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与学科发展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高校恢复招生后，大学的教学科研逐渐得以恢复并获得一定发展。相应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始不断创立。目前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有重大影响的高校大体上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聚拢人才、设立相关机构的。如1978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创建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1980年郝克明等在北京大学、朱九思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

1983年，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社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经过多年筹备（1979年筹设）正式成立。早期设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在1983年后陆续获批硕士学位点，并获准将高等教育研究室升格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如北京大学于1983年设立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于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所，该研究所下设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评估、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室，开展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同年，厦门大学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年，华中工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室经过扩充改建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所。1986年，厦门大学设立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同年，北京师范大学等三所高校设立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授权点。这些与高等教育管理有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立，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依托。

随着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快速发展，1982年就有学者提出“应把高等学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一些学者开始编写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出版的教材主要有1982年李冀主编的《普通高等学校管理》，1983年朱九思主编的《高等学校管理》，1984年陶增骈主编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1985年余立主编的《大学管理概论》以及邓晓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概论》等。

1985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组织力量编写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的专门著作，确定十个题目为其内容，包括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体系与内容、知识体系和基本概念与范畴、理论基础、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与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高等教育管理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中外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管理思想评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88年，余立和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出版，围绕上述题目对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较系统的探讨，汇聚了当时高等教育管理学界的一些共识。该书将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定位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以下简称“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管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桥梁，希望在“三论”指导下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应该说，“三论”在这一时期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的思想。如邓晓春于1988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探索》，以高等教育管理的职能体系为主线，尝试将“三论”等运用于高等教育的科学管理中；其于1989年出版的《系统科学与现代高等教育管理》，更进一步探讨了“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精华——‘三论’如何更好地与高等教育管理相结合”。又如王润于1989年主编的《高等学校管理》也把“三论”特别是“系统论”作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概念建构层次；所谓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有相当多的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实践的总结。虽然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教材，但是，由于没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也缺乏理论深度，没有确立起很好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缺乏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系列性的研究范例，难以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给予有效指导，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的发展水平受到了很大制约。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上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不断地传播到国内，一些在国外一流高校受到社会科学系统训练的学者回国，引入了新的学科理念和科研方法，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管理和政策问题，促进了国内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向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博士教育是学科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进入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博士学位点、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博士学位点在国内一些研究重镇陆续设立。如1990年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国务院学位办于1997年颁布、1998年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为公共管理学下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1998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批首批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为加强对教育经济与管理问题的研究，教育部和当时的国家计委于1999年批准北京大学设立教育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下设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是教育经济、教育财政和教育管理。

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科学界对国外相关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的经典名著与前沿著作进行大规模翻译和介绍，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国内，这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一些学者尝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的现象和问题。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管理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管理学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母国光和翁史烈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教材就有专章论述“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应用”，认为以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已不适应变化和发展了的情况，在科学管理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组织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的主派”。薛天祥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修订其高等教育管理学教材：其于1990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管理学导论》提出“经验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问题，试图摆脱20世纪80年代以经验体系为主的教材，思考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体系；1997年和2001年的教材版本在保持原体系的基础上大量吸收现代管理学特别是组织理论的内容。这一时期，在对组织理论进行大量的、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而形成的著作中有代表性的是吴志功于1998年出版的《现代大学组织结构设计》一书。

北京大学闵维方学术团队的成长和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视野和研究路径，带来了新的风气。闵维方在斯坦福大学系统地学习过组织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回到国内，到20世纪90年代时已成为北京大学教育学科的带头人，他于1992年出任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于1999年担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20世纪9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教育经济研究所讲授“组织理论”“教育经济学”等课程，系统引入西方组织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工具和框架；他开设的“教育研究方法和过程”课程特别强调实证研究的价值，强调方法论意识，更加重视对理论和形式化问题的思考，反映出与传统教育研究思维体系的重大不同；他开设的“教育统计和SPSS软件”课程为计量方法的系统运用提供了有效工具；他提供的方法论训练改变了“长期以来整个中国教育研究重观念、轻方法以至于完全没有方法论自觉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闵维方和他指导的研究生持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投资体制、高等院校系和专业的规模效益、高等院校的规模效益、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开辟了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视角。闵维方团队的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有着紧密关系，特别是关于高等院校规模经济的一系列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尤其是高等院校规模的扩展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确立了2000年之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取向、路径和风格，刘献君以此认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偏重于宏观政策。

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据蔡克勇统计，1990—1997年公开发表的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论文就有1233篇，专著388部，这远远超过第一阶段的成果（论文711篇、专著86部）；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中心)设立,到20世纪90年代末数量已达七八百所之多。汪永铨认为众多机构的设立标志着“高等教育研究有了自己专业工作的正式组织”“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分工,一种专门职业。我们把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这种总体状况看作是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制度化’的状态”。

