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笔谈系列之二】广州大学校训释义

校训，是一所学校永恒的价值追求和办学目标、办学理念，亦是学校文化精神的凝结。

广州大学校训“博学笃行、与时俱进”，其中“博学笃行”一语源自合并组建前的原广州大学校训，原广大校训又继承自民国时期创办的私立广州大学校训。私立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对校训是这样解释的：“校训---博学笃行的意义：世界愈文明，科学愈发达，愈发达则分科愈多，而各科之间，均有密切之关系。是以科学之大凡，不通各科，不能专精一科，纵能专精一科，不能触类旁通，以适应社会之需求，极其量不过成一‘书痞’、‘腐儒’耳。故为学必先之以博，贯通各科，然后由博反约，专精一科，方能致用，否则与不学等耳，此学之所以贵乎博也。笃行则要求有三：诚实不伪的态度；纯一不杂的主旨；沉毅坚忍的精神。”（陈万鹏、庾建设主编：《广州大学校史》，2006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2-13页）其实，私立广州大学的校训是从原国立广东大学（后更名为中山大学）校训演变而来。

中山大学校训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在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写的。校训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校训原文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人要按照自然界“诚”的本性，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修养过程，将自己变成君子，做事不偏不倚、恰当适中。朱熹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5句话的解释是：“此诚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发展《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观点，把学问与立志相结合，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

孙中山先生高度重视教育，亲手在广州创立了一武一文两所学校，武是黄埔陆军军官军校，文是国立广东大学，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造就了大批人才。中大校训继承传统儒学精神，并赋予时代内容，创新了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孙中山提出的“博学”是要学习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具有高远志向和丰富文化知识的人才，把儒家“笃行”思想发展为现代社会实践，反对死读书，要求学生立志做大事，而非做大官。

1927年3月3日，原国立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教授陈炳权先生创办私立广州大学，在拟定校训时即借鉴了中山大学校训，并将其简化为“博学笃行”。1951年，私立广州大学退出历史舞台。1983年4月，广州大学复办，继承了私立广州大学“博学笃行”。1993年，广州市教委发文，同意广州大学与私立广州大学办学历史关系的衔接。

校训“博学笃行、与时俱进”的后一句“与时俱进”，出自知名教育家、原广州师范学院院长陈一百先生。1983年，陈先生为广州师院1983届毕业生题词：“创新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勤厥职，以身作则，教书育人；永不渝，许身孺子，赤胆丹心。”

“与时俱进”的思想可以追述到汉代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称赞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时俱进”概念蕴含了事物随时代变化而相应进步的深刻哲理。1998年广州师范学院成立40周年校庆时，将“与时俱进”正式列为校训词。2000年7月新广州大学组建成立后，校党委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决定分别吸取原广州大学和广州师范学院的校训表述精华，将校训定为“博学笃行、与时俱进”，彰显对自身优良办学传统和珍贵精神遗产的继承与弘扬。

（供稿：广州大学档案馆 吴小强 编辑：杨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