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简草书与章草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

我们在秦简上可以看到战国末到秦代一部分草写情形。里耶秦简有不少草率书写，含约省、合并、连缀等手法，还有变曲为直、为求快捷而形成的短厾笔、弧形笔等等。里耶秦简以外，云梦睡虎地M4两枚木牍家信也是逸笔草草；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书写速度也很快，其中曲弧线型与汉简草体相类。里耶等秦简上的潦草字迹可视为汉代简牍草书的先期形态。从文字演进立场看，潦草书写乃活跃的流变载体，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书写性简化的各种特征，笔顺、笔势、笔画组构以及字形等的变异，积微成著，引发字体演变；从草体点线形变看，秦简草体发展到汉代草书属自然传承演进。如丛 文俊先生指出的：“西汉以后，潦草化倾向的快速发展，致使草、隶二体分途，工整者日趋成熟的隶书式样，潦草者不断省并牵萦而近于章草，书体形象正与前期相反。由此可见，隶变前期的潦草化倾向对于破坏古形、加速隶书体的演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虎溪山前汉简

二

西汉草体可分为“简约草体”和“含波挑的草体”两大类，章草主要由后者演变而成。前一种“简约草体”的特点是，草化不甚明显，结体自由随意，形体无定则，不重波挑，也即《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说的“早期草书”之主体，如汉武帝前期的“走马楼西汉简”（2003年出土）中的“五年九月丙辰朔丁丑”等简书即体现着这些特征，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一书中称之为“汉代草书”或“一般的汉代草书”，该书认为章草是“汉代草书”的一脉，章草以后，“汉代草书”依然存在，并有向今草过渡的迹象。本文所指“简约草书”也指这路草书，但不认为其演变为章草。后一种所谓“含波挑的草体”较多波挑磔角类笔画，时显波势与横势，字间鲜有纵向联系，其演化中不断补入规范性技法，且有意识地靠近正体隶书，遂发展成西汉后期的章草。近年出土的西汉初期的虎溪山、谢家桥、高台等简书中均有草率倾向，虽算不上典型草体，但也可窥探西汉前叶简牍草体发展情形，其中“虎溪山简”可看作西汉初“含波挑的草体”一例。这类草体在目今所见西汉简草中占优。西汉“简约草体“和“含波挑的草体”在演变中都不断加入新草法、新书写因子，且相互作用、影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以上两路草体在西汉中后期持续发展，富含波挑的一路在与正体隶书（此期汉隶已形成）相互作用中日益规范化，约定俗成一套技法程式（尚未完全规范、定型），于是我们在西汉末尹湾简《神乌傅》《集簿》、东汉初居延简《误死马驹册》等墨书上可以看到该路草体的进展情况。这几例汉简草书即可代表西汉末东汉初章草在日常书写中的样式。其特征：

《神乌傅》

一是《误死马驹册》《神乌傅》式的章草具有典型性和运用的普遍性。理由有三：其一《误死马驹册》与《神乌傅》写法颇近似，包括草法、结构、用笔甚至线型；其二，两作时间相距三四十年，地望相隔不啻万里（一为西北边陲，一为东海之滨），风格却惊人相似；其三，两作文本性质不同，一为公文，一为文赋作品抄写，这些都表明这种草法（或可说是西汉末典型章草技法之一种）在当时日常书写中广为应用。

（东汉）误死马驹册

二是章草在西汉后期已约定俗成为有一定成熟度的技法，可归纳为：

1、左右双曲或左直右曲线式、笔势。可概括为“（ ）”、“ㄥつ”线型，即左右钩连环扣的笔势，其中又以字右部“つ”、“）”型弧转最典型；

2、大波磔间或出现，即使波磔笔不显著，横向笔势字势也是普遍的；

3、主横画常左轻细、右重粗，尾部不拉出磔角；结字较松散，点画结构等虽具一定格式，但不很固定，一字多形多构的情形普遍，字体变异潜质很大。

4、隶变时期的草写以直折为主（以求解散篆构），西汉初以来的草写却转而以弧势圆转来追求效率；字体演进中，弧势曲笔乃草率书写的主流，因为这样写更便捷，草写中，弧势曲笔为代表的右弓形弧笔在章草中大放异彩。

（西汉）马圈湾汉简中的章草

三

东汉草书承西汉而来，仍可大体分为两路写法：

第一路是章草系统。劳榦先生称：“章草是在隶书通行的时代使用的，多少总会跟着隶书走。”章草形成过程中，除了社会实用层面的改造之外，书写精英及文人士大夫参与整理亦不可忽视（这种规范整理活动可能不止一人一时）。史载后汉士人书家多善章草，他们高超的书写技术使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章草（如汉简草书那样）逐渐规范化、美饰化，前汉一字多形多构的情况减少了，同时，隶书波磔类笔画较多加入章草中。到东汉后期，章草进一步程式化，并继续与隶书正体甚至与早期楷书相糅融，以致形成后来皇象《急就篇》、索靖《月仪帖》等章草样式，其特点是波磔锐利、银钩虿尾、亦章亦隶亦楷，后世人们因未得见两汉简牍草书墨迹，遂以这种传本魏晋章草为章草楷则。

第二路为西汉简约草体的发展。这种草法不断吸纳新的书写技术，然而不太注重向正体隶书靠拢，因而少有波挑类笔画，也不甚关注点画细节的修饰，结体较松散，只追求简约流便，且日益强调纵向牵连意识——这种特质颇像东汉俗写隶书（新隶体）的精神，一切以便利、快速、实用为指归。这路草书呈现了多姿多彩面貌，早期今草因素亦骤增其中，新莽时的“王骏幕府档案”、建武间的“寇恩事册”、永元间的“兵物簿”等均可归于此类；至东汉后期“致尉曹吏书”、“高翚简”、“东牌楼简”等，早期今草已较具规模了。所以东汉末已成气候的早期今草的主要来源是汉代简约草书。

不过应该看到，两汉草写情况十分复杂，常常不能明显地区分出草书类型的归属，这脱不开字体剧烈变动的大背景。陆锡兴先生曾分析：汉代草书有很大的灵活性，草字的写法不能保持完全一致，一字多种草法；应用上也有很大的任意性，有草行夹杂现象，甚至一字内也有草行相间的情况。直至东汉末亦如此，如东牌楼简中的草体，既有极少量的纯章草，也有数量占优的早期今草，今、章相杂于一作、一字者也不在少数。这种文字书写形态的复杂性正是两汉日常书写之常态。本文将汉代草体强分两路，实在是应考察研究之需要，在具体墨书分析中则不能做固定的、机械的认识和判断。

（东汉）甲渠侯官粟君所责寇恩事册

四

综上，两汉草书或可大体分为两路。其中简约草书是后来早期今草塑成的平台。富含波势磔角一路草书则在西汉后期约定俗成为章草、即目前所见部分汉简草书模样，这种章草具有技术的初步固定性以及典型性、普遍性，书写精英们对章草规范功不可没，到汉魏间，章草走向极度程式化，同时期的新体——今楷因素亦融其中，形成我们熟悉的传本章草的模样。就今天章草创作者而言，面对两种章草系统，一是汉简章草墨迹，二是魏晋传本章草，前者墨书资料丰富，笔墨多姿多彩、不拘一格，后者形式固定而程式化，显然前者更富有研究和借鉴创变的空间。（（刊于《中国书画报》2014年第84期第6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