们姑且不说《金瓶梅》中绝不是太阳「永远 沉没了」，人们「已经对它不再有所期待了」，它还写了武松、宋江等是

投奔梁山造反的英雄，来旺、宋惠莲是有一定反抗性的奴仆，曾孝序是跟贪官作斗争的忠臣，周秀是抗击敌人入侵、为国捐躯的将领，王杏庵是慨慷助人的义

士，李安是不受春梅财色引诱的好汉，即便从它对反面人物的描写和丑恶事物的揭露中，难道不也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么？

问题在于理想的表达，不是只有一种途径，而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

「现实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它扩大了文艺题材的范围。由于它在十九世纪主要是批判性或揭露性的，它抛弃了过去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遵守的避免

丑恶的戒律。现实主义派所描绘的无宁说绝大部分都是社会丑恶现象。法国美学家塞阿依甚至把现实主义叫做『丑恶的理想主义』，这就是说，把丑恶提升到理

想。」[39]

什么叫「把丑恶提升到理想」呢？对此，果戈理说得更清楚：「

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40]

我们可以批评《金瓶梅》对表现「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不能因为它写了「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就说

它「缺乏理想」。

因为这不仅是对《金瓶梅》这一部作品的评价问题，而且涉及到文学创作能否打破「避免丑恶的戒律」，能否百花齐放的重大原则问题。

《周中明文集》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中明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