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形象的三个制造者(1)

　　汉武帝一生，开疆拓土，耗尽民力，声名不免有些瑕疵。已故的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在名作《论“轮台诏”》中发现汉武帝晚年由“崇武”转为“守文”，发罪己诏，使汉朝免亡国之祸，仍不失为明君。该文论证严密，框架精巧，发表以来，获海内外学人的认同，几成定论，其结论在各类大中学生教科书里和影视作品里都被采纳，影响甚大。要想挑战这样的一篇名作，乃至于挑战学界已然形成的一种共识，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要勇气，敢于拿出自己的材料和论证；二要底气，拿出的东西得是站得住脚的。这两点，辛德勇教授都具备，作为研究古文献学的专家，他历时五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几乎翻遍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一路爬梳辨难，写成了《制造汉武帝》一书。据他讲，这本书在2014年便已完稿，在联系出版的过程中颇费了一番周折。该著在2015年面世，对史学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件颇富冲击力的事。

　　很少有人能真的将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是最有权势的帝王亦复如是，他们可以掌控人的生死，但却难以把握后世对他的评价，一位有幸名传后世的帝王，即使在千载之下，也难逃口舌笔墨之灾。

　　辛德勇的小册子《制造汉武帝》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开了古人是如何出于个人意志和政治的目的而制造出一个他们所“需要”的汉武帝形象，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历史史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确实隔着一层厚厚的时间纱帐，这层纱帐既可以视为一种遮蔽史实的障翳，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而正是这一空间，给每一个时代提供了“制造”历史的可能性，历史也因之变得丰富多彩，这种制造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用侦探小说手法进行知识考掘

　　田余庆先生一向有史学界侦探之美誉，应属神探一级。辛德勇先生竟然从这个神探的逻辑里发现了漏洞，而且是致命的漏洞——史料的真伪问题。若想驳倒田先生的观点，仅此一点就足够了，但辛教授并未停下脚步，他进一步追溯史料错误的源头，一头扎进自两汉到明清的浩繁的文献之中，穿梭于史学、经学、考古学、文学多个领域之间，严格遵循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在资料空白处，选择最符合常理的推论，最后他考掘出了汉武帝形象的三个制造者：王俭、司马光、田余庆。因此，《制造汉武帝》与其说是对田先生的观点提出挑战，毋宁说是在继承田先生方法的基础上对制造汉武帝形象这一历史问题的知识考掘。在此过程中，辛教授厘清了《资治通鉴》这部著作的史料问题——司马光编著时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我们得到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常识大不相同。他还给《汉武春秋》这本残卷的作者提供了合理的推论。这两处堪称是此书的两大亮点。

　　读这本书就如同读一本侦探小说，总是想尽快知道幕后真凶。但是，侦探小说往往用倒叙展示侦探推理的过程，若要更方便地看清真相，还需把内容倒过来编排——这本书也同样如此，请让笔者把三位制造者的制造过程展示出来：

　　王俭

　　始作俑者，游戏之作

　　生活在南朝刘宋萧齐时期的王俭，他的母亲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东阳公主，父亲是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僧绰。宋文帝担心帝位不稳，猜疑宗室大臣，信任小人（如徐湛之）和酷吏（如江湛），残忍嗜杀。太子刘劭不满，多番与徐、江两位权臣发生冲突，以致与文帝关系恶化，不能安于其位。东阳公主引荐巫师给太子。刘劭在宫内行巫蛊之术，诅咒宋文帝早死，事情败露，起兵反叛。此前，东阳公主已死。太子进入宫中，翻出当时的奏折，其中有王僧绰出谋平叛的内容，杀王僧绰。王俭自幼由叔父养大，身处乱局，感于身世，由宋文帝想起了晚年的汉武帝，又不能明言，只得在神异故事《汉武春秋》里塑造了一个“守文”的戾太子的形象和一个晚年后悔冤杀太子的汉武帝形象。

　　神仙家一类的书写作手法与《庄子》相似，多有怪诞内容，常借帝王设喻说理，实本无其事。据辛德勇考证，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的故事可能还有两个原型，一是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惠帝不类己，二是汉宣帝认为汉元帝不类己。这是此书第五、六章的内容。辛教授认可余嘉锡先生的考证：《汉武春秋》的作者就是王俭。这一认可有三个理由，一是文本的特征，二是周树人诸人的论断，三是王俭特殊的身世。第三个理由是辛教授的贡献。作为汉武帝形象的第一个制造者，王俭只为浇灌胸中块垒，游戏之作，应该也无人当真。