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团队率先尝试在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理论指导下开展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证研究，在高等教育学术界起到引领作用，推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向实证化方向迈进、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研究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但受限于当时的教育研究经费投入（“九五”期间,高等教育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共135项,其中只有47项得到政府拨款,平均每项每年只得到研究费3442.6元），从全国来看，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方式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普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学科发展思路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上，高等教育管理学科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基本范式得以确立。特别是在国家还没有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就于2003年率先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设立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招收高校中层以上管理干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在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与其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在职博士生的培养，一方面可以提升高等教育管理干部的水平，另一方面则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有了更多了解现实问题、关注实践的机会，有效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建设。

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会。2000年10月，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率先成立教育学院；同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也在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教育科学研究院。2004年，厦门大学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教育研究院。2009年，清华大学在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教育研究院。大学设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由所升格为学院或研究院后，其研究范围大大扩展，研究实力也得到了增强。与此同时，一些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如北京大学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一些大学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如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获得了国家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随着国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大量引入，以及新一批高等教育管理学者的成长，特别是受到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扎实系统训练的学者不断进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21世纪头十年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范式得到越来越多高校和学者的认可。这十年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化在20世纪90年代开风气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21世纪的头十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将研究方法课作为全院研究生的必修课，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不断加强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训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时任常务副院长陈学飞将北京大学团队的研究特点概括为六种意识，即“问题意识”、“理论意识”、“方法意识”、“历史意识”、“政策意识”和“国际意识”。闵维方和丁小浩于2005年在《重视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规范化》一文中谈道：“在教育研究界，北京大学的教育经济和管理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的主要表现是注重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规范性、系统性及科学性。”

围绕着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形成了三个理论来源不同、研究角度不同，但又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团队。教育经济学研究团队继续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管理问题，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与支出结构、高校收入分配制度变革与教师工作业绩的关系、大学内部的财政分化等。组织管理研究团队在21世纪的头十年间有所扩大，明确地将高等教育管理的理论基础定位于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体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相应的组织与制度的变化上，更多地采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组织制度理论来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实践；该学术团队在探索搭建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桥梁的过程中开设出一系列课程，如“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基础：社会学视角”“组织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组织、制度与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与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等。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团队在这十年内基本形成并获得发展，相继开设出“教育政策研究基础”“教育政策理论”“教育政策案例研究”等课程。

在这十年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三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团队在一流大学建设、研究生教育制度、民办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教育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闵维方的《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陈学飞的《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阎凤桥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特性与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聘用制度》等。研究生教育制度研究得益于国务院学位办的多项委托课题，学术团队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78—2003年间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后又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对博士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研究。相关成果集中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和《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等著作中，也体现在相关文章中，如《我国高校博士教育扩散、博士质量分布与质量保障：制度主义视角》等。民办教育研究领域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团队这十年间关注的重点之一，2003年出版的《中国民办教育组织与制度研究》汇集了当时北京大学研究团队主要成员从组织与制度角度研究民办教育的成果。这一时期围绕着民办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的研究成果还有阎凤桥的《民办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试析我国民办学校的产权形式和治理结构——基于对非营利组织特征的分析》《中国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形式及国际比较》，以及郭建如的《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民办高校的组织管理特征——以陕西民办高等教育为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多维度分析》《陕西民办高校的组织转型——以四所民办本科高校为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学飞学术团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明确将“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作为基本研究范式，倡导案例研究，先后进行公派留学政策、退伍军人资助政策、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独立学院政策、研究生教育管理政策、高校学科基地政策、高校重点建设政策等的案例研究。通过这些案例研究，研究团队确立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发展方式，对国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

这一时期，国内其他高校的学者围绕着高等教育大扩招、高校分类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质量保障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取向。

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的兴起是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向国内介绍美国的院校研究，包括院校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发展特征与职能，但因为国内高校的自主权严重不足等限制，院校研究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成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开展院校研究，并于2003年发起组织全国第一次院校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7年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倡导以案例研究作为基本方法推动专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相关书籍，如《院校研究译丛》等，出版了院校研究教材，并在2009年后陆续推出多辑《中国院校研究案例》。在人才培养方面，华中科技大学还专门设有研究生层次的院校研究方向。

刘献君认为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一部分，“院校研究是把高等教育研究和现代管理研究的成果运用于高等学校管理，通过提高和改进高等学校管理以推进学校建设和发展为基本目标的研究”，“院校研究是行动研究，以实践取向为主，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研究，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应用研究结果的人；研究情境为实务工作情境；强调解决问题的即时性；行动研究所获结论，只适用于特定实务工作情境问题的解决”。刘献君后来将院校研究定位于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和应用研究。他认为院校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发展理论，一般也不涉及实践开发研究。就研究的学术领域而言，院校研究是应用研究。

