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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的辩解所引起的麻烦（“此处除了史学家没有别人”）在于库恩之前职业史学家已经这样写过科学史了。巴特菲尔德和柯瓦雷（提两个库恩所认可的前辈）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像《结构》出版后所遇到的那样强烈的反弹。可是，库恩的把戏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呀！正如我们所要见到的那样，他的编史学实践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著作家的套路。此外，哲学界对1957年版关于哥白尼革命的论述还是相对平和的。由此可见，对于《结构》争议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将标准的编史学技巧应用于科学史所致。
本文认为，库恩作为史学家并非有意允许他的这些处理和经验的特征进入到他对科学的一般性论述中去。譬如，看一下恶名顶顶的格式塔转换。在《结构》的第一版中，库恩认为在革命期间，科学家经历了某种云翳顿开的体验，即所谓的鸭兔转换。参见 Kuhn (1970a), Ch. 10, pp. 111—135.后来他取消了这一主张，认为科学革命作为社会现象是在长程的历史时期发生的，而格式塔转换则是个人的体验并且是瞬时的。在《必要的张力》前言自传性的文字中，他澄清了这个错误的根源：当史学家通过一种或多种范式转移来回顾某种与我们自身相分离的世界观时，他可以经历一种瞬时的转换。Kuhn (1977), pp. xi—xii.猛然间他发现他自己是在透过亚里士多德的眼睛（或用不同的语法在说同一件事情，他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在看世界。那是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在妄称“自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便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了”之类的事情。对于身临其境的科学家而言，范式转移的两边在他经验的连续体中是密不可分的，这并不否认，譬如说，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相应的世界各方面。将过去分成泾渭分明的“诸世界”仅仅是史学家经验中的一个时刻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库恩在其科学发展的论述中引入了一个作为史学家经验的要素（即格式塔转换），他看到这个错误并将其收回。本文的论题是库恩在科学模型的编史学经历和处理中还引入了其他诸要素，但他却未能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然这样做了。库恩在《结构》中宣称，其目的就是要展现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只能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本文认为，库恩关于科学的概念与他审视过去的方式和他在那里的发现具有同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是智力活动的产物，撰写这些记载的史学家具有各种方法论承诺，而正是这些承诺勾勒出某种粗线条的科学形象。举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上述引语中关于周期性的论述。在库恩看来，“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的周期性来分期”，不过是一种“工具”。因而使用这种工具便意味着承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题，即这种革命性的间断的的确确发生过。激烈的反弹出现在《结构》里而不是在《哥白尼革命》里，其原因在于，《结构》的出版促进了编史学的方法进入哲学理论。《结构》出版以来，库恩及其拥戴者的蕴涵性方法论承诺，凝聚为一种讲英语的哲学家所能认可的关于科学的一般模型，他们就依据这个模型来说事。然而，希望人们不要以为本文试图对《结构》进行一种全面的解读。库恩的科学哲学有许多内容是不能追溯到他的编史学实践的，如关于概念形成的论述，以及他对科学教育那种奥威尔式的观点等。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的解读能够说明《结构》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反应和混乱的原因。
显而易见，我们不得不检讨一下库恩从他的模式里学来的编史学实践，否则在其科学过程的模型中我们就不能将其识别出来。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库恩在哲学家中作为史学家位置的意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确立这样一个观念，他把编史学方法转换为哲学模型基本是未被注意到的一种全然无邪的做法。目前的这个论证部分认为，尽管库恩坚称历史对科学哲学具有戏剧性的意蕴，但是他从未充分澄清过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以此说明这些意蕴是如何形成的。
2．欧洲派的史学家，美国味的哲学家
库恩尽管在不断辩解，但他依然不单纯是个史学家。他的学术人格是分裂的。他所崇拜的许多人物是以鲜明的哲学意图来写历史的（例如，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eg)、梅耶逊(Emile Meyerson)、狄克斯特霍伊斯(E. J. Dijksterhuis)和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的确，库恩在寻求一种关于科学变化的一般模型时，不得不充当一位十足的哲学家，这样才能使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发生碰撞。尽管如此，他还是声称他之所以背上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恶名，是因为他是作为史学家来写作的，而那些声音较大一些的批评却把他解读为哲学家。在讨论人们接受不可通约性的论题时，他宣称“只有哲学家才严重误解了我在这部分所作的论证的意图。”库恩并没有试图精确地指出对他误读的实践者的哲学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库恩在这个语境下所意味的“哲学家”的涵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0年左右，北美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的”（很抱歉我在很宽泛地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形式逻辑是主要的工具，反心理主义是被接受的智慧，而经验论和实在论之间的紧张则是中心问题（在宽泛的意义下，多数批判理性主义者也是“实证主义者”）。库恩对“史学家”的理解更为模糊。在《必要的张力》的第一章中，库恩曾就历史和科学哲学做过对比。然而，他却未能就此问题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部分原因在于他基本是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受到的松散哲学教育是英语传统的。这一点（库恩自己说出来的）妨碍了他把握他所处的历史传统中的学术背景： 对我以及我的历史学同事产生如此影响的各种早期模型的那类历史，是后康德欧洲传统的产物，而我和我的哲学同事却依然没有察觉。Kuhn (1977), p. xv.
这番表白似乎不是什么假谦虚。在《必要的张力》中题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那一章中，可以见到历史所寻求的是在其语境中理解特殊，而哲学则是在任何给定的特殊中寻找一般。
接下来的那篇文章记载了库恩为研究生办的学术研讨班上的这些不同目标的实际后果；在得出这两门学科应该寻求合作而非联合的结论之前，该文对历史说明的覆盖率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种平庸的反思表明，“后康德的欧洲传统”对他果真是一部合上了的书。尽管如此，在拒斥历史说明的覆盖率模型上，库恩卓有成效地抛弃了他已经打算涉足的唯一哲学传统。
任何相信历史可能会有什么深刻的哲学意蕴的人，将不得不学会在欧陆和英语哲学传统之间早就存在的鸿沟之间架设桥梁，对此我表示怀疑。出处同上
当然，库恩的确相信历史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因为他从未在欧陆和英美鸿沟之间架设什么桥梁，所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并没有完全理解他自己工作的逻辑。
正如最后这段引语所表明的，库恩与其哲学批评之间的鸿沟并非完全是历史与哲学之间那样的鸿沟。而是库恩所崇拜的人物——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如巴特菲尔德、勒沃乔伊（A. O. Lovejoy）、梅耶逊、布伦士维格、狄克斯特霍伊斯、麦尔（Annelies
Maier）而最重要的是柯瓦雷］Kuhn (1977), pp. 108—109.——与其讲英语的科学哲学同事（宽泛意义的“实证主义者”）的传统之间的鸿沟。库恩的导师中的欧陆哲学家，更倾向于是史学家而不是偏向讲英语的哲学家，因为并非与历史进行对比，而是与历史主义进行对比。库恩的众神中的哲学家属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思想的某个时期，正如柯瓦雷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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