　　司马光

　　学问是幌子，方向是庙堂

　　近六百年后，赵宋时代有人“别有用心”地当了真。这人就是司马光。王俭恐怕只是随口说说发发牢骚，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司马光正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编撰《资治通鉴》的宗旨就是有利于现实政治，这个目的与王安石编《三经新意》如出一辙。两人的目标都不是单纯的学问，经学史学只是幌子，根本的方向是庙堂的位置。汉代是帝制辉煌的时代，汉武帝又是汉代君主里的杰出代表，若能将其描述成晚年悔过的明君，必能影响当时的皇帝。可是，关于西汉的史料除了《史记》外，只有班固的《汉书》，这两部书里都没有关于武帝晚年悔过的标志性的记载。有此类表示的只有《汉书·西域传》里“轮台诏”，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司马光的需要。

　　幸好，还有两部关于西汉的小说：《汉武春秋》和《飞燕外传》。尤其是前一部，明确表明汉武帝与太子的矛盾是因政见不同，且晚年的武帝确有悔过之意。将这本小说里关于汉武帝的内容抽出来，然后与《汉书》里的相关内容合在一起进行编排，创造出一个汉武帝形象来。这一次，明君汉武帝的形象由小说入历史，实现了一个飞跃。

　　当然，司马光对历史的“创作”并不止这一例，如为说明“女祸”（红颜祸水）问题，他不惜借用《飞燕外传》里的资料，而《飞燕外传》是一本六朝人的情色小说。道学味道极浓的司马光要在一本情色小说里扒出资料来，无异于从大粪里抠出金子来，当真是用心良苦。为塑造唐太宗爱好和平的形象，司马光借用《贞观政要》里太宗拒绝康国内附的例子。为塑造隋炀帝十恶不赦的暴君形象，司马光刻意选择《大业杂记》里的资料，而对《隋书炀帝纪》与《元和郡县图志》里的记载视而不见。其实，南宋的朱熹、吕祖谦诸人已经看出司马光运用史料主观性太强的问题，后世学人像赵翼、内藤虎次郎、钱穆也有觉察。可是，晚尽以来，号称精于文献研究的学人如崔万秋、王树民、柴德赓等人却大肆宣扬《资治通鉴》的史料功夫如何扎实，如何客观。以至于误导了一大批学人，田余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田余庆

　　认假为真，再做发挥

　　田先生是真诚相信司马光的，在《论“轮台诏”》里他特意为《资治通鉴》的史料问题作了说明。根据《资治通鉴》的描述，田先生认定汉武帝晚年有悔于以往穷兵黩武的政策，“轮台诏”的发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顺藤摸瓜，他发现戾太子为“守文”之主，汉武帝是“崇武”之君，两人在治国方略上有矛盾冲突。戾太子身边多有方正贤良之士，武帝殿上多有功名利禄之臣。当两股势力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就发生了“巫蛊之变”，太子举兵反叛，武帝下令镇压，太子兵败身死。后来经车千秋的劝说，汉武帝痛悔不已，故而下诏罪己，改变国策。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通过解读《汉书·西域传》里的记载，辛德勇发现轮台诏不是政策根本转变的标志性文件，而只是暂时的策略性调整。其次，根据《盐铁论》反映的情况，汉昭帝时代武帝的政策一直维持着，霍光掌握政权，主持武帝财政政策的桑弘羊一直在任。真正的转变实际上是从汉元帝时代开始的。再次，戾太子并非守文之主，戾字的谥号是汉宣帝定下来的，“不悔前过曰戾”。戾太子确实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还举兵反叛，从不曾悔过。

　　作为太子的老师，石德不顾太子安危，只求苟全自家性命，鼓动太子谋反，实为小人。戾太子喜欢《谷梁传》胜过《公羊传》，并不是从理论上的喜欢，以他的年龄（16岁上下），当时恐怕还根本弄不清这两部经书的思想差异。更切近实情的推断是：《谷梁传》所宣扬的理念对地位不稳的太子更有利。此时的皇后卫子夫因年老色衰已经失去了汉武帝的宠信，太子的地位摇摇欲坠。此处辛教授比较细读了三部经书开头的文字，重点解读了《谷梁传》的开头，展示了他在经学方面的修养。堪为全书的第三大亮点。最后，那支玉门花海汉代烽燧的汉简上的汉皇诏书，据考证其作者更可能是汉高祖而非汉武帝。如此一来，支撑田先生结论的几根柱子便全部被拔掉，他所建构的论断也如同空中楼阁一般，轰然倒塌。

　　这便是这本《制造汉武帝》揭示的历史真相：始作俑者是王俭，司马光引小说入史，弄假成真，田余庆认假为真，再作发挥，完成了对汉武帝形象的完美塑造。

　　□刘大木

　　（下转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