总的来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化建设的关键十年。在这十年内，无论是学术取向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还是应用实践取向的院校研究都获得了重大发展，找到了各自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发展路径，并通过大量对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和现实问题的扎扎实实的研究确立起基本研究范式，覆盖了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各个方面和主要环节。同时，高等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探索取得重大突破，教育博士在2007年获得国家认可，正式成为一种新型的专业博士类型。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高等教育也从前十年的规模发展转向了内涵发展。一方面，国家更加强调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高校分类发展，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特别关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学生的发展，以建立与产业升级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国家对外开放力度更大，年轻的学者受到了更好的学术训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了以深化和规范为特征的阶段。

在高等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方面，教育博士项目被正式化，并得到了扩散：从2010年开始，北京大学等15所高校正式招收教育博士研究生，2017年，又有12所高校获得招收教育博士的资格，这样共有27所院校可以招收具有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进行博士层次教育。在研究范式方面，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开展的实证研究范式在教育界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和普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认为“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发起“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发布“加强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宣言，并从2015年起连续举办“教育实证研究论坛”。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更广的范围内被接受，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进入了深化与规范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定量研究或案例研究分析高等教育管理实践，而不再只是根据某些理念、常识或管理经验随意发表看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对教育发展有了新的期望和要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教育部于2011年7月颁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于2013年9月颁布《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5年）》。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章程制定的重视，相应地引起了学界对大学章程和与之相关的大学相关群体权力关系与大学治理的研究。2011—2012年北京大学张国有团队组织翻译世界著名大学的章程，形成包含53部大学章程及行政规章的《大学章程》丛书，计3000多页、378万字，为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张国有在组织翻译和制定北京大学章程的过程中对大学理念、章程和治理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大学的规则体系是大学“法规原则”与“大学行为”之间的桥梁，大学治理的依据实际上是大学的理念和规则体系，而理念与规则体系是由使命理念、基本规定和具体细则构成的，并编有《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一书。

同期，围绕大学治理、大学的自主权以及内部的权力关系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张德祥基于政策变迁分析了国家主导下的大学治理变迁史，认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与监督等构成中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内核，提出我国大学治理应处理好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学术与行政、学校与院系、大学章程与学校制度、办学自主权与治理能力、治理与管理、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八个方面的关系；并对大学的自主权、大学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对大学教代会的制度及作用的发挥进行了分析。国家在推动大学章程制定的同时，也很关注大学内部二级学院的治理。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发布，批准北京大学等高校“设立试点学院，开展创新人才培养试验”；教育部于2011年启动试点学院改革项目，在全国首批17所高校试点学院推行综合改革；2012年11月《教育部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颁布，试图推动学院层次的内部治理机制改革；2012年教育部提出，“优化校院两级学术组织构架”“推进教授治学，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二级学院治理问题也成为这个时期讨论的热点，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高校获得空前的办学自主权；但大学是否有能力承接这些自主权，以及自主权的获得对大学的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还需要进行仔细观察和大量实证研究。

在高等教育治理方面，民办高等教育是这十年间被给予特别关注的领域。于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2013年、2016年经过两次修订，2016年修订后的版本于2017年9月正式实施，相关实施条例送审稿在2018年公布，引起社会热议，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多讨论。

高校管理特别是高校组织制度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变化引起的，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在不断地进行着分化与重组。在高等教育体系分化与重构过程中，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与分类发展是核心内容。2006—2011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高职示范校项目和高职骨干校项目，推动大专层次院校由学科式教育向职业教育发展，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工学结合成为基本的办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相应地，高职院校的结构、组织制度，大学与企业、行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13年以来，教育部推动本科层次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建立在产教融合、校企结合的基础上，这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地方本科院校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国内相关研究团队对此开展了系列研究。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教管理研究团队2010—2015年重点研究高职院校培养模式与组织转型的关系，探讨这些大专院校是如何成功地转变为高技能人才培养学校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郭建如的《项目制下高职场域的组织学习、能力生成与组织变革》、《高职示范校的组织学习、组织防卫与纠错能力——基于高职示范校C校的案例研究》、《院校培养、企业顶岗与高职生就业能力增强》以及《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与政校企合作机制——对浙江省高职教育资源获取的制度分析》等。这些研究既关注培养模式与学生发展的关系，也关注培养模式与组织制度变革，特别是与高等教育体系重构的关系。这些研究尝试将教育经济学对就业和实习的持续性研究、院校影响与大学生发展领域对大学生参与和能力提升的研究以及组织制度理论对高校组织管理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2015年以来，随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一些学者采取相似的研究思路，开展一系列实地调研，撰写相关案例研究，在一定数量案例研究基础上开展问卷调查和量化分析，探讨地方高校转型的效果。在研究过程中，其同样以培养模式变革为中心，一方面讨论培养模式与学生能力素质提升的关系，包括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等；另一方面则关注培养模式改革与高校的组织制度变迁的关系，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探析》《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基于多层模型的分析》等。

2017年以来，“双一流”、“新工科”和“卓越拔尖计划”2.0版相继提出并实施，特别是“新工科”和“卓越拔尖计划”2.0版都强调在产教融合、校企结合背景中培养人才，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学者已开始关注到这些人才培养方式改革项目所引起的高校组织制度的变化以及高校与外部环境关系的重新构建问题。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出现，高校管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改变。高校管理数据不断增多，高校内部逐渐打破孤岛现象，实现数据共享，这为院校研究的开展和学生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机会。院校研究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大规模发展，一是因为高校自主权不够，院校研究需求不足；二是因为长期以来，高校信息化发展不足，或者是各部门自我封闭，数据不能共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放管服”改革提出后，高校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无数据可用的问题，大量的管理数据开始涌现，这为院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

在国外，“院校影响和学生发展”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研究路径和分析工具。在国内，这一领域在最近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后，本科教育和学生发展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团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团队都非常关注本科生学习问题，立足于本校，希望将研究扩展到全国。学情调查，特别是立足于所在高校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院校研究的一部分。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研究者可对在校生学习行为进行实时跟踪和分析，可将高校教学部门记录的在校生学习信息以及学校其他部门的学生信息整合在一起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在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多成果。但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管理更明显地受到四大因素影响：国家对大学治理能力提升的要求；人才培养方式变革；产教融合、校企结合背景下高校资源环境的变化；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大数据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目前来看，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学者对前三个因素的影响有了较多研究，而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带来的冲击虽有关注，但较深入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文章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及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学科识别与界定阶段、探索性发展阶段、突破性发展阶段、深化与规范发展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代表性机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著作以及每个阶段重大的现实问题及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与评述。文章试图从对历史的梳理中找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的脉络与内在逻辑，发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判断。

首先，随着更多学院、研究院等的设立，更多学位点的布局和更多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已从自发的“非制度化”状态转向了“制度化”状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无论是基于理论发展的研究还是基于应用的研究，都获得了长足进步，确定了相关的研究风格、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在研究风格和研究范式的确立中，国内重要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以及相关的学科带头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次，从四个阶段的发展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是同中国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通过关心和回答不同时段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提出的问题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离开了中国高等教育丰富的管理实践，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不能就管理研究管理，高等教育管理问题是在特定的任务、特定的目标和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如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不仅会引起教与学的组织方式和流程的改变，也会引起相应的高校人事、科研制度、激励机制以及校系两级关系的变化等。同样，应用型本科建设强调的专业集群建设、“新工科”强调的学科交叉与融合都涉及高校组织制度的重大调整与变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只能在解答不断发展着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问题中获得发展；脱离这些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情境，空洞地谈论管理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要处理好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关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立足于研究领域不断深入拓展，不能为建学科而建学科，应鼓励基于不同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管理问题，从而发展不同视角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路径和风格，如高等教育管理的经济学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的社会学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的政策学研究等；鼓励高等教育管理不同领域研究的专门化，如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组织制度研究，院校影响与学生发展研究，领导研究，决策研究，战略规划、政策、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等。在前两个十年中，部分学者为建学科而建学科，编辑出版多种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教材，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学科发展局限在管理学及其“三论”的理论指导上。在后两个十年中，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定位于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管理学也是基于基础学科发展起来的应用学科），研究方法采用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范式，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领域几乎都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并进一步专门化，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大大冲破或冲毁了早期教材所设定的知识框架；几乎每个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研究领域、每种主要的研究视角都可以编写出专门的教材。

展望未来，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存在着很大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高等教育管理作为行政部门（政府或高校、院系等管理部门）对高等教育活动施加影响的方式和过程涉及规划、领导、决策、组织、政策、人员选用、资源配置、激励、管理技术、效率与效果的评价等环节或要素，对每个主要管理环节或每种重要管理要素的研究都可以发展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就专门研究领域的发展来看，目前国内对大学领导与决策的研究还相当不足，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少。第二，就研究方法看，无论是以理论发展为目的的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案例研究方法都得到较多强调，如院校研究、政策研究、组织制度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间都非常重视案例研究；相对来讲，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定量分析还显得比较弱。第三，从对基础学科理论的应用看，教育经济学近些年更多关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对高等教育管理问题深入的研究较少，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对组织经济学研究成果吸收也相当不够。第四，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不断涌现出来的高等教育管理数据开展相关研究，学术界还需要进行更